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孙叔敖的妙计

　　春秋时，楚国上下的官员、乡绅以及有身份的人，都喜欢坐矮车。楚庄王认为矮车不便十于驾马，想颁布一个法令，把全国的矮车统一改高，于是将令尹孙叔敖找来商量此事。

　　孙叔敖听完后，说：“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颁布一道政令，那么广大百姓将不知所措，这样实在不妥。如果大王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

　　楚庄王很是不解，问道：“我是想加高车座，这和门槛有什么关系呢?”孙叔敖微微一笑，说：“大王且听臣慢慢道来。在臣说明问题之前，先问大王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能坐得起马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楚庄王不假思索地说：“不是王公贵族，至少也是有身份的人吧。”

　　孙叔敖说：“大王所言极是。正因为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而有失身份。所以臣建议加高门槛，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

　　楚庄王听后大喜，说道：“爱卿的方法真是巧妙啊!”

　　之后，楚庄王就下令，让人们把自家的门槛都加高。这样过了半年，那些乘车的人因为极不方便，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第2、血染万家岭：薛岳灭寇万余，几乎全歼日第106师团

　　1938年秋，发生在我家乡江西省德安县境内的万家岭大捷，作为家乡人的我孤陋寡闻，离开家乡二十年读大学、工作，是1998年在网上读张洪涛先生的《血祭大江》时才知道的，有感于历史的真实感人，又有感于国共两党历史上的斗争以致抗战历史不全面，很想以微薄之力来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告述更多人知道我国八年抗战，国军正面战场上，薛岳将军指挥十几万将士，在万家岭的崇山峻岭之中，是如何围歼一个日本皇军106师团的感人故事。也想告诉更多人，在孟良崮战中被共军击毙的张灵甫将军拐着的腿是在万家岭大战中抗击日军受伤的。

　　八年抗战，中国人赢在战略上。不管是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还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便是最终的胜利是中国。网上有人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如何差，也是对历史了解的不全面所致。中华民族有宽广的胸怀，所以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勤劳的身影，我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夜晚，黑乎乎山林中，想着多年前，许多中国人飘洋过海到此谋生的艰辛，但他们都同当地民族容合得很好。我想日本民族口惠而实不致，有其岛国的狭隘性，到那也不会受欢迎，世界会排斥日本，就象现日本被美国这条大蟒缠着一样，我不知道日本人会不会整天恶梦。

　　言归正传，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薛岳将军雪耻万家岭（摘自张洪涛《血祭大江》)
　　

　　枪炮声在提醒着人们，江南赣北也是战场，只是现在这里正处在一场恶斗后的喘息阶段。庐山脚下，日军第101师团由于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炮炸伤，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新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刚刚摆脱了黄维军数日的缠斗后，又被冯占海、傅立平、何平、陈沛、吉章简等师挡住去路，27师团苦战数日仍无法打破僵局。整个南浔线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

　　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一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武汉蒋委员长：“调不下来。”

　　可蒋介石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蒋介石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蒋介石。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

　　当时，就是蒋介石帮倒忙，他的嫡系桂永清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可事过之后，蒋介石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蒋介石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俞济时象任何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得宠的将领一样，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一来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二来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蒋介石脑中挂上了号。

　　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他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得以紧随蒋介石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1933年他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员长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

　　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蒋介石，竟使浙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国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俞济时有恃无恐，骄狂无羁。各地军、政要人谁也不愿惹这个蒋家太保，这使他一时更狂。他走到哪里，与哪里的友军关系都很僵。不久前金官桥一战中，他起初就没把他的顶头上司薛岳放在眼里，迟迟不派主力增援，引起友军各部队痛骂。直到薛岳以军法相逼，他才派部队前出解围。图解了，但从金官桥一线撤下来的部队没人感激他，没人领他的人情。友军没人心疼他，可蒋介石心疼他。南浔线两月大战，冈村宁次的淞浦、伊东师团虽死伤惨重，但中国官兵在炮火、装备都处劣势的情况下，死伤自然更重。蒋介石心疼部队，可也不能任由日军一气打到武汉去。在两难取舍的情况下，他自然又把恩惠施给他的嫡系，施给维系他蒋政权的支柱军队。

蒋介石一生的统治生涯中，似乎从未忘了区分嫡系部队和杂牌军，这也是他政治、军事生涯的一大特点。几十年来，他的嫡系对他是很效忠，从反共到抗日再到反共，他的嫡系替他打下了江山，撑住了江山。但事物的两面终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得到了嫡系，得到了一支表面上能震慑军队、控制政权的武力集团，但他却失去了军心，失去了土气结果最后失掉了江山。

　　嫡系部队既是他一统天下的踏板，嫡系部队也是他落入渊底的断桥。真是成也嫡系，败也嫡系。

　　而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一个“五湖四海”却使个个部队都成了“嫡系”。一个“革命大家庭”，就能使整个中国天下尽成一家。这点上，蒋介石实在应该向毛泽东好好学学。

　　蒋介石爱黄埔将领，疼嫡系部队。但对待嫡系他又有别。由于俞济时是蒋的老乡，在官道上全靠了蒋氏，所以一生都对蒋家忠心不二。这样，74军就能得到友军无法得到的进口装备，就能享有友军不能享有的庞大编制，战斗力自然也就要强大一些。74军成了国民党军中“嫡之中的嫡系”。说说日后74军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什么对这支部队如此关照。

　　7年后的中国内战战场上，74军成了整编第74师。整编第74师是国民党军的王牌，位冠五大主力之首，享有“中国第一师”之称。

　　74师有全副美械的官兵3万多人，这编制超过了许多国民党军一级的编制。整74师确使不少解放军部队吃到些苦头。这就是为什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作梦都想吃掉74师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孟良崮”能震动整个战场、惊动毛泽东的原因。

　　74师是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74军是蒋介石的心头肉。

　　对74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薛岳知道得清清楚楚。他虽不想得罪蒋介石，但他更不想在这时节放走74军。赣北之战刚入正戏，好戏还在后面。放走74军不但失去了一支生力军，也将失去整个前线部队的军心。金官桥一战，74军的损失可是最低的。仅凭蒋介石的面子就放人？不！决不能！

　　主意拿定，他叫来机要秘书，口授命令道；“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74军长，伤亡都比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薛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第一次抗命，顶住了蒋介石的干扰。

　　蒋介石接到一兵团电报，其值、其怒可想而知。但薛岳有理、有节，蒋介石却也无奈。几天后，一他又致电薛岳。“调64军赴粤作战。”

　　蒋介石死要面子，不从薛岳身上找回点可笑的“尊严”，大概不会罢手。从全局考虑，薛岳没理由再卡64军。但薛岳用兵心切，能抠就抠，还是从64军中硬卡下了187师。

　　薛岳这两手干得漂亮。当半月后瑞武路血战和万家岭大捷，这两支关键部队连连奏效，撑住危局时，薛岳将军和他的一兵团众将领无不为先前强留下这两支有生力量的决断感到庆幸。但对薛岳而言，他也急切地想知道那个被他得罪了的强人的态度。

　　武汉军委会，当蒋介石得知日军一个整师团落入薛岳的罗网中，并知道74军和187师所起的关键作用后，一声没吭。只是嘴角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笑容。心底里，他觉得薛岳是对的，他的反击意识比自己强。向来以成败论英雄的蒋介石，振奋之余，把几天前那场不愉快的争执抛到脑后，对薛岳的怨恨一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这一天起直至以后若干年，他一直没再提起这段旧事，就象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骨子里，蒋介石可是个喜欢记仇的人，尤其是对那些手握军机大权却又敢流露出不驯的人。这次，薛岳是个例外。

　　8月间，一场关于中、日间未来前途的风波搅乱了武汉的平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月初，美联社发布消息称：“罗斯福拟在武汉失守后调停中日战争。”一时间在华盛顿刮起一股“和平”旋风，引起美英诸国万众的关注。

　　但同一天晚些时候，世界各地又看到另一则美联社电，称：汉口官方及香港《大公报》同时否认外传意大利与汪精卫就中日战争进行调解，并拉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事。大公报谓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也不可。

　　美联社见风就是雨，两条消息似两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中，一时涟漪四起。而对战、和问题最为敏感的香港，反应也最强烈。

　　8月2日，虞洽卿由沪抵港，更使香港弥漫在“和平”的花雾中。英文版的《每日新闻》甚至宣称，从中国方面得到消息，日方拟向中国提出和平条件五项。当众人都在猜测消息的可信度时，《刺西报》5日上午首先刊出日本对华“和平”五项条款。下午，各晚报竞相转载，日方五项条件一时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一、日本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兵；

　　二、承认满洲国；

　　三、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99年；

　　四、赔偿此次战争损失；

　　五、共同防共。”

　　如此确切的消息一经刊出，就没人再怀疑它的真实性。国内、香港、苏联、西方诸国心情不一地把目光都投向武汉，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此刻，他能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

蒋介石一生的统治生涯中，似乎从未忘了区分嫡系部队和杂牌军，这也是他政治、军事生涯的一大特点。几十年来，他的嫡系对他是很效忠，从反共到抗日再到反共，他的嫡系替他打下了江山，撑住了江山。但事物的两面终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得到了嫡系，得到了一支表面上能震慑军队、控制政权的武力集团，但他却失去了军心，失去了土气结果最后失掉了江山。

　　嫡系部队既是他一统天下的踏板，嫡系部队也是他落入渊底的断桥。真是成也嫡系，败也嫡系。

　　而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一个“五湖四海”却使个个部队都成了“嫡系”。一个“革命大家庭”，就能使整个中国天下尽成一家。这点上，蒋介石实在应该向毛泽东好好学学。

　　蒋介石爱黄埔将领，疼嫡系部队。但对待嫡系他又有别。由于俞济时是蒋的老乡，在官道上全靠了蒋氏，所以一生都对蒋家忠心不二。这样，74军就能得到友军无法得到的进口装备，就能享有友军不能享有的庞大编制，战斗力自然也就要强大一些。74军成了国民党军中“嫡之中的嫡系”。说说日后74军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什么对这支部队如此关照。

　　7年后的中国内战战场上，74军成了整编第74师。整编第74师是国民党军的王牌，位冠五大主力之首，享有“中国第一师”之称。

　　74师有全副美械的官兵3万多人，这编制超过了许多国民党军一级的编制。整74师确使不少解放军部队吃到些苦头。这就是为什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作梦都想吃掉74师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孟良崮”能震动整个战场、惊动毛泽东的原因。

　　74师是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74军是蒋介石的心头肉。

　　对74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薛岳知道得清清楚楚。他虽不想得罪蒋介石，但他更不想在这时节放走74军。赣北之战刚入正戏，好戏还在后面。放走74军不但失去了一支生力军，也将失去整个前线部队的军心。金官桥一战，74军的损失可是最低的。仅凭蒋介石的面子就放人？不！决不能！

　　主意拿定，他叫来机要秘书，口授命令道；“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74军长，伤亡都比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薛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第一次抗命，顶住了蒋介石的干扰。

