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我要面向祖国而死

　　文天祥是我国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公元1275年，元军侵略南宋。元军在元朝统帅伯颜的率领下，离南宋的都城临安只有30里路。大兵压境，南宋朝廷无计可施，决定求降。伯颜声明，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与他谈判。

　　这时，南宋朝廷的左右丞相都闻讯逃跑了，朝廷只好让文天祥为右丞相，去和伯颜谈判。

　　文天祥见了伯颜后，义正词严地问：“贵国是要与我国交好呢，还是要灭掉我国?”

　　“我们不想灭掉宋国!”

　　“既然如此，请你们后撤百里，以表诚意，否则我们将以死相拼!”

　　伯颜感到文天祥像是向元朝下挑战书的，就扣留了他，并让其随行人员回去传话说，如果南宋不投降，元军马上就发起进攻。

　　南宋朝廷在伯颜的威胁下，向元军投降。文天祥得知真相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

　　四年后，文天祥带兵到广东潮阳抗元，全军覆没，文天祥被俘。

　　元世祖很钦佩文天祥的忠心，把他软禁在大都的“会同馆”里，每天派人去轮番劝降，但都被文天祥骂走了。元世祖见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戴上脚镣手铐囚禁起来。在狱中艰苦的环境下，文天祥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正气歌》，其中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过了几年，元世祖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

　　文天祥见了元世祖，不肯下跪。元世祖和颜悦色地劝说道：“你的忠心，我非常佩服。如果你能改变主意，做元朝的臣子，我仍旧让你当丞相，怎么样?”

　　文天祥慷慨地说：“我是宋朝的宰相，怎么能再做元朝的臣子?如果这样，我死了以后，哪还有脸去见地下的忠臣烈士?”

　　元世祖说：“你不愿做丞相，做个枢密使怎样?”

　　文天祥看了看元世祖，斩钉截铁地说：“我别无他求，只求一死!”

　　元世祖知道劝降已没有希望，就下令把文天祥处死。

　　刑场上，文天祥面色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在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说完，整整衣冠，朝南方拜了几拜，仰天长叹道，“我事已毕，心无悔矣!”

第2个、“中山舰事变”发生时毛泽东提建议为何未被采纳

何亮亮：1926年3月20日，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正紧密合作的国共两党，遭遇了“3·20事件”又称“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的黎明，一队队士兵奉“校长”蒋介石之命，穿过广州街道，分头执行任务，李之龙从被床上拖起，当场被捕，海军局被占领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到了包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受到了监禁。周恩来被软禁，汪精卫的住宅被军队以“保护”的名义包围了。

广州全市实行戒严，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之后，何应钦把驻守的潮汕的第一军中共党员全部扣押了。蒋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扩大了事态。

事态发生后，毛泽东马上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当时在传达室等候的秘书沈雁冰，听到会议室内响起了高声的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当时主张，蒋介石是在搞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

中央执监委到达肇庆之后，就会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中共所用。

不过毛泽东不是中共的决策人，他只能阐明自己的意见，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是季山嘉表示反对。陈延年也就跟着犹豫起来了。

“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的预演，他是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提出了“暂时休假”，3月25日突然就“失踪”了，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逼苏联首席顾问季山嘉回国。蒋介石初试锋芒，便一举成功，但他仍然声称，我绝不承认3月18日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仍保留其“联共”、“联俄”的左派形象。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

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共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如毛泽东所说的“得步进步”了。

第3个、狼牙山五壮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 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 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 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 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 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 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 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 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 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 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 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 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 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 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第4个、邓世昌的北洋舰队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第5个、洞房花烛夜逃出家门投奔红军的中共猛将

　　1913年8月，周希汉出生在麻城县周家坳。他的父亲叫周祁耀，30岁前曾娶妻并生有一子。可惜那孩子两岁时暴病夭折了。不久，妻子也贫病交加，不治而亡。

几年后，周祁耀才“疗”好伤，续弦娶了李氏；然后，夫妇俩租种了本村地主的几亩山坡地，早起晚睡，不分白天黑夜干起来了，可是劳作一年，还是难得肚子饱。脑筋活络的周祁耀不甘心，在农闲时，又干起了打铁的行当，有时，他还借点小本钱，贩卖小猪，结果，在他的折腾下，家境竟然渐渐有了好转。可是，周祁耀美中不足、也是他最大的烦恼，就是从他往上祖宗三代都是单传，上一个儿子又死了，李氏迟迟没有怀孕生育的迹象。

幸好，天道酬人，他整整40岁时，李氏怀孕生育了，并且是个大儿子！

他就是周希汉。

周祁耀在不惑之年有了接后的香火，自然欣喜万分，以后，对这个宝贝独子是宠爱得不得了。

可这个周希汉自幼得到父母的娇惯，渐渐长大，却养成了直率、任性的性格，并且还倔犟得要命，母亲李氏根本“管”他不住，每当儿子调皮捣蛋闯了祸时，她就摇头叹息：“这个孩子太倔犟！”

周祁耀宠爱孩子，更希望儿子有出息，将来能光宗耀祖，夫妇俩节衣缩食，把周希汉送到了私塾读书。谁知周希汉然聪颖过人，读书不错，却处处不肯低头服软。一次他调皮捣蛋犯了事，先生叫他跪下，他硬是不从，先生一逼急，结果，他撒腿就跑出了学堂，从此死不去上学了。他的犟劲一来，就是父母也没办法，结果，11岁的周希汉就这样辍学了，在家里，天天帮着父亲种地、打铁。

