我做记者12年了，从1991年开始在《中国时报》办两岸新闻。1980年后，麻风病有了突破性的治疗，许多国家将其从一类传染病中剔除，不再对患者进行隔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我随一个慈善机构去大陆麻风村调查采访，第一次进入这个群体。

我以为麻风村是以医院的形式集中收治病人，他们的孩子会被拿出来抚养。但在走过四川和云南的六个麻风村12天后，我看到了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场景。

最让我心痛的是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人穿着体面的衣服，很多人都是裸体的。他们的身体脏得只能看到两个眼球，眼睛是空的。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孩子，在麻风村出生长大，除了集体户口，没有个人身份证。随着麻风病人的命运，他们可以&amp#039;不要离开麻风村。无法学习，有些人不得不隐藏身份，去外地上学。

第一眼看到当地的小学，我很惊讶。两个教室建在池塘旁边。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有十多张破旧的桌子，黑板上有一个都是洞，有70多名学生，只有一名老师。自1986年建校以来，该校十多年来没有一名毕业生，因为师资力量薄弱。#039;文化程度只能达到四年级。我去的时候，唯一的老师要去卖水果。

为了筹钱，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比如为慈善机构卖蜡烛，参加梦想工程比赛，摄影比赛，出书，演讲等等。

2003年，我从报社辞职，成立了中国希望之翼服务协会，聚集了一批长期捐款的爱心人士。我&amp#039;我要感谢台湾省的一所教育机构，那是一所私立幼儿园。几年来，已捐款300多万元。也有少数企业家同甘共苦，一直&ampquot框架&ampquot被我用了很多年。

很难和政府官员沟通，也很难改变传统观念。在台湾省募款时，经常有人问我。quot为什么要用台湾省人&amp#039;帮助大陆人的钱？&ampquot在大陆，人们总是认为动机不纯，暴露了地方&ampquot脏衣服&ampquot。我告诉他们，帮扶是没有地域的，我看到的是人，我帮助的是人。

要建校舍，我去当地政府找过很多次，很少有官员愿意坐下来听我讲5分钟。有时候我兴致勃勃的去，他们却在打麻将。我坐在一旁等待，如此多次，愤怒和失望，发誓永远不再去。但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仍然可以&amp#039;我忍不住再三请求他们，因为他们的决定关系到学校的未来。

曾经我需要水，需要电，需要重要的地方，需要老师，这些东西占据了我过去10年的全部生活。有时我真的感到筋疲力尽。#039;无法继续，所以我把自己关在麻风村。只要和孩子在一起，我就很开心，所有的悲伤和折磨都可以过去。这个过程很苦，但它&amp#039;这是值得的。

大营盘小学从一个只有一名教师和70名学生的教学点，变成了一所拥有12名公办教师和300多名学生的普通小学。邻近五个麻风村的孩子来这里上学。大营盘小学是中国第一所建在麻风村的正规学校，我的第一个梦想实现了。

第二个梦想是建一所初中，我们还在为之奋斗，因为我们可以&amp#039;不要总是找不到老师。两年前，政府出资建了三栋楼，只要有老师，就可以开课。如果今年9月份没有更多的老师，学校大楼就又要空一年了。现在我还在担心这件事。

我的第三个梦想，也是最后一个希望，就是孩子能走进普通人。我让第一批初中毕业生进了我哥在青岛开的工厂。

这两年，有些孩子已经在学校走了一半，最后11个人已经毕业，报名成为正式员工。如果他们做得好，他们已经可以每月获得4000元工资。

麻风村的老人会认为&ampquot张阿姨是个疯子，是个坚强的女人。quot

我&amp#039;我是个笨女人，遇到问题只会用最笨的方法。一路走来，我陪在孩子身边，看着他们长大。感情越深，越能看到他们最难的地方，会舍不得离开。只有和他们走在一起，我才能踏实。

我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在大陆。我的老师是一名医生。他对我说&ampquot你真大胆。quot。事实上，我&amp#039;我也害怕。我&amp#039;我是一个爱美的人，我&amp#039;我害怕生病。有时候在村里被跳蚤、蚊子或者湿疹咬了，会紧张。但是我想我&amp#039;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我能克服内心的恐惧。

我也带自己的孩子去麻风村，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着一包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们认识各种恐龙。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每年都做志愿者。希望他们能学会与人沟通，爱别人也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