　　蒋介石接到一兵团电报，其值、其怒可想而知。但薛岳有理、有节，蒋介石却也无奈。几天后，一他又致电薛岳。“调64军赴粤作战。”

　　蒋介石死要面子，不从薛岳身上找回点可笑的“尊严”，大概不会罢手。从全局考虑，薛岳没理由再卡64军。但薛岳用兵心切，能抠就抠，还是从64军中硬卡下了187师。

　　薛岳这两手干得漂亮。当半月后瑞武路血战和万家岭大捷，这两支关键部队连连奏效，撑住危局时，薛岳将军和他的一兵团众将领无不为先前强留下这两支有生力量的决断感到庆幸。但对薛岳而言，他也急切地想知道那个被他得罪了的强人的态度。

　　武汉军委会，当蒋介石得知日军一个整师团落入薛岳的罗网中，并知道74军和187师所起的关键作用后，一声没吭。只是嘴角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笑容。心底里，他觉得薛岳是对的，他的反击意识比自己强。向来以成败论英雄的蒋介石，振奋之余，把几天前那场不愉快的争执抛到脑后，对薛岳的怨恨一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这一天起直至以后若干年，他一直没再提起这段旧事，就象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骨子里，蒋介石可是个喜欢记仇的人，尤其是对那些手握军机大权却又敢流露出不驯的人。这次，薛岳是个例外。

　　8月间，一场关于中、日间未来前途的风波搅乱了武汉的平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月初，美联社发布消息称：“罗斯福拟在武汉失守后调停中日战争。”一时间在华盛顿刮起一股“和平”旋风，引起美英诸国万众的关注。

　　但同一天晚些时候，世界各地又看到另一则美联社电，称：汉口官方及香港《大公报》同时否认外传意大利与汪精卫就中日战争进行调解，并拉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事。大公报谓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也不可。

　　美联社见风就是雨，两条消息似两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中，一时涟漪四起。而对战、和问题最为敏感的香港，反应也最强烈。

　　8月2日，虞洽卿由沪抵港，更使香港弥漫在“和平”的花雾中。英文版的《每日新闻》甚至宣称，从中国方面得到消息，日方拟向中国提出和平条件五项。当众人都在猜测消息的可信度时，《刺西报》5日上午首先刊出日本对华“和平”五项条款。下午，各晚报竞相转载，日方五项条件一时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一、日本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兵；

　　二、承认满洲国；

　　三、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99年；

　　四、赔偿此次战争损失；

　　五、共同防共。”

　　如此确切的消息一经刊出，就没人再怀疑它的真实性。国内、香港、苏联、西方诸国心情不一地把目光都投向武汉，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此刻，他能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

一连串的噩讯使蒋介石一连几天肝火旺盛，身边的人几乎被他骂遍了。

　　骂归骂，可蒋介石在武汉毫无办法。9月22日，北平伪政权与南京伪政权正式合流，在北平打出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的旗号。

　　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中国大地上终于又出现了一个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中华民国政府”，这个木偶政权甚至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半壁江山。

　　蒋介石自然少不了发表些“无效”之类的声明。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时日
　　是他执政一生中“心情最灰暗”的日子。

　　9月下旬，国民党军委会政治或副部长周恩来将军，急匆匆地赶回延安。未呆几日，又风尘仆仆地返回了武汉。
　　返汉当天，周恩来便征尘未洗地来到了军委会，拜见了蒋介石。

　　一阵寒暄后，望着吱吱唔唔又神情焦灼的蒋介石，周恩来开了口：“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一直习惯于这样称呼他，“毛泽东先生对武汉战事非常关心，对你本人坚持抗战也深表敬意。”蒋介石闻言，眼睛一亮。周恩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过去，说：“这是毛泽东先生带给你的一封亲笔信。”

　　蒋介石“嗯、嗯”答应着，却头也没抬，急切地抽出信笺。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紧紧地吸引了他的目光。

　　蒋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囗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将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以

　　敬礼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放下信笺，蒋介石十分激动，口中连称“好、好”。内忧外患，连他的许多国民党员、老部下都背叛了他，可共产党却在支持他，这使他既惊奇又感叹，思绪万千。“共产党人有信仰，有主义，感情总是被他们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若干年后，蒋介石曾对身边的人这样说道。他能有这样的观点，也许今日武汉毛泽东致函蒋介石一事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蒋介石收回思绪，这才想起了身边的客人。他咧咧嘴，露出一丝笑意说道：“恩来，谢谢贵党对革命之帮助，谢谢毛先生。有机会代我向毛先生致意。”

　　说着，话头一转询问道：“恩来，贵党这次大会开得还好吧？”

　　“很好。这次大会我党对抗战问题形成三项决议，毛先生在信中亦有提及。一日坚持抗战，决不能动摇。二日持久取胜。要在战争中消耗日军，以待整个局势的扭转。三日反对分裂。倭国曾屡次三番提出，中国抗战最大的威胁来自统一战线。所以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是当前困难时期之关键。我们切不能干亲痛仇快之事。”

　　周恩来语调沉稳地说着，两道利目直指蒋介石。

　　“对，对，恩来。大敌当前，外御其侮当高于一切。你们政治部可多做做这方面宣传。”

　　“蒋先生，近来陕北并不太平，时有不法之徒窜入边区，袭击乡、村基层政府，搅乱治安，破坏生产。我本人就曾险遭打劫。尤其卑劣的是，这些人甚至专门袭击抗日家属，行汉奸之伎。”周恩来表面上虽仍平静，但语气不由得严肃起来。

　　“噢？有这种事？恩来，你放心，我会让陕西省府明察此事。如系汉奸、匪寇捣乱，一定坚决剿灭。”

　　送走周恩来，蒋介石心绪又好转不少。中共和毛泽东雪中送炭，使他连日敏感异常的心境乎复不少。武汉的危急，国民政府内部的争论不一、战和不定，还有汪精卫一伙幕后的小把戏，随着毛泽东一封信函的到来，在蒋介石愁云密布的心头淡漠了不少。

　　艰难时刻，毛泽东给了他莫大的信任和支持。

　　大军飞调万家岭

　　10月悄然降临。笼罩在长江沿岸的炎热，渐渐被秋凉代替，但淫而却还在不停地下着。

酷暑的退去，使日军象缓过气儿来的野兽，又钻出来开始肆虐。江南、江北，曾一度陷入僵局的战火，重又炽烈地燃烧起来。

　　北路，东久迩第2军主力已突破罗山防线，但在信阳以东被胡宗南第一军截住。苦战几日，死伤数千，却仍无进展。但猛烈的炮火下，胡宗南部伤亡也不轻，对能否顶住第2军进攻并没把握。

　　中路大别山南麓，素称日军精锐的稻叶师团，经黄梅、广济、田家镇三地苦战，部队已被打的七零八落。眼看武汉在望却没敢发动进攻，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军部发报，要人、要枪、要弹药。这时稻叶四郎中将恨不能一口把天吞下去。

　　尽管稻叶师团长贪婪得让冈村司令官讨厌，但三路进攻中，第6师团兵力最少，进攻速度却最快。冈村琢磨再三，还是决定把志摩和石原两个支队拨给他。一时间，第6师团在田家镇一带休整补充，调度兵力，补续弹药，为下一步全力扑向武汉大做准备。第11军冈村司令官在三路指挥官中算是最恼火最失意的一个。战前，从华中派遣军到东京军部，都对他寄的希望最大，拨给他的兵力最多，他自己发起进攻的时间又最早。但3个月了，庐山的崇山峻岭和韧劲十足的薛岳，象牛皮糖一样把他紧紧缠住。3个月里，他一直在顽强的中国守军和山岭地障间挣扎。风景秀丽的庐山早已在他眼里失去了魅力。想起庐山，他甚至头都疼。

　　东京转来电文，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

　　南京(火田)大将也发来电报，对他的进攻迟迟不能进展“深表忧虑”并指责江南第11军主力如不能按计划挺进，切断粤汉线中国守军退路，则势必影响整个战场行动。能征惯战的战术家冈村宁次没出过这种丑，现过这种眼。战功卓著的皇军宠儿冈村中将没受过这种指责，更没因对中国军作战而陷入这种窘境。

　　胜败乃兵家常事，冈村作为一个深谙兵道的老军人，不会不知。但意外的失败，料不到的挫折使他血住上涌，头脑发热。而对他来说灾难最大的，莫过于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对中国军队的轻视。

　　9月间，由于日军攻击面宽，薛岳急于堵死各方向漏洞，频频向南浔、瑞武线调动兵力。不知不觉间，南浔、瑞武线之间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巨大空隙。完整的防御体系出现了裂缝。

　　薛岳注意到了它，但自侍手中尚有预备队，量日军也不敢冒死闯入。

　　冈村也发现了它，但冈村敢闯。

　　连日苦战仍无法打破僵局，已使冈村宁次渐渐失去了耐心。他恨不能一口吞掉面前这20多个师的中国守军，一气打到武汉去。他一直在为彻底打碎中国军的防御体系而苦思冥想。

　　当空军报告发现守军出现这一空隙时，他两眼一亮，快步走到地图前，对着攻防交错的一个个箭头琢磨起来。越看，他两眼越亮，脑瓜越明晰。从空当插进去，能避免正面受阻，还能插入守军深远纵深，使中国军腹背受敌，彻底动摇中国军防御体系。

　　想到这，连日受抑制的大脑亢奋起来，心在胸膛里打鼓似地猛跳。战机稍纵即逝，决不能给薛岳的守军以调整之机。

　　他转回身，对恭立的空军联络官命令道：“再派两架飞机，挑优秀的飞行士，低空飞行，弄准确这条空隙的位置和支那军布防情况。”

　　空军刚走，他就转身吩咐作战课长：“命106师团长淞浦君速到军司令部。”

　　冈村孤注一掷，放出胜负手，要在德安以西地区决出胜负。

　　20日，日军第106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在九江受领命令：突破五台岭一线中国军阵地，急速括向德安西南地区，从侧背攻击德安中国守军。

　　冈村中将把淞浦孤军送入薛兵20万大军阵中，不是没考虑到这其中的险峻。但土肥原一个师团能在兰封横扫薛岳10万大军，稻叶一个师团在江北能突入李品仙10多万大军中，甚至连得险要，相信淞浦也应该能完成使命。

　　但冈村忽略了一点。10月的南浔线已不是5月的兰封，淞浦中将也决非凶悍的稻叶四郎。冈村的这一险招，不但把淞浦刚刚补充完毕的1万多精兵送入地狱，也险些使自己身败名裂，背着骂名离开军界。

　　日本人可以容忍无恶不做的悍将，但永远不会容忍战败的军人。

　　淞浦受命返回马回岭前线，立即下令所有部队脱离战线，原地整补，训练。冈村专门拨给他的几千精兵，也从四面八方向马回岭集中。淞浦一面研究方案、拟定计划，一面调配部队，补充粮弹。为适应山地作战，他命令部队放弃战车、重炮，一律驮马化。一时间，马回岭马嘶驴叫，好不热闹。马回岭真的成了骡马聚集的山岭。

