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虽然有缺陷，但仍然是最公平的方式。1983年，15岁的蒙古族男孩白岩松进入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第二中学，成为一名普通的高中新生。他8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弟弟。他对当时生活的记忆是“每年冬天都很冷”。十年后的1993年，25岁的白岩松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工作，成为第一位登上《东方时空》的新闻主持人。四年后，他主持了香港回归大型直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型新闻联播。他站在了令世界瞩目的舞台上。后来，他成为央视的“著名演讲家”，成为粉丝无数的全国知名主持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故事怎么可能成为现实

新京报：你还记得你的高考成绩吗

白岩松：483分，当时我以三十多分的成绩通过了重点线。当时你首先要检查你是否通过了重点，还有你是否通过了重点，是否可以进入你的首选学校。所以我记得更清楚。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北京广播学院白岩松：这是一个偶然。我觉得人的命运确实有很多偶然性。我妈妈是一名老师，她的一个学生比我早两年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我高考那年，这个学生来我家拜年，我听到她和我妈妈聊天，说广元多好，比如考试很容易通过，课外书总能看。我当时就想，嘿，这个学校不错。后来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学校确实不错。从那年春节开始，我决定参加北京广播学院的考试。新京报：就因为“考试容易通过，所以就一直看课外书”

白岩松：当然我还是想学新闻专业。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想读新闻专业，当时最热门的是法学和经济学。我们俩的名字里也都有一个“松”字。另一位名叫刘劲松，是一名女孩。我们两个也互相分配了。我说我喜欢广播电视，你喜欢写作。那你拿全国人大，我拿广元书院，避免我们两个竞争。后来她去了人大，我去了广电学院。她的分数应该也会更高。我认为这是放弃有趣。新京报：还记得考试时的场景吗

白岩松：我参加了几次考试，大部分都是第一个投稿的。我妈妈回来问我数学成绩是多少。我说别着急，肯定是110分，当时满分是110分，分数下来的时候，居然是90多分，就是因为马虎。我想我因为自己的马虎，高考至少丢了二十分，但这已经足够了。新京报：如果再给你100分，你还会选择北京广播学院吗

白岩松：还是一样。即使我各科满分，我也会选择广播学院。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人们对于名校的概念并没有那么强烈。我老婆也是广播学院的，比我低三年。她是江苏省尖子生、镇江市文科尖子生。她可以选择有所有的sch她在中国的成绩很好，但她报考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分值高很多。我的同学考上了北大历史系，但家人觉得他实力弱，希望送去军校接受训练。于是他放弃了北大，去了廊坊的武警部队学院。一学期下来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你觉得他有受益吗

但这是否也意味着当时人们更注重选择自己想去的学校和专业呢

与今天不同，变成了“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我必须去这个学校”。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些扭曲。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

白岩松：我哥哥1979年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给我带来了很多关于外面世界的新鲜信息。我当时就有这个概念。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很重要埃格。其实我现在也有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不认为上大学是一个学校围墙内的概念。如果你最重要的四年成长仅仅局限于这所学校的围墙，那就太可怕了。所以你居住的城市很重要。新京报：你高中的时候一定很努力吧。白岩松：我们高考的时候，前两年上高一、高二并不是那么急。我已经决定要读文科了，所以高一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在混日子，高二的时候这种惰性还在继续。当你到了高中高年级时，你就不再拥有平时一起玩的人了。大家都在学习，你该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我必须上大学了。如果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北京新s：为什么说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呢

白岩松：可能和我自己的家庭有关系。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大学生。我哥哥1983年大学刚毕业，我们没有任何联系。我的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师。我父亲于1976年去世，母亲独自照顾我们两个人。路在哪里

新京报：你认为大学对于你和你的家人意味着什么

白岩松：我爸爸是他们所在地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是纯种蒙古人，连汉姓都没有。我的“白”是“孟曼家族”给我起的姓，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20世纪50年代，我父亲成为他所在地区第一个通过考试的大学生。他从通辽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我的母亲是她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她遇见了我的父亲并生下了我。北京新城ws：进入大学感觉如何