湖北是大革命的繁盛之地，1927年冬，14岁的周希汉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麻城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闹得最“凶”。可不久白军来了镇压，凡参加暴动的，不论老人孩子，一律都受到“追究”，周希汉因为参加暴动，结果，家里房子被烧毁，衣物等生活之物也被抢走，周祁耀夫妇只好撇下家业，带着“唯一传承香火”的儿子逃往他乡。可是这一路被追杀，周希汉被追得火气大发，倔犟劲来了，说：“好，你们杀人，你们烧屋，我就为贫苦农民报仇出气，和你们干到底！”于是，他“说到做到”，就要去投奔红军。

这可急坏了周祁耀：“你去当兵，打死了，谁为我们周家传宗接代？不能去！”

“这我不管！”周希汉大声嚷着。

知子莫如父。周祁耀知道儿子这一犟劲犯起来，是谁也拦不住的，两口子愁眉苦脸好几天，终于苦想出了个好办法：用结婚拴住儿子的心。或许他在新鲜的儿女私情中能收拢去当红军的心。于是，1928年春末的一天，周祁耀家鞭炮响个不断，喜庆的唢呐震动四方。

　　原来，周祁耀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为独生儿子办结婚喜事了。

女方姓郑，年长周希汉两岁，两个亲家换过了庚帖，当天的喜事也是热热闹闹。谁也没想到的是，喜宴过后，新郎趁送客之机，顶着寒星，竟然远遁山林而去……当夜，新娘就独守空房。

儿子“送客”一去不返，老两口顿足捶胸，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失声痛哭，周祁耀责怪自己干出这等蠢事，老妻埋怨孩子太倔犟。后来，周祁耀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当天夜里儿子借着家人松懈之际，送客送到家门口，客人一走远，他也撒腿就跑，直往山林里钻，然后，高一脚低一脚赶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了红军的麻城独立连，当上了一名红军通讯员。

儿子走了，新媳妇还在家里呢！周祁耀没办法，急忙赶着自家养的8头小猪上路寻儿，一路上，他变卖家小猪作盘缠，行一程，卖一猪，再行一程，再卖一猪，直到当他卖完最后一只小猪崽时已经追到长江边，对岸就是正在撤离的红军部队，而他却被滔滔江水挡住去路，正没法渡河时，可巧的是眼尖的他竟然在众人中发现了儿子的身影，一阵喊叫，周希汉也竟然听见，结果父子俩隔江相望，滔滔江水滚滚东下，父亲情急而哭号，但周希汉喊了几句“保重”，还是随着部队毅然走了。

事后，老父一路要饭回家，大病一场。

尽管三代都是单传，周希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据说，老父亲周祁耀在去世时，还攥着儿子写的唯一的一封看得皱巴巴的家信，唠叨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而那位大他两岁的嫁来的郑家女子也不知最后如何而终。

反正周希汉他是一身献给革命去了。

我军许多人投奔红军或参军的经历各不相同，传奇也不少。但是，真正在洞房花烛夜逃出家门参军的，据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希汉，一个是周希汉后来的“老首长”——陈赓大将。

　　人物简介

周希汉(1911-1988)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麻城县独立营通信班长，独立团通信排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十三师三十八团共青团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红九军作战科科长兼教导队队长，第三十一军作战科科长兼教导营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作战股股长，补充团参谋长，三八六旅参谋长兼太岳军区参谋长，南进支队司令员，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三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军长兼滇南卫戍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6个、秋瑾为国牺牲敢惜身

　　秋瑾为了能和男子一样驰骋疆场，救国救民，曾苦练武功，会剑术、拳术、骑术，样样皆精。

　　1904年，她决然脱离封建家庭，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并和留日女学生陈撷芬发起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后经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

　　1905年，她第二次去日本，大力赞助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主盟人，自称“鉴湖女侠”，常身穿男装，腰佩短刀，好一副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1906年回国后，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刋——《中国女报》满腔热情地提倡女权，鼓吹革命。

　　1907年，她回到家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和徐锡麟一起积极策划在皖浙两省发动起义。同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起义，失败遇害。秋瑾受株连被捕，同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慷慨就义，并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

第7个、邓世昌殉国

　　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第8个、毛泽东最心痛的红军师：血战到最后一人

在电视剧《长征》中，我们难忘这样一组镜头：刚刚从死人堆中渡过湘江的毛泽东，坐着担架，一面询问着湘江突围战后的红军军情，一面频频找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谈话，关注着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同时一再地感叹着：“我的三十四师”！“我的三十四师”！那么，这个三十四师究竟是怎样一支部队呢？

1931年夏，孙连仲部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奉蒋介石之命，开往江西前线，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全军一万七千余人，劳师袭远，却连连败绩。于九月退驻江西宁都休整。在这期间，军部参谋长赵博生感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不断地探询真理和光明的过程中，逐渐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兴趣。他在与共产党人刘伯坚多次秘密的接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七月，成为二十六路军高级军官中的第一个党员。部队驻屯宁都以后，赵博生在军中秘密联络季振同与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人，逐渐控制了第二十六路军。遂在红军主力的策应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发动起义。

起义后，部队编成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三个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四师即列编在第十三军中，由董振堂兼任军长。此时，湘江突围中刚刚升任师长的陈树湘只是参与起义的国民党独立第七师的一个连长。从那时起，红五军团在反围剿之战中屡立战功，季振同、赵博生先后牺牲。董振堂接任军团长，而作战勇敢，忠诚坚韧的陈树湘也由连长，积军功升任为主力三十四师师长。

1935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的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从赣南雩都、瑞金与福建闽西出发，开始战略转移。第五军团奉命担纲后卫阻截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而第三十四师作为后卫中的后卫，担负着长征路上最为艰险困难的任务。11月底，在一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湘江边上时。八万六千红军，带着庞大的后勤单位和负载沉重的中央机关，已日行不到四十里，根本无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至此陷入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