　　25日，随着淞浦一声令下，1万多人的队伍向西挺进。其前卫部队轻松地突破了五台岭守军的薄弱防线，马不停蹄地向纵深插去。

　　正准备离开德安前线返回南昌去的薛岳，突然闻报第106师团与守军脱离接触，不知去向，心中不免直犯嘀咕。但直到这时，他尚未意识到冈村这一战史上罕见的凶招。当南昌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武汉军委会来电询问战况时，他的答复仍是：各线平静，一切正常。他尚不知道冈村的掏心拳已向他打来。

德安西北山地中，淞浦师团艰难地前进着。夏秋的庐山地区，晚穿棉袄午穿纱。崎岖不平的山路，骡马行进困难，常常得土兵们扛着、推着才能前进。官兵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晚上山风一吹，透骨地凉，日军官兵吃尽了苦头。更糟的是，日军不少分队手中的地图不知是哪年印的，现地一看早已面目全非。加上夜间时常大雾弥漫，又有灯火限制之难，各部队常常失去联络，土兵跑的到处都是，这让淞浦伤透了脑筋。

　　但军令如山，兵无常势，只有快速突到后方，摆脱中国军夹击，才能获得安全。淞浦深知此点的厉害，于是不顾沿途小股守军的顽强阻击，不顾一切损失，拼命向前突，向前冲。

　　10月1日、2日，106师团主力进至万家岭、哔嘶街、老虎尖、石堡山一带，迂回纵深的企图目标已近在咫尺。但淞浦一路顺畅的好运也算是走到了尽头。

　　白云山地区，担任中国军左翼守卫的，是刚从金官桥一线撤下来不久的第4军。金官桥一战，欧震将军指挥的第1军吃了日军迂回侧后的苦头。要不是74军的掩护和第4军拼力死战，第4军险些撤不下来。欧震吃一堑，长一智，对自己的翼侧十分敏感。远距离派出了搜索队，近距离则有掩护部队，时时提防着自己的翼侧。

　　搜索队的报告引起了欧震的注意，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日军插入纵深的，竟会有1师团之众。IO月2日，各方不断传来发现大批日军的报告，使他既紧张又兴奋。由于伊东师团尚在远处被友军所阻，第4军并无大大顾虑，欧震果断下令全军转身布防，拦腰侧击突入之敌。

　　高度警觉的第4军突然转身，将向东防御变为向西攻击，一时把淞浦师团拖在了原地。欧震一面阻敌，一面急电兵团司令薛岳。

　　再说薛岳，自淞浦师团突然从马回岭消失后，一直预感到老对手冈村在耍什么花招。淞浦大队人马钻山越岭，虽也曾遇到零星抵抗，但由于隐蔽好，一直未被薛岳发觉。

　　欧震的报告，使他大吃一惊。望着地图上那支已绕到德安后方的大箭头，他叹口气道：“乖乖，冈村这家伙胃口不小，想把我的20多个师都包在里面。我看他是疯了，竟敢把106师团孤军送人我大军之中。”

　　说着转过身，叫来机要参谋，给战区陈长官和汉口委员长发电：敌淞浦之106师团钻隙精神甚强，已突至我白云山一线纵深，我兵团拟抽调大军，歼灭突入该敌，以定后方。薛岳年轻气盛，胆量惊人。在武汉外围各战场且战且退之际，毅然定下歼灭日军106一个整师团的决心。

　　南昌战区长官部，陈诚权衡利弊，坚决地站在了薛岳一边。大战之际，陈诚尊重下属的意见，并有担起失败责任的勇气。应该承认，这是他身为将帅的一个优秀品质。靠这一条，他多次赢得部属的信赖。

　　武汉军委会。蒋介石也成了薛岳的积极支持者。抗战期间，蒋介石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是消极防御，不思进攻。从战略角度而言，他的确过于注重防御，令人遗憾。但就战术上而言，他甚至较多数国民党高级将领更积极倡导进攻，这从蒋介石与部下频繁往来的电报中能清楚地看到。但为什么进攻多以失败告终呢？

　　还是冯玉祥、程潜、白崇禧等人总结多次大战教训后说得好：高级将领土气不高，行动复懦，致使部队畏缩不前。蒋介石也曾多次说过：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平日不注意研究战略战术，战时畏敌如虎且心存保持实力之卑劣心理，……是战败之主要原因。

　　士气不高，指挥乏术，使蒋介石战术上的进攻很少成功，这也湮没了他消极防御中强调反击这有限的光芒。

　　关键还是士气。蒋介石一生都在为军心士气操劳，可一生他也没把军心士气搞上去。抗日战争如此，日后的解放战争就更是一泄千里。事实上，他一直没抓住士气之本。

　　但薛岳却非畏首畏尾的庸将。作为机动兵团，从开进武汉战场的第一天起，他就在等待时机，在机动中狠敲日本人一下。

　　10月2日，薛岳便开始了对孤军深入的淞浦师团特殊的“关照”。他急电南浔、德星方面的第4、第74军及第187、第139师，从东面包围万家岭日军，切断其可能回缩的退路。同时，再电瑞武线的新13师、新15师、第91、142、60及预6师，包围万家岭西半面。12个师10余万中国大军飞调万家岭，把淞浦师团1万多人团团包围在10平方公里的山岭中。

　　淞浦师团偷袭不成，反而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

　　东京。天皇说：我什么都不管，必须救出106师团

　　薛岳张网捕鼠，尝到了反“八”字阵地的甜头。金官桥、星子、瑞昌一线，阻住了日军，歼敌数千；东、西孤岭再战，又重创101师团，歼敌近万。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大规模歼敌的战绩大部分都由他所为。他既是蒋介石最头痛的前敌战将，也是蒋介石最满意的前敌指挥官。

　　薛岳并不是一个得点儿便宜就往回缩的人。他喜欢战场上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喜欢大的、带有刺激性的较量。南浔3月，他歼敌上万，但部队伤亡也不小。但越是这样，他越是亢奋，不服输的劲头足得直冲天霄。


　　万家岭，他把淞浦师团逼上了绝境。他要在内线中取外线攻势，更加自由自在，更加洒脱地吃掉淞浦师团。以他的话说：台儿庄只是辉煌的开始，他要把这辉煌延续下去。

　　穷寇莫逼。可他偏偏不信这个邪。很快，他体会到了“穷寇莫逼”的真正含义，老祖宗果然不是在虚弄文字。

　　10月2日起，到达万家岭地区的中国10万大军四面出击，开始向困在核心的淞浦师团各部展开攻击。其中：

　　第4军欧震军长亲率90师向大小金山、万家岭及东北方向攻击；

　　第74军冯圣法之58师向狮马崖、墩上郭、王家山之敌攻击；

　　第142师附新15师1个团向石堡山之敌攻击；

　　预6师附91师1个旅进攻斗姆岭、马鞍山、凤凰山以东地区，在友军配合下，向石堡山北端王家岭之敌攻击；

　　第91师协助预6师之攻击，断敌北溃通路；

　　新13师以1个团绕袭石堡山西北之敌侧后；

各路大军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斗志旺盛。各攻击部队都颇有收获，步步向前推进。包围圈在一步步缩小。

　　但在这同时，薛岳也尝到被逼上绝路的淞浦师团的厉害。这其中，尤以薛岳当初抗命留下的俞济时74军冯圣法的58师损失最大。

　　10月初，当淞浦发现被围后，最初两天还算镇定。冈村司令官曾向他保证过，第101师团将突破德安防线，在侧后支持106师团。但淞浦支撑了两天后，发觉伊东的101师团被中国军阻在阵地前，一步未进。这才慌了手脚，决定突围。淞浦的突破口正好选在了冯圣法58师坚守的张古山阵地。这可把冯圣法推进了油锅。

　　白天，冈村派来助淞浦解围的战机一批接一批怪叫着飞临阵地上空，炸弹、燃烧弹有如雨点一般地往下落，横飞的弹片、熊熊燃烧的大火吞没了张台山下守军的阵地，吞没了奋战中的58师官兵。整个阵地不到一天，就只剩下满目的焦土和光秃秃的山坡地，工事早已无影无踪。

　　师长冯圣法少将这下犯了难。没了山林、没了工事，这光秃秃的山坡可怎么个守法？淞浦4个联队中有1个半都是冲着他来的，再加上凶猛的炮火和从天而降的炸弹，阵地上连只蚂蚁都难活。让他增兵，那不是让他送死吗？他第一次向军长俞济时求情，想让部队撤到第二线阵地上去。

　　“不行！冯师长，一步也不能回撤。你这一退，要是放走了淞浦，委员长饶不了你，也饶不了我。把部队集中在阵地后面，一批一批地上。总之，阵地绝不能丢。”

　　冯圣法没办法，只能采取添油战术，成营成团地往阵地上调。没两天，他的一个师就基本上报销了。

　　可淞浦的第113联队残兵还在往上冲，守军能战斗的兵力加起来不过500人，情势危殆。

　　倒塌的师部旁，冯圣法师长抱着电话机痛哭流涕，连呼俞济时求援。军长俞济时这一刻几乎也成了光杆司令，根本无兵可调。可想到薛岳严酷的命令，想到武汉蒋介石对战局的关注，他咬咬牙叫来了警卫营长。

　　“你手里还有多少兵？”

　　“两个连。”

　　“给这里留下一个班，其余的你都带上，到58师去增援冯师长。到库房多拿些机枪，告诉冯师长，丢了阵地别来见我。”

　　“可军部……”警卫营长刚想申辩，俞济时不耐烦地挥手说：“赶紧去，这儿你别管。”

　　张古阵地上，几十名日军已冲入阵地。警卫营一赶到就加入反击，几十名日军大多死在了阵地上，只有几个逃了回去。

　　冯圣法丢了全师，却扎住了口子。淞浦师团突围的企图被粉碎。10月6，淞浦师团伤亡过半，向外突围显然已无可能。无奈间，只能就地转入防御，固守待援。

　　万家岭之战，薛岳险些再蹈兰封的覆辙。幸运的是，俞济时不是桂永清。俞济时骄横归骄横，万家岭以东的战斗虽也没人愿帮他，可他还是能打的。仅74军战场正面，死伤的日军就有40O0多人。

　　74军毕竟是嫡系，嫡系真玩起命来还是很厉害的。

　　武汉三镇，日本人的飞机还是在昼夜不停地空袭。街头巷尾，沙包路砦、林立的岗哨和横卧街边无人认领的死尸，都使这座城市透出令人恐怖的战争气息。

　　国民政府除军委会留下部分机构外，各部门几乎都走光了。武汉人这时不再怀疑城市将不久于中国人之手，蒋介石也准备下达市民撤出武汉的命令。战争进行到这一步，既在中国人意料之外，又在他们意料之中。