白岩松：在大学里，我不仅学习，还研究人。那时，我们有很多讲座。我们粤院很活跃，各界人士聚集在一起，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如果说我要感谢大学，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必须独立思考。新京报：大学里你和同学聊什么

白岩松：我在高校讲课，很多人不相信我。说实话，当时我躺着说话的女生比例很低，而且说的都是酸话。同一个话题，因为理念不同，我们可以争论一整晚。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谈论的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美女，而是现在常说的所谓诗与远方，缘分。这个的国家，以及你想做什么。我感到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是，我在大学度过了四年，把时间浪费在许多美妙但无用的事情上。交谈、争论、大量阅读、四处闲逛、听讲座和歌曲。比如我组织了广州大学第一届书展和第一届体育节。我在学生会任职，和同学们“承包”了图书馆一年，然后雇人讲课。事实上，这些活动在今天看来毫无用处，但它们却造就了现在的我。新京报：你对高考非常感激。白岩松：我特别想讲一件很遥远的事情。1997年2月19日上午，我和刘纯在广州采访。那天，刘春在睡梦中突然把我推醒，“严松，严松，起来吧，小平死了！”我连忙起身，我们两个就出去买报纸了。广州的传媒非常发达。在六点或者七点，我其实可以买已经出版的报纸。当时我们正在做《新闻调查》，有采访。我们压缩了工作时间，一上午就全部完成了。当天下午我们抵达深圳，向邓小平遗像献花。当时，我们看到鲜花被一朵一朵地拿走，因为献花的人络绎不绝。然后我们跑到深圳植物园，在他种的树下献花。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心底里感激老人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个更宏观的问题，那么光是恢复高考就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住在中国最北端的城市海拉尔，邓小平去世时我在广州，几乎是中国最南端的城市。这么大的跨度，意味着生命的直径变大了。你从来没有想过不过，不就是因为高考吗

邓小平上台后恢复高考。我心里的感激之情非常强烈。新京报：为什么你的感受如此强烈

白岩松：中国流传着一句话，“国家兴衰，匹夫有责”。其实我觉得恢复高考中间应该加上四个字，“国家兴衰，学生有路，人人有责”。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更是几代中国人的公平、尊严、梦想。新京报：您把学生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放在同一水平上。白岩松：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对我来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重读了一遍s年。当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竭尽全力攻克南京、消灭太平天国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乡试，即恢复高考。曾国藩出生于湖南偏远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正是因为清朝的“高考”，他才有机会成为德高望重的大臣。他深刻地理解乡试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对于当时的朝廷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攻克南京后，又恢复了中断了十二年的乡试。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我理解他的心理。那么换个时代，恢复高考岂不是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吗

恢复乡村考试。民族命运，匹夫有责。如果学生没有出路，岂不是每个人都有责任不是一句空话吗

无论是过去延续数百年的宫廷，还是今天的现代国家，只要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和学生提供一条相对公平的道路，就不会太糟糕。如果这条路被堵住，梦想就无法实现，尊严就无从谈起。因此，我认为恢复高考的核心是“国家兴亡、家庭兴亡、学子各有路、人人有责”。我故意断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家。新京报：每年高考期间，媒体都会披露有多少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白岩松：我关心的不是那些因为有条件出国或者在家族企业上课而放弃高考的人。我付出什么关注的是那些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而害怕上大学而放弃高考的人。我们广播学院1985级，多年来每年资助十几名大学生。一开始我就觉得传媒大学的贫困生很少，想学传媒的家庭大多条件都不错。但当我们真正了解之后，却发现我们的想象太过乐观，贫困家庭的学生还是有很多的。新京报：您是怎么想到这样做的