　　战败的愁云惨雾笼罩着江城武汉，笼罩着坚守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的心。

　　10月初，在国民政府“双十”国庆日前夕，武汉阴霾的天空上，现出了一线阳光。久受阴云困扰的武汉军民，心头不禁又升起一线希望之光。

　　中国军第九战区部在德安会围日军一个整师团，薛将军正率部合力围歼的消息一传出，就轰动了整个武汉三镇。当日，武汉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大肆渲染。想象力丰富的记者甚至提前开出了前线大捷的支票。

　　军委会留汉指挥机构对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保持沉默。他们更关心、更着急地是巴望着德安前线的战争能使这张支票兑现。

　　消息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越传越神，越传越远。重庆、西安。昆明等内地大城市又开始了狂热的祝捷。就是美国、英国、香港等地，未经证实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终于，消息传到了东京。陆相板垣秉承天皇旨意，急电南京(火田)俊六大将，询问战况。

　　(火田)俊六回电极力申辩，106师团不过被中国军包围，遭歼灾不过是蒋政权的夸大宣传。

　　在(火田)大将眼里，被中国军包围和被歼灭是两码事。但在日本朝野的文武百官眼里，这已是相当丢丑的事了，何况谁也不能保证106师团能安然脱险。在日军近代史上，尚没有一个完整的师团被消灭这，尤其在中国战场上就更令人难以接受。

　　106师团被围，给日本朝野的震动甚至不亚于20年代关东大地震的那场灾难。

　　日军大本营连夜磋商，研究对策。国内仅剩的一个近卫师团曾数度被提出增调中国战场。

不知是出于面子考虑还是近卫师团走不开，天皇手里的这最后一个师团最终还是留在了岛上。但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和九江的第2军军长冈村宁次中将同时收到了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全力救出淞浦师团。

　　这是天皇裕仁的指示。他实在无法面对一个师团被中国军全歼的窘境，因此对参谋总长说：“告诉(火田)俊六，我不管别为什么损失，但必须救出106师团。”

　　蒋介石终于在一系列失败中，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一拳。

　　10月7日，薛岳调整部署，开始对万家岭之敌发起全线进攻。

　　薛岳征战多年，有个习惯。仗打得越是艰苦、越是惊心动魄，他越有精神，头脑也越灵活。困住淞浦师团，他知道仅仅是开始，硬仗在后面。而且他的10万大军是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吃掉淞浦一个加强师团，冈村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在冈村军援兵到来前，他必须解决淞浦，否则打虎不成，反受其害。兰封教训，不过仅仅三月前而已。

　　可他上哪儿搬兵呢？武汉方面是远水难解近渴。德安附近的守备部队拖住冈村，压力更大，当然更不能动。情急间，他打起了庐山上第66军的主意。

　　叶肇的第66军是蒋介石专门指定放在庐山上，准备在赣北失守后留在敌后打游击用的。调66军下山作战，那岂不是在蒋介石头上动土？身边的人替薛岳担心，建议他请示武汉后再说。

　　薛岳当然不傻。前日已从蒋介石手中强留下了74军和187师两部，如今再向武汉请调66军下山，获准的可能性实在太小。如果遭拒绝后再调，那岂不是公然抗拒统帅。66军他是一定要用的，不如索性碰钉子前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主意拿定，他便吩咐道：“先调再说。一边调一边向武汉请示。”

　　薛岳嘴上说得痛快，可对能否调来66军这支新生力量。他心中也没什么话，他毕竟没有军委会的上方宝剑。那年头，没有命令谁肯主动为别人卖命。出力不讨好，打败了还得再背上个“抗命”的罪名，永世再难翻身。

　　薛岳此刻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他想调66军下山，看来难关重重。

　　不知是先斩后奏的奇效，还是他踏上了顺途，一切事情都在按他最好的设想发展。原以为很难办成的事却一一迎刃而解。

　　军委会对他的先斩后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虽未明确支持，却也没加阻止。薛岳原本也没打算从军委会得到什么好听的话，只要能调来66军就行。

　　至于66军方面，满口答应，顺利得出奇。原来薛岳的广东老乡叶肇，当初对蒋介石把该军留在敌后打游击十分不满。66军是清一色的广东子弟兵，在鄂赣地区打游击并不合适。从一支野战军降为游击部队，身份降了许多不说，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官兵们谁也不愿呆在敌后钻山林。所以薛岳这个广东籍长官一招呼；66军从军长到士兵，无不欢呼响应，其应战心切，甚至超过了薛岳自己手中的部队。

　　薛岳得到意外的一个军兵力，且又是指挥顺手的粤籍官兵；叶肇借机走下庐山，避开了敌后游击的苦差事。双方皆大欢喜。

　　日后的战斗证明，当薛岳与淞浦直打到最后5分钟时，要不是66军，要不是先前强留的74军和187师，薛岳的万家岭大捷不过是天方夜谭，充其量也只能是兰封之战围而难歼的翻版。

　　有人说薛岳的辉煌靠机运，靠日本人的失误，实则大谬。骄横的日本人给中国军提供过多少机会，但又有几人能把握得住呢？又有几人敢为自己的使命担上抗命的风险呢？

　　战争本身就是在比谁少失误，谁能抓住对手的失误。薛岳逼得对手孤注一掷，就是制造了机会。更令人信服的是他也把握住了机会。

　　薛岳的辉煌说到底还是靠的他自己。

　　南京伸出的一只手

　　夏秋之交的金陵古城，“秋老虎”的炎热仍在肆虐着，捉弄着逃过10个月前那场劫难的人们。大屠杀已经过去，但那震惊寰宇的地狱惨景仍象幽灵一般在整个城市里回荡，时常把一个白日麻木迟钝的人从夜梦里惊醒。对中国人而言，这座被占领的城市早已失去活力，早已死去。

　　但对那些骄傲的征服者来说，紫金山还是昨日的紫金山，秦淮河水依然如往常一样涌流。所不同的，只是一年前这里是中国的京城，国府之所在，如今却是日本华中方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一个控制江南大地的军事重镇。

　　秦淮河畔，一个瘦弱矮小的日本军人是这块大地、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一跺脚，中国东半部沦陷的大地就会在他的脚下颤动。他，就是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

　　随着中国北方领土的大片沦陷，东京大本营的注意力显然越来越多地投向南京。日军调入江南的部队在增加，统帅江南日军的指挥官，权力自然日渐扩大。华中方面军指挥官在实权上和说话的份量上，甚至丝毫不逊于东京大本营的任何一个重要人物。

　　(火田)俊六枯瘦矮小，貌不惊人，但却得到了这个美差。

　　(火田)大将虽属日军元老，但他知道，若非吉星高照，他是不会有令天这官运的，也许他早已在日本换上了预备役的军便装。

(火田)俊六的吉星来自于他的前任松井石根的倒台。南京大屠杀，松井在国际上臭名远扬。虽然事后他一再辩解自己当时正患病，不知详情，但身为统帅，约束部队不力，他难咎其责。而他的参谋长对屠杀魁首谷寿夫的嘉勉，更使他在若干年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辩解苍白无力，最终还是被美国中士约翰·伍德送上了绞架。

　　松井大将下台后，(火田)俊六走马上任。武汉会战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一个方面军参加的大战。他对冈村、东久迩两军长的具体要求很简练：进攻要稳步前进，不要怕慢，但一定不能再有台儿庄一类的失误。

　　冈村中将最初的进攻虽不顺利，但他并未过于责备。从内心说，他相信冈村的实力，只要稳扎稳打，冬季到来前，他一定能踏上武汉的地面。

　　求稳是(火田)大将一贯的特点。就是日后在他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时，他依然没改变这一点。

　　但指挥作战颇有办法的实干家冈村宁次中将却与他想的相反。在中国战场上，他的冒险行动实际上已不止一次了，只是过去的对手太弱，给了他屡屡得手的机会。但今天薛岳却不再吃他那一套，毅然调兵包围了冈村伸得过长的手。这一招不但使冈村大丢其丑，也把一向求稳的(火田)大将逼上了绝路。

　　东京大本营的指示虽只有寥寥数语，但(火田)俊六能品出其中的份量。东京看来不愿让帝国现代化皇军在中国、在世界面前丢丑。106师团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消失在中国战场上。

　　日本帝国虽然并不怕失去一个106师团，但却深怕失去皇军的军威，失去太阳旗下所向披靡、不可阻挡的气势。

　　(火田)俊六戎马半生，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

　　就在(火田)俊六急得坐卧不宁时，他的那些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供职的老部下和追随者，通过参谋本部机要部门向他透来了重要信息：天皇亲自过问了万家岭战事，对淞埔师团能否解围极为关注。

　　一向谨慎的(火田)俊六大将一时有些慌神。他一面埋怨冈村的鲁莽、轻敌，一面打定主意：万家岭解围行动，他要亲自指挥。

　　大将枯瘦却执握大权的手，终于从南京伸向了千里之外的赣北，伸向了激战正酣的万家岭。淞浦转眼间便接受两个司令官的指挥。

　　薛岳的围歼战内容陡增，万家岭更热闹了。

　　薛岳的围歼战打得至为艰苦。这一点早在兰封时他就领教过了。日军毕竟装备精良、火力凶猛、官兵战斗素质高。尤其当他们陷入背水一战的死地，发挥出“武士道”的疯狂邪劲时，也着实令占有优势的中国官兵伤透了脑筋。战斗的激烈、残酷超过了任何一次作战，各路攻击部队以一个团、一个师去攻击一个小山头、一个村庄。日军已无退路，每个山头、村落都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艰苦的拉锯战使一块块不大的阵地频繁易手。每次控制权的转换。都使双方成百上千的官兵陈尸荒坡、村野。万家岭几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血水浸透，被尸海填满。

　　(火田)大将大掏本钱派来的空军失去了作用。眼望地面上蚂蚁般混战搅杀在一起的人群，日机急得在空中干瞪眼，直打转，可就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德安西南山沟里，薛岳司令已连熬了几个通宵了。40出头的薛岳到底年轻，精力过人。他没日没夜地守在电话机旁，既催督着万家岭地区的攻击部队一口一口地“啃骨头”，又密切注意着德安以东、瑞武路方向的防御。虽说淞浦的106师团已被他攥在手心里，但他一刻也不敢放松。

　　他实在不愿一兵团阻击部队里再冒出个桂永清。

　　他不愿淞浦再成为第二个土肥原。

　　他更不愿今日的万家岭成为昔日的兰封城。

　　(火田)俊六放出三只“虎”后，心情并未放松多少。他操起电话，要了冈村。语气中透着焦灼：“冈村君，隘口街拿下了吗？”

　　“大将，101师团还在苦战。以该师团兵力看，似有不足，我想从瑞武方向调回佐枝旅团，配合伊东师团从正面拿下隘口街，打通连接淞浦师团的道路。”

　　冈村此时意识到自己当初犯的错误。当时淞浦的106师团在金官桥被阻时，他命令101师团由星子登陆向德安猛扑。但当时冈村有如鬼使神差，不但把27师团投入了瑞昌方向沿江的进攻，甚至还把101师团中的佐枝旅团调出。编为佐枝支队增援27师团战斗去了。

　　27师团附佐枝支队员协助第6师团攻下了田家镇要塞，但兵力的分散却使101、106师团陷入困境，也使他在南浔线战场失去主动权。

　　(火田)俊六对冈村的恼火正在于这一败招。但如令他插手了前线战事，冈村也失去了调整部署、挽回损失的机会。

　　“中将，佐枝支队你现在已不必再调了，我已给他们下达了增援万家岭的任务。第11军当前任务是：第101、第9师团快速突破守军阵地，击破守军阻击，尽快向凇浦师团靠拢。27师团火速南下，向东进攻，抄袭中国军后侧。只有淞浦师团解围，你我才无愧帝国的重托和天皇陛下的信任。你抓紧干吧。”

　　说完，(火田)大将扣了电话。

(火田)俊六为解淞浦之围拼出了老本，调用了几乎可以调用的部队，组成了一股强大的增援部队。

　　宁贺支队，是刚由日本国内训练出来，调入华中战场现地实习的近3000名补充兵为基干组成的新锐。(火田)大将打算救出淞浦师团后就将该部补充给淞浦中将。

　　佐枝支队，原属106师团，兵力不少。(火田)俊六又另从27师团中抽出3个步兵大队加强给佐枝，使该部兵力几乎达到一旅团之众。

　　铃木支队，几乎把华中方面军17师团铃木旅团原封搬来。少将旅团长铃木春松指挥的这个支队下辖步兵第53、54联队，无疑是三支增援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铃木也被临时指定负三个救援支队的指挥之责。

　　(火田)俊六为救出淞浦不惜血本，三个增援支队论实力甚至超过了被围的淞浦师团。(火田)大将从南京伸来的这支手一撒开，薛岳立刻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冲击。

　　铃木少将饱读兵书，看来对中国几千年前兵学鼻祖孙子“围魏救赵”的精旨领悟得既深且透。他放着频频呼救的淞浦于不顾，不率他的三个支队去解万家岭之围，而是沿永武路及其北侧，全力向东进攻。

　　中国军阻击部队不但有陷入两面受敌，被敌突破的危险，而且有二三个军被敌吃掉的可能。万家岭战场混乱的场面，一时更加混沌。

　　10月6日，柘林以北地区已出现铃木救援部队的身影。薛岳再没有犹豫徘徊的时间了。当下咬牙从包围攻击淞浦的部队中抽出新13师、新15师、第60师、第91师和预6师共5个师南下布阵，阻击铃木的增援部队东进。为掩护万家岭侧翼，薛岳又把李觉的70军放在柘林地区修水南岸占领了既设阵地，策应北岸作战。

　　中国军攻击力量被大大地削弱了。

　　(火田)俊六从南京伸出的枯手确实有力，解了淞浦一时之急。万家岭激烈的争夺复又陷入僵持的对抗中。

　　武汉，蒋介石急得直跺脚，恨不能变成一条巨龙，飞到万家岭把淞浦的残兵吃个精光。可他办不到，他觉得万家岭的好梦正变成越来越多的泡沫，漂浮着离他而去。

　　越来越多的灰黯又悄悄向他涌来

　　万家岭，武士的挽歌在悲鸣

　　10月上旬这10天，对薛岳来说既艰难悲壮、却又充满辉煌。他拼尽气力在通向胜利的峭壁上攀援而上，时刻都在承受着跌落深渊的风险。

　　(火田)俊六、冈村直至淞浦，给他出了太多的难题，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军委会、蒋介石和一兵团支系杂乱的部队又给了他太大的压力，10多天了，他没达出过兵团部充作指挥室的那座不大的民房。伴着他的，只有几部响个不停的电话、张旧帆布行军床和伴着死神的日军炸弹。他不怕死，但他怕失败。

　　他指挥的泰然若定在大战、恶战时，往往最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从他那间不大的指挥部里，一份份电担、一个个电话传向第一线部队。他的指挥镇定、调度得当传染给了前线，尽管各攻击部队死伤巨大，但没有慌乱者，士气始终压住了对手淞浦师团的官兵。

　　万家岭之战是武汉战场上战斗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一战。自然也是战果最辉煌的一场战斗。

　　10月7日，一兵团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将至在鸭嘴垅总司令部里呆不住了。带上几名参谋，来到了箬溪第56军军部。

　　吴奇伟当时应该说是江南战区的前敌总司今。张发奎丢失九江被蒋介石召回武汉后，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南浔、瑞武战事由薛、吴两将军负责。吴奇伟一直身处前线，而薛岳是9月中旬才由南昌亲临德安的。遇到紧急情况，薛岳来不及与吴奇伟商量，大都自行裁定了。对此，吴奇伟从没在意。

　　吴奇伟并非资历、能力不行。淡泊权位，正是他一生的特点。论资历，他与薛岳、张发奎、叶挺等都是四军中同行。论作战，他也是国民党军中能往善战的人。但他心胸开阔、性格随和，不但下级尊敬他，同僚、上司也多与他关系不错。而他乐得如此，乐得把心思放在战场上。

　　吴奇伟来到66军，就扎下了根。战斗激烈时，他喜欢下到前面，就近指挥。从庐山下来不久的叶肇军长也是广东将领，知他脾性。几个老乡凑在一起指挥战斗，倒也踏实、舒心。

　　吴奇伟的到来，却也让叶肇操心。连日强攻，淞浦把重兵放在了石头岭。66军攻上去，靠手榴弹和刺刀与敌人拼死相夺。双方来来回回，一日数易其手。这使日军意识到，石头岭方向有中国军大部队。

　　伴随而来的就是日军雨点般的炮弹和疯狂的战机炸射。前线空防设施极差，只能以吹哨报警。有几次哨音刚响，日机已飞到头上，人有时被堵在屋里。若非命大吴奇伟、叶肇也许就在劫难逃了。

　　叶军长可不愿吴奇伟有个三长两短，尤其在自己的军部。可每次劝说，吴奇伟都是一笑了之。劝急了，来一句：“不要紧，‘爆’死算了。”

　　吴奇伟没撤回去，一直到万家岭大捷之后。他不怕死。有几次日机炸得土房直摇，参谋人员跑进去劝他时，却发现他伏在桌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66军虽然死伤累累，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损失，但最终还是克服了石头岭，把淞浦主力又向核心压了一层。

德安以北74军51师师部里，作战会议正紧张、激烈地开着。二师长王耀武碰到了麻烦。

　　74军是薛岳留下来围歼淞浦师团的绝对主力。长岭、张古山是薛岳突向万家岭核心的两大障碍，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俞济时下了死命令，损失了数千官兵才攻克长岭，但张古山却象道难以逾越的高山，挡住了74军的去路。

　　俞济时一时想不出办法，只扔给51师王耀武师长一句话：张古山我不管了，但两天后你要保证我能在山上向薛长官报告胜利。

　　王耀武少将硬攻了几次，可还没接近山头日军主阵地。部队就被敌人猛烈的炮火和密如雨帘的枪弹打下山来。

　　“他妈的，尽给老子这些绝差事。”王耀武眼望丢盔弃甲被打下山来的部队，狠狠地骂道。骂归骂，张古山还得夺。无奈之际，他召来了手下的旅、团长们，商量对策。

　　可商量来商量去，结论令王耀武沮丧：地势太险，没有重炮，张古山没法拿下。

　　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瘦削精悍的青年站起来开了口：“师座，张吉山并非不可取，但不可硬攻。三国时，邓艾能偷渡阳平攻取西蜀，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绕过正面，从山背偷袭。

　　一口浓重的关中腔说出一席与众人相反的话，够王耀武注意的了。说话的人是唐生海旅305团长张灵甫上校。

　　此时的张灵甫非日后在山东战场上令解放军头痛的整74师师长，他仍背着戴罪立功的重负。一年多前，他还是南京“模范监狱”的囚徒。至于原因。还是他自己说的好：“为杀妻室当楚囚”。抗战爆发，是王耀武在蒋介石面前保他出来，并把手下的一个团交给他。知遇感思，他极想为王耀武尽些力。当然，他也想在战场上用实力改变黄埔同窗对他这个学习成绩太差的同学的冷眼。

　　王耀武见张灵甫有些主意，一时又兴奋起来。他器重张灵甫，认为他作战很有本事。

　　“钟灵。说说你有什么打算？”

　　“师座。如果我们挑选一些精干官兵组成突击队，从张古山背面爬上去，然后两面夹攻，我想能拿下张古山。”

　　“嗯。主意是不错，你们说呢？”王耀武说完。看了看众旅、因长。

　　王耀武实际上已在心里接受了张灵甫的主意，征询众人意见，实际是在点将。众人嘁嘁喳喳，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人自告奋勇。”

　　张灵甫看明白了一切，又开了口：“师座，如果方案可行，又不嫌弃卑职的活，我愿率突击队进攻。”

　　张灵甫又提建议又自告奋勇，众将佐自然皆大欢喜。方案顺利通过。

　　返回部队，张灵甫挑出几百精兵，当夜出发，踏上了人烟绝迹的崎岖峡谷。

　　偷袭极其成功，张灵甫首先登上了张古山。以后的几天里，尽管日机炸弹和日军炮火把张古山翻了个个儿，但他还是与友军各团顶住了日军无数次

第3、江青与毛泽东结合内幕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 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
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
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
，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
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
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
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
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
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
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
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
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
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
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
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 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
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
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
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
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
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
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
”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
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
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
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
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
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 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
’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
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
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
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
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
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
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 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
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
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
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
，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
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
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
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
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
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
：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
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
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
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
”，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
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
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
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
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 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
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 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
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
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
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 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
。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
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
，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
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
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
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
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传说，说是毛
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
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
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
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
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
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
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
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
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
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
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
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
，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
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
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
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
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
，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
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
，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
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
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
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
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
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
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
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
，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
，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
，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 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
，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 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
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
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
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
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
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
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
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
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
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
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
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
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
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
　　
　　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
及了：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
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
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
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
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
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
”，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
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
”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
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
，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
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
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
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
；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
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
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
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
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
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
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
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
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
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
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
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
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
不时插嘴……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
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之后
，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
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
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
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
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
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
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完）

第4、为国雪耻洒热血

　　19世纪初，清朝政府卖国媚洋，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恶狼似地窜到了中国大地。徐特立那时正在湖南修业学校教书，为了启发大家都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中去，他决定给学生进行时事演讲。

　　全校的教员、学生和工友，都争着去听，不一会儿，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徐特立身穿一件青衣长衫，两眼炯炯有神，昂然站在讲台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号召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把挽救民族危亡的担子挑起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忽然，他转身奔下讲台，从厨房里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大家的面，砍断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用鲜血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八个字，表示为国雪耻的决心!