白岩松：国家做国家做的事，人民也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能让没有能力上大学的孩子上大学。我总是对那些获得奖学金的孩子说两句话：第一，你的贫穷是你美丽简历的一部分。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做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甚至自卑；第二，不要对我们说谢谢。，以后还有机会做同样的事情。新京报：每年高考，有些中学在媒体上特别出名，比如毛坦厂中学。白岩松：我对一些名校持中立的态度。我不一定要赞扬他们，但也很难直接批评他们。有些中学的门槛很高，很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裕家庭的孩子。想要进去就得请人找人脉，努力工作。没有一定的财富和权力，是进不去的。但是还有一类学校，比如毛坦厂中学，我也无能为力去嘲笑。去年，媒体炒作毛坦厂中学的时候，我就让我们的记者去看看。记者回来改变了我的看法。新京报：哪些观点发生了变化

白岩松：毛坦厂中学的流动家庭孩子比例很大。想想看，能把院墙外的柳树当作神树供奉的人，都不是有钱的父母。想起毛坦厂中学，真让人热泪盈眶。数万人守着公交车送孩子去参加高考。在这样的一波人中，他们靠着普通甚至寒微家庭的梦想，也把梦想寄托在高考上。这是好东西，不要破坏它。新京报记者：但不少专家学者质疑毛坦厂中学，称其为高考工厂。白岩松：不能因为有些图片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就说“你看，你拜神树多傻”、“不就是高考吗”信息

几万人说再见”等等，我对毛坦厂中学有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当你了解毛坦厂中学每个孩子背后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不一定认同教育制度、考试——这里涉及到定向教育等事情，但我愿意用温暖去面对毛坦厂中学，我祝福这些普通的家庭。新京报：现在很多人说高考已经不能改变命运了。白岩松：很多人说那门课现在比较僵化，其实以前更僵化。所以高考真的结束了那种僵化。无论你的身份如何，只要你有可靠的成绩，你就可以随时出去。新京报：但是不得不承认，高考作为阶级晋升的渠道已经变得越来越窄。白岩松：时代已经变了很多，高考已经40年了。恢复高考，过去极其精英的教育变成了普通教育。1977年、1978年高考入学率为56%，现在已接近80%。这差别有多大呢

2017年考生940万人，今年毕业795万人。1977年，仅招收了27万人。我相信，用不了多久，9年义务教育就会变成12年义务教育，高中也一定会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当它成为通识教育，基础变得这么大的时候，它肯定不能像过去那样深刻地改变命运。新京报：您认为录取率提高是好事吗

白岩松：当我们凝视过去高考对人们命运的巨大改变时，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多少没有改变。以1977年为例，94%的w在哪里

何未通过考试

这是否改变了他的命运

至少现在高考可以让近80%的人上大学。即使他们失业了，正在找工作，他们的知识体系和其他方面也会比没有这个知识体系更好。所以并不是他突然变得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基数变得太大，上大学变得非常容易，他不再拥有魔杖般的画龙点睛之力。想想94%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你会选择哪个时代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现在。新京报：您说高考恢复了公平和梦想，但很多人认为高考的某些方面存在不公平，比如按省招生。白岩松：去年有消息称江苏要把部分招生名额让给外省，当时家长就问了t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妻子是江苏人，当时我在南京。我非常明白。这几年我每年都在做高考节目，高考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大的层面来说，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里面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吗

当然有。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公平，就是像河南、山东这些高考大省份面对北京、上海时感受到的不公平。“北京的考生可以凭成绩进入清华大学，但我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才能进入。”新京报：您认为这种不公平现象应该解决吗

白岩松：去掉这个门槛

事实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北京、上海的孩子会受到江苏、河南、山东等高考大省孩子的影响。不幸的是宁夏、青海、新疆、西藏、贵州等地的孩子，上大学变得困难了。算一算。有时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省份划分的门槛确实存在不公平，但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另一种公平就会被消除。原国务委员戴秉国来自贵州大山，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也来自贵州。新京报：我感觉你是一个顽固的高考捍卫者。白岩松：确实，40年前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谈起这件事充满了感触和感慨。高考有什么问题吗

太多了。我有一句话人们总是说。我记得在郑州大学说过，“没有高考，你能打败富二代吗

”钍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虽然高考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它仍然是最公平、最有前途的道路。新京报：那一年的高考，你有什么遗憾吗

白岩松：不后悔。我的第一选择是北京广播学院，我被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