　　殷红的鲜血，溅满了徐特立的衣衫，全场的人为之震惊。他的这一壮举，很快传遍了长沙城，影响到整个湖南，使更多的人很快觉醒起来。

第5、颜真卿为国殉难的故事

　　唐朝的时候，有个地方官叫李希烈，为实现个人野心，发动叛乱，四处烧杀抢掠，使百姓遭难，国家也受了损失。怎么办呢？当朝宰相就向皇帝建议，让太师颜真卿去劝说李希烈归顺朝廷。皇帝同意了，就让年过70的颜真卿去见李希烈。其实，这是那个宰相出的坏主意。因为颜真卿为人正直，不肯巴结讨好，得罪了宰相。宰相明知李希烈不会归顺，却让颜真卿去，想借刀杀人。颜真卿也深知此去凶多吉少，可为了国家的安宁，他毫不犹豫地去了。

　　果然，李希烈见到颜真卿，立刻让部下拔出刀，围着他破口大骂，说要吃他的肉。颜真卿挺身屹立，怒视着叛贼。李希烈等人劝他投降，他说：“我来劝你们投降，你们反来劝我，我岂能受你们的利诱威胁。我快八十岁了，还怕死吗？”李希烈命人挖了坑，要活埋他。颜真卿冷笑说：“我既然敢来，就不怕死，要杀就杀！”他为自己写好了祭文和墓志，做好了死的准备。

　　过了些日子，李希烈又叫人堆上柴草，点着火，对颜真卿说：“不投降就烧死你！”颜真卿视死如归，毫不犹豫地向火堆扑去，倒是那伙人吓得把他拉住了。李希烈见颜真卿软硬不吃，决定杀了他，派人去把他勒死了。颜真卿就义前，仍大骂不止，表示自己为国尽忠决不屈服的意志。这位爱国老人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6、抗日英雄人物——阎海文

　　阎海文宁死不屈的“支那空军勇士”

　　一个驾机作战被击落跳伞的中国空军，用配枪的最后一颗子弹拒绝俘降，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敌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睛空万里。淞沪会战硝烟弥漫，激战正酣。

　　天上，战机穿梭往来，煞是忙乱，一朵朵弹花象盛开的的木棉，布满天空。突然，一架中国战机被密集的地面高炮击中，拖着黑烟，向西坠去。这时，一个黑点弹出了燃烧的机身，转眼，化作一朵洁白的伞花。

　　降落伞轻柔地飘落空中，阎海文拔出手枪，警惕地四下搜索着。几分钟前，当他把成吨的炸弹准确地投向地面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日军虹桥一带密集的高炮击中了他的座机。对此，他早有准备，本来他就是强行闯入敌火网的，当他看到地面上日军目标处升起的烟尘火海时，他觉得够本了，只是在心里有点儿为他的座机惋惜。

　　伞花还在飘荡着，突然，一阵逆风吹过，吹得他睁不开眼。不好，他心里一惊，这么飘下去不落到海里，也得落向敌阵地。他心里急速地考虑着，手中的左轮枪抓得更紧了。与此同时，一队队的身躯粗壮的日军从工事、掩体里，从村落、树林里也向他扑来。几天来，他们已尝到了中国空军的苦头，中外舆论对中国空军的赞誉，也使他们有一股武士精神受到玷污的感觉。他们急着想看到中国空军是什么样，粗野的日本大兵边飞跑边喊骂着：“活捉支那飞行士”、“让这家伙偿偿皇军战刀的滋味”、“不，让他投降，让他跪着求饶。”

　　土色的大兵聚拢过来，把阎海文团团围在一块坟地里。他们也许急着看看中国飞行员急着求饶的样子，也许是为了立个首功，不顾官佐们的吆喝、阻止，直挺挺地向前扑来。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枪声，三个冲前的日军扑通倒在地上，两脚急蹬急蹬便僵硬了。“捉活的，不许开枪！”一个精瘦的陆军少佐冲上来，狠狠地命令道。

　　捉活的谈何容易，空军的绝活就是百发百中。在天上，你要是一次敲不下对手，很可能反而成了对方的枪下鬼。为了这百发百中，阎海文不知脱了几层皮，洒了多少汗；就是在地面上，他手中的那把枪也是指哪儿打哪儿，绝不会错。

　　几个日兵探出头来，未待前冲，阎海文“叭！叭！”两枪又射倒两个，日兵忙又趴下，双方一时僵住了。

　　时间在一分一妙地流淌着。一会儿，少佐身旁的一个汉奸探出头来，对卧在坟头上的阎海文喊起话来。“空军朋友，你已经被包围了，你走不掉了，再抵抗是无谓的，如果你放下手枪，皇军一定会宽大，会好好的对待你……”砰！阎海文愤怒地咬着牙，把汉奸撂倒地。

　　少佐再也忍不住了。他率领的部队，自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从未挫过锐气，可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却成了他无法逾越的一座山。他扬起枪，先扣动了板机，立时，一片枪弹在阎海文藏身的坟头掀起一片尘土。

　　“砰！砰！砰！砰！”阎海文躲在坟后举枪射击，又有几个日兵应声倒地。这时，他检查了一下枪膛，见只有两颗子弹了，他抬手又打死一个鬼子。

　　敌人在一步步逼近，死亡也一步步向他走来。阎海文擦了擦枪上的尘土，缓缓地站起了身。头上，天空还是那样蔚蓝，脚下，祖国的泥土那样芳香。他最后轻蔑地扫了一眼围上来的日军，高声吼道：“中国无被俘空军！”举起了枪。

　　“砰！”枪响了，一股殷红的鲜血，伴着英雄洒落在脚下深情的土地上……当天下午，日本兵列队脱帽，向刚树立的一座新坟，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致敬，为敌人的勇士举行葬礼，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一个多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

　　阎海文，辽宁省北镇县人，殉国时年仅22岁。他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阎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化身。

第7、抗日英雄人物——赵登禹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第8、杨靖宇临危不惧

　　1940年2月，在风雪弥漫、摄氏零下40多度的大森林里，东北抗联杨靖宇同志遭到敌人围追堵截。两个警卫员一个英勇牺牲了，一个身负重伤隐蔽在树洞里。他只身一人，边打边走。

　　他刚到黑龙江濛江县保安屯附近，就被敌人的坐探发现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敌人扑了过去。杨靖宇选择了一棵大树作掩护，拔出两支短枪，左右手同时向敌人射击，独身一人和几百个敌人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被他打回去了，一批批的敌人倒在了他的面前。

　　杨靖宇身负重伤，枪里也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了。他坚强挺起高大身躯，深情注视祖国壮丽河山，用热血和生命，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后壮烈牺牲。

　　日本强盗把他的遗体运到医院解剖，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杨靖宇就是靠吃这些东西，坚持战斗的。

第9、秋瑾的孤独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

　　其实她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可见，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婚。

　　秋瑾的孤独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有人能理解。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便凑钱买下来送她。

　　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捕。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她是一个在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也是一个传奇，历史的传奇，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第10、《钱学森》——回国造科技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第11、坐中国船去上海

　　1916年6月，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个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决定乘船从重庆去上海。联系船票的人告诉大家，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可供选择：一家是日本人办的，这家轮船公司给每个乘客赠送洋伞；一家是英国人办的，他们给每个乘客赠送床单；还有一家是中国人办的，大概是赔了本，没有什么送给乘客。

　　大家在乘坐哪家船的问题上争论起来。有的同学主张坐日本人或英国人的船，因为可以得点洋货，开开眼界。陈毅对大家说：“北京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重庆人民也正在抵制日货，罢课罢市，声援北京爱国青年。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为了贪图一点洋货去坐外国船呢？这还有一点民族气节吗?”大家都觉得陈毅说得句句在理,一致决定坐中国船去上海。

第12、从小就有爱国的勇气

　　1910年，瞿秋白进常州中学读书这所中学的校长和一些老师，经常对学生讲述清朝政府祸国殃民的事实，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少年瞿秋白在校长、老师的教育下，非常关心国事，常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来勉励自己。

　　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雄魄”，表达他救国的抱负。他曾指着脑后那条长辫子对同学说：“这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可！”第二年爆发辛亥革命，他马上把自己的辫子剪掉。

　　1912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残酷镇压革命力量，中国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年10月10日，常州城内家家要挂红灯笼庆祝“双十国庆节”，瞿秋白却把用黑墨写有“国丧”两个字的白灯笼挂在门口。他说：“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哪有什么国庆，明明是国丧！”一直挂到第二天天亮。

第13、李商隐与富平少侯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第14、说不尽的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的功绩：彻底结束了中国延续了四千年的“家天下”统治，开始了向民主化过渡的进程，完成了最大最难的历史大转折；
毛泽东的目的：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的方法：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调查研究；最讲认真；
毛泽东的效果：从被美国封锁到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的预言：将来不是左派用我的话打败右派，就是右派用我的话打败左派；
毛泽东的理论：破旧立新；造反有理；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措施：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群众过河，先解决桥和船的问题；
毛泽东的核心：关心群众，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
毛泽东的灵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毛泽东的根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取外援，不依赖外援；
毛泽东的生活：艰苦朴素，节约为本；廉洁奉公，铲除腐败；
毛泽东的气魄：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的心胸：胸怀全局，放眼世界；发明“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的胆量：经风雨见世面；游泳中学会游泳；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
毛泽东的军事：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持久的游击战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毛泽东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毛泽东的哲学：一分为二；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普通矛盾寄寓于特殊矛盾之中；
毛泽东的科学：认为“质子中子可以再分裂”，而有“毛泽东粒子”；
毛泽东的文学：诗词37首，从“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的精神：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的欲望：快速消除封建影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能占据舞台；
毛泽东的结果：千古难寻，顶天立地，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学习：孜孜不倦 一生好学；
毛泽东的亲属：六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身；
毛泽东的廉洁：两袖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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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抗日英雄人物——冷云

　　人物生平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俩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5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

　　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5军1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7月12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10月上旬，该部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的上述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是她们却被敌围困于河边。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为弘扬八女先烈的精神，1986年9月7日在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工程奠基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

　　冷云一家

　　冷云与吉乃臣一同到抗联后，真的结为夫妻。1938年初夏，冷云生下个女孩，丈夫却已在战斗中牺牲。部队西征前，她强忍悲痛，把仅两个月的女儿送给依兰县土城子的一对朝鲜夫妇抚养。解放后，战友们曾去寻找烈士遗孤，却已不见那对夫妇，在战乱的年代中也许已死，也许回到朝鲜，也许迁移他乡了。今天如果那个女儿还活着，也会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第16、为何“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868年，英租界在外滩上，建起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公园。然而，这座公园却竖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成为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记忆。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舆论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其实，开园之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进去游玩的，直到1885年才贴出告示，称：“中国人与带狗者不得入内”，后来又演化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洋务派名人唐廷枢曾质问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的答复是：“中国人不讲卫生，狗进去随地便溺。”

　　原来，问题的根源，居然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关于国人在游园中不守公德的行为，历史上曾有记载。1928年9月出版的《常识大全》，表述得很直白：“为什么从前的外国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去游呢?实在因为中国人太没有公德，痰随地乱吐，花随手乱折，小孩子到处撒尿撒屎，瓜子壳呀、香蕉皮呀，散布满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明素质的养成，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租界方面却采取了简单粗暴的门禁制度，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经过多次交涉和斗争，工部局允许穿西装的华人游园，并在重大节庆期间，对全体华人开放一至两天，随后又动工兴建中国公园，专供华人游玩。中国公园尽管设施简陋，但却有一座用石麟驮起来的铜质时刻表，十分科学，“阳光照处能知时刻，丝毫不爽”。但随后不久，这时刻表就不知去向，石麟也残缺不全，两边的翅膀和嘴里的舌头都断了。

　　国人如此不知反省，以至于当外滩公园于1928年彻底开放之时，常识报馆撰文呼吁，请同胞们：勿随地吐痰，勿到处小便，勿动手折花，勿乱弃渣滓。遗憾的是，有识之士的疾呼，被淹没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对帝国主义治外特权的强烈愤慨，代替了理智，只知仇视西方列强，却不检讨自身的素质缺陷。

　　到了当代，都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解读成帝国主义的强权行径，更少提及国人自身的文明修养。比如，有文章为证实这块牌子确实存在，引用了1917年版《上海闲话》中的一段史料，但在引用中，又恰恰删掉能引起读者反思的内容：“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踏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

　　可见，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出有因，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倒不如说是我们给自己脸上抹了黑。

第17、李清照爱国的故事

　　宋王朝经过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天降煞星，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一锤砸烂了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不想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国耻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难免有点别扭，略失往昔的鱼水之和。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丈夫在其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深深的自责。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啊。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没有这个觉悟，他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飘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投亲靠友，带着她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这样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也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中靠她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她始终没能追上皇帝。她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

　　1130年11月，皇上看到身后跟随的人太多不利逃跑，干脆就下令遣散百官。李清照望着龙旗龙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就更感到无限的失望。就按封建社会的观念，国家者国土、国君、百姓。今国土让人家占去一半，国君让人家撵得抱头鼠窜，百姓四处流离。国已不国，君已不君，她这个无处立身的亡国之民怎么能不犯大愁呢?李清照的身心在历史的油锅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大约是在避难温州时，她写下这首《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北人”是什么样人呢?就是流浪之人，是亡国之民，李清照正是这其中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多是由北而南，所以“北人”逃难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也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祖逖中流击水的呼喊，听到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叹息，听到了辛弃疾“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无奈，更又仿佛听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悲凉的歌声。1134年，金人又一次南侵，赵构又弃都再逃。李清照第二次流亡到了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有人请她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她长叹一声，无心出游：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双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在流亡途中行无定所，国家支离破碎，到处物是人非，这愁就是一条船也载不动啊。这使我们想起杜甫在逃难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清照这时的愁早已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家愁、情愁，现在国已破，家已亡，就是真有旧愁，想觅也难寻了。她这时是《诗经》的《黍离》之愁，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的愁，是国家民族的大愁，她是在替天发愁啊。

　　李清照是恪守“诗言志，歌永言”古训的。她在词中所歌唱的主要是一种情绪，而在诗中直抒的才是自己的胸怀、志向、好恶。因为她的词名太甚，所以人们大多只看到她愁绪满怀的一面。我们如果参读她的诗文，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背后所蕴含的苦闷、挣扎和追求，就知道她到底愁为哪般了。

　　1133年高宗忽然想起应派人到金国去探视一下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有无求和的可能。但听说要入虎狼之域，一时朝中无人敢应命。大臣韩肖胄见状自报奋勇，愿冒险一去。李清照日夜关心国事，闻此十分激动，满腹愁绪顿然化作希望与豪情，便作了一首长诗相赠。她在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弱。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

　　她是一个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独身寡居的妇道人家，却还这样关心国事。不用说，她在朝中没有地位，就是在社会上也轮不到她来议论这些事啊。但是她站了出来，大声歌颂韩肖胄此举的凛然大义：“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愿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临别赠几句话：“闾阎嫠妇亦何如，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浙江金华因南北朝时沈约曾题《八咏诗》而得名的一座名楼。李避难于此，登楼遥望这残存的南国半璧江山，不禁临风感慨：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题八咏楼》

　　我们单看这诗的气势，这哪里像一个流浪中的女子所写啊。倒像一个急待收复失地的将军或一个忧国伤时的臣子。那一年我到金华特地去凭吊这座名楼。时日推移，楼已被后起的民房拥挤在一处深巷里，但亦然鹤立鸡群，风骨不减当年。一位看楼的老人也是个李清照迷，他向我讲了几个李清照的民间版本，又拿出几页新搜集的手抄的李词送给我。我仰望危楼，俯察巷陌，深感词人英魂不去，长在人间。李清照在金华避难期间，还写了一篇《打马赋》。“打马”本是当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李却借题发挥在文中大量引用历史上名臣良将的典故，状写金戈铁马，挥师疆场的气势，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见，她真是“位卑不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啊。

　　“但愿相将过淮水”，这使我们想起祖逊闻鸡起舞，想起北宋抗金名臣宗泽病危之时仍拥被而坐大喊：过河!这是一个女诗人，一个“闾阎嫠妇”发出的呼喊啊!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愁中又多了多少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

第18、向警予改名的故事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是党中央的第一任妇女部长。1928年，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3岁。她原名向俊贤，为什么后改名为向警予呢？一年夏天，学校开运动会。在400米决赛中，一位运动员奋力猛冲，后来居上，夺得第一名后突然晕倒在地，向俊贤和同学们将她扶起送到医院救护。

　　当晚，向俊贤对同学们说，今天400米赛跑获第一名的同学，他的拼命精神多么可贵啊！国家光明灿烂的前途，全靠我们齐心协力去创造。现在，外有列强欺凌，内有军阀割据，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如果我们把赛跑运动员那种拼命的精神用来拯救国家和民族，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为了国家自强，为了民族自强，我们为人做事求学问，都要有这种拼命精神。我已想好了，从今日起，我改名叫“向警予”，就是要时时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拼命的精神去求学问、救国家。

第19、虎门销烟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信心和能力。

第20、反击战后林彪为何豪言印军不敢再挑衅

1962中印战争，主帅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林彪。张国华主要是前线攻击的指挥。对印反击战是建国以来对外的所有作战中最漂亮的一仗。

　　林彪在军事作战中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中印边境关系紧张以后，当中央决定准备作战时。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主动请战，并在很短的时间就做好了战前准备(参战的部队大部分仍然是林彪的旧部─老四野的部队)。

　　作战初期，林彪以小部队出击，诱使印军以为我军失败，以胜利者的姿态长驱直入。包括中央都也误认为是我军失败，毛主席曾接连7封电报，骂林彪有辱国格、丧失军威，一再电令林彪就地组织反击，不许再后撤一步。而林彪回电称：将在外君有命有所不受。继而命令部队且战且退。直至印军三个集团军纵深我国境内达70余公里。

　　而这三个集团军中有在1840年随英军入侵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的印军王牌部队，第一任军长正是尼赫鲁的心腹考尔将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声称要再次打进北京。

　　林彪在得知这支部队先行入境后，下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支部队给我从地球上抹掉”。“以雪百年国耻”。战前动员也以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种种罪行激励战士，使得我军将士对印军恨之入骨，总攻命令一下，我军犹如勐虎下山，势如破竹，风捲残云一样打的印军毫无还手能力。仅用了一个营的部队像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银川登陆一样，将印军的三个集团军牢牢地封在了事先準备的口袋里。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就将这个王牌军连同其他入境的印军全部乾净的消灭了，无一倖免。

　　此一战，印军部队的斗志几乎丧失贻尽，我军长驱直入。印军四散溃逃。战后世界军事家称之谓：“小刀切黄油的战争”。　　

　　由于交战地点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双方的后勤补给都很困难。作战部队的给养都不能保障。加之部队推进速度太快。接受俘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问题。故我军几乎不接受俘虏；这也就是在国际上称此次战役为屠杀性战役的原因，也是我国不愿意提及此次作战的根本原因。

　　战后，林彪在回到中央时汇报说：此战：其一，三十年内印军不敢再挑衅。其二，我军无一人被俘。　　

　　林彪此战的战术，几乎是中、美在朝鲜场上战术的翻版。大扬了国威军威。逻辑很简单，与其让世界无休止地指责中国“侵略”，还不如让大家看看中国真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越过麦克马洪线，给印度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迷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持和拥护中国。

　　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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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印战争，主帅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林彪。张国华主要是前线攻击的指挥。对印反击战是建国以来对外的所有作战中最漂亮的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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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9月18日《中国记忆》，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印瓦弄大战在即中国王牌部队奉命集结　　陈晓楠：作为中方参战部队130师的师长，董占林亲自参与指挥了这场战役，今天我们请来了董占林司令为我们来讲述一下，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大战。　　解说：1962年10月的一天傍晚，130师师长董占林突然接到了一份急电，电报虽然是由军部转发，但是内容却来自于成都军区和总参谋部。　　董占林：给了个预先号令，就是部队收拢准备执行任务，到哪里去，干什么都没说，这是8号，这是10月8号，10月10号呢，正式接到了总参谋部的命令，调130师进藏，归西藏军区指挥，向达旺方向开进。　　解说：董占林还记得，当时130师的大部都在从事开荒生产，分散在四川各地，然而军令如山，时间紧迫，部队必须马上集结。　　董占林：经过赶快收拢，进行动员，这个物资准备，弹药的准备，我们那个部队装备是比较好的，是志愿军改装苏式现代化的3个师之一，那时候我们都是每个团都有汽车连。现在不算啥了汽车，那时候团有汽车连，营有指挥小车，团还有指挥车，炮兵团全部是摩托化的，全部是汽车，我们师汽车连大，120多辆汽车那一个连。我全师呢，将近包括炮兵团那汽车，500多台汽车，但是达不到摩托化的程度，还得要走路。　　毛泽东电令解放军王牌部队强攻瓦弄印军　　解说：130师不愧是久经沙场的王牌部队，经过短短的一周，部队就完成了从集结到思想动员，以及物资准备的工作。　　董占林：叫我们是到拉萨那里接受任务，我首先带着我们各个团的团长，还有机关里的少数人员，作战侦查通讯科长，我带着在前面走，接受任务，先受领任务去。　　10月29号那天我赶到了札木，札木这个地方你可能听说过，那是所谓西藏的江南。在这个札木再往西，大概还有500公里左右就到拉萨了，来了电报。电报呢，西藏军区转来的这个电报，这个电报事后知道的，当时不知道，电报的头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的话，头一句话就是“着调130师迅速攻歼瓦弄之敌”，事后打完仗听说这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的指示，知道是这个电报的头一句话，然后我这一宿也没睡着觉。　　陈晓楠：董占林后来回忆说，这封电报如同是千钧巨石，让他感受到了无比巨大的压力，这个命令意味着他率领的130师将会脱离西藏军区的直接指挥，在独立方向上单独执行作战任务。　　董占林：当时西藏军区有个电报，组织了一个指挥小组，任命我为指挥组的组长，昌都军分区的司令郄晋武同志为副组长，指挥130师和153团的一部分部队，打瓦弄消灭瓦弄的敌人。　　这个时候呢，这是在29号，当到11月7号的时候，我们的军长丁盛同志根据军委的命令组织了一个“丁指”，它叫“丁指”，那时候呢，由他指挥130师和昌都军分区的这个153团，那都不是我指挥了，但是在7号以前，这个战争组织是我和郄晋武同志是我在那里组织的，怎么打，怎么部署，基本上军的首长，“丁指”来了以后，对我们的这个部署没有什么变化，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解说：130师隶属于成都军区五十四军，对于这支部队，军史之曾经有这样的评价，该师素以作风顽强，作战勇猛，长于爆破，敢打硬仗和能攻善守著称。　　董占林：130师在第四野战军，按过去林彪的话说是十个能打的师之一。

解说：更为重要的是，130师曾经参加西藏平叛，对于高原作战积累了不少经验，不过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对手。

　　董占林：不了解，不了解，和印度咱们没有对付过，原来认为印度军队很好打，是吧，并不是那么回事，我认为印度军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当时咱们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听说过吧，说嘛，说印度的部队相当于国民党的二等部队，中国的陆军在世界是一流的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今天咱们的海军空军赶不上美国，但陆军我说比美国还是强，那个时候是一流的，我说现在中国的陆军还是一流的。

　　记者：就是遇到那些像锡克人他们包着那种，就是我们的战士会不会觉得有点？

　　董占林：不怕，不怕，当时我们有个副政委叫刘润泉，师副政委动员，动员说我们的个子小，印度人个子大，拼刺刀，扎他小肚子。

　　中印瓦弄大战七千民工保障解放军后勤

　　陈晓楠：就在董占林率领部队向西藏拉萨开进的时候，也就是1962年的10月20号，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战役也已经打响，四天之后，就在中国军队节节胜利之际，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总参谋部也在同一天命令西藏边防部队停止追击，就地集结，休整待命。

　　然后印度并没有接过中国递出的这橄榄枝，他们甚至公开宣称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此时的印度尼赫鲁政府决意要和中国再次较量。有鉴于此，中国方面也开始做打大仗的准备，中央军委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瓦弄地区成为自卫反击战的重中之重。

　　解说：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对于瓦弄的地形地势，董占林仍然记忆犹新。

　　董占林：我给它总结了十二个字，山高、坡陡、很陡，沟深、林密、路险，没有路，路险，水急，那个水不但急，凉得很，不像咱们内地，你可以趟河，你到那都是冰雪，那个水是雪水，扎骨头，所谓林密，都是原始森林，五六公尺远一棵树，当中都是齐身的草，杂草，灌木，哪有路啊，那是咱们用刀，部队上去砍了这么一条路，砍的一条小路，根本没有路，坡陡，陡到什么程度啊，你看05那个山，我们给它起名字编号05，陡得很，不是四十五度是很缓了，都是在六十度，最陡的时候到了七八十度，陡，山很陡，山很陡，而且在瓦弄以西阵地上那个山呢，那个山横断山脉，竖断山脉是交叉着，像鱼，鱼背似的，咱们部队前进啊，在半山坡走，在山上走，敌人那个炮火，打得部队来回翻滚，滚过来滚过去，不注意滚下去就把你摔死。

解说：除了环境复杂，更为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对手，早上1942年，印军就在这里设防，到了1962年，印度人已经苦心经营了20年。　　董占林：敌人晚上的炮打的很准，为什么？刚才我说了，1942年设防，人家射击早都准备好了，成天在那里搞训练，搞练兵，人家摸爬滚打搞二十年了，工事虽然是土木工事，虽然是土木的，但是它修了二十年了，年年修啊，炮往哪个山头打，多少米，多远，诸元都求了，打炮是诸元打的，一般炮兵都懂这个，按诸元，你飞机轰炸也是按照地图轰炸的，一样啊，人家都弄好了，所以你晚上，人家照样打，你部队估计着咱们的部队在哪里行动，在哪里前进，往哪里运动，他得往哪打。　　解说：驻防瓦弄的印军第十一旅，隶属于印度王牌军第四师，对外声称是“打遍欧亚的劲旅”。　　陈晓楠：瓦弄地形错综复杂，再加上对手苦心经营，种种不利的因素，让中央军委在排兵布阵的时候也格外谨慎。130师除了一个炮团之外，全部调上前线，此外，中央军委还额外的抽调昌都军分区和一部分的炮兵部队充实前线的攻击力量，瓦弄之战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总计在万人以上，这样一支庞大的部队，劳师远征，后勤保障也成为了头等大事。　　董占林：讲到这里，我给你弄个插曲，咱们这个部署，后方保证，七千民工，一千四百匹马，马驮，七千民工，每一个民工背三十斤大米，或者是饼干、粮食罐头，他自己要吃一半，三十斤能给你背上去十五斤就不错，这是背粮食的，另外还给你背炮弹的，一人只背两发炮弹，一箱装两发背炮弹，另外他还得背个十几天的粮食，他得吃啊，他得吃，所以西藏人民刚解放的农奴啊支援咱们，也都是乡干部，村干部带着，七千民工，那家伙相当大这这个数。　　记者：因为您当时说您的部队在1万2千人，这个民工就有七千人。　　董占林：民工七千。　　瓦弄前线地形复杂中国军队奇袭印军阵地　　解说：对于瓦弄，印度方面也是高度关注，随着战争的迫近，印军开始调兵遣将。董占林还记得，就在瓦弄之战爆发前夕，他接到了一份总参发来的敌情通报。　　董占林：开始总参追问我们，追问，它说你们那里印军增兵了，知道不知道，有什么症候没有，不知道，以后总参三部就告诉我们，通报给我们，所以那一次我对总参三部这个，我非常相信，我很赞同这个情报，搞的准，因为呢，通报给我们，说在你们的在瓦弄西山，大西山后头要准备500人日的水，500人日的饼干，就是接到了空中的情报，实际上敌人已经空投下来了，咱们看不见啊，光知道印军十一旅有三个营。实际上空投下来这个营，咱们不知道，以后才下来的，总参三部非常重要，精简整编那时候撤销，大军区都有总参嘛，也有三部嘛，我说这个不能撤销，它到现在还起作用，你情报哪里来啊，都是聋子、瞎子，你怎么打仗。　　陈晓楠：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董占林可以说是久经战争，他说在打仗的时候，指挥员要依据三个方面来下定决心，这就是敌情、我情和地形，无论进攻也好，防御也好，都必须要把这三个情况弄清楚，但是初到瓦弄前线，这三个方面的情况都让董占林感到不容乐观。　　董占林：我方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主力还没上来，还在路上，光是侦查部队上来了，大部队还没到，还有一天的路。地形也是一般的知道，具体的不知道，为什么说具体的不知道，纵深不知道啊，眼前看到了，纵深看不过去，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五万分的，十万分的详细的军用地图，那时候仅仅有二十万分地图，这个二十万分还是用五十万分地图刻拓下来的，非常不准确。我自己都为我自己担心，那时候是相当紧张啊，军区首长还没确定去啊，就是他去了，那前线指挥员也是我。

解说：1962年11月3号日暮时分，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董占林率领着他的指挥部终于到达了一个名叫古玉通的小村，在这里，他见到了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第二天拂晓，董占林和郄晋武一行二十多人，就开始向印军前沿进发。

　　董占林：到了4号那一天，我和郄司令带着我们各团团长看地形，到了前沿，当时也很困难都找不到迂回道路，到底敌人在什么具体位置闹不清，只知道在前沿这边打，和这个昌都军分区的部队，153团的部队在那打，顶着。

　　这是一条河，这一条河，河东，这是河西，河西就是这么一个山，这边步步高，都在这，顶在这打，我都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敌人，这里有没有敌人，怎么迂回啊，怎么进攻敌人啊。这个家伙，这个炮开始敌人没发现我们，我离着敌人也就是不到两千公尺，一千多公尺，前沿那个山坡上，都是这么深的这个草，哎呀，热的，这个汗流的没办法，最后我都把军装脱了，脱了军装，我穿了个新衬衣，发蓝的一个衬衣，挺新鲜，一个新衬衣，暴露目标啊，一会儿这个炮左右来回打，那个炮。我就琢磨，怎么也琢磨不透这个到底从哪边开刀。

　　抢占瓦弄05高地中国军队“绝杀”印军

　　解说：董占林回忆说，面对着严峻复杂的敌情，他心如火燎，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一言不发，然而脑海中，却如同山下湍急奔流的察隅河水，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董占林经过反复考量比对，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心中逐渐成型。

　　董占林：刚才我说了，像一个棒槌似的，比高800米的一个山，这是一条察隅河流到印度的，这个棒槌似的这个山呢，这里打，知道有敌人，这里有没有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不知道，山就这样子上去了，以后我就给我们那个团388团团长，现在还活着叫成德禄。

　　我说成德禄，他说到，我说你侦查排上来了没有，上来了，我说你那侦查排加上这个389团、390团侦查排上来了没有，如果上来了三个排，如果没上来你这一个排，今天晚上你给我把那个山给我摸下来，是。

　　陈晓楠：董占林还记得，当时郄晋武司令员提出，董占林带领先头部队刚刚经过长途跋涉大战在即，应该抓紧时间休整，抢占高地的任务就由他们昌都军分区153团来完成。这一处高山，后来被董占林派出的侦察兵命名为是05高地，在此后的瓦弄战役当中，抢占05高低，也成为了中国军队绝杀印军至关重要的一步。

　　董占林：我刚才我说我带着三万科长，还有几个参谋，还有各团团长，还有388团副团长，为什么叫那个副团长去呢，那是我的老作战科长，作训科长，姜现臣现在是正军职，在武汉休息，这是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干部，长得像个农民似的，有本事。

　　我说叫老姜带上侦查排一个班，带上一个81电台，你跟着153团这个连，今天晚上给我摸上去，你的任务就是深入到敌后，到敌人那个大山后头去，你把这几个大山梁给我搞清楚敌人的这个部署，另外把这个山呐这个地图校正一下，我这个干部聪明，我并没有叫他，你给我编上号，我说你把这山给我，他都给我编上号，05、06、07、08、09一直都编上号，最后就按照这个打的。

　　解说：1962年11月6日，五十四军司令员丁盛率领指挥部到达察隅，丁盛是林彪麾下的四野的猛将。此次中央军委亲自点名，由他组成“丁指”，统领瓦弄一切事宜。

　　董占林：我们军长来了到察隅，我就回去了，接受任务，跟他汇报，怎么部署。

　　记者：您从前沿又回到察隅？

　　董占林：回到察隅，骑马，走了整整的走了半宿，加半天我才回来，给他汇报，正汇着汇着报，因为前面那不正打着呢嘛，敌人已经啊，7号来的，这是8号的早晨，8号上午敌人已经开始攻上了。接到总参那个电报，05高地占得非常重要，坚决扼守，以后我们的军长跟我开玩笑，老董给你，他不抽烟，给你个烟，你干了个好事，给你个烟。给你个烟，一个烟卷，我说这是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正确，毛主席领导的正确，我没干，那时候我们处处都离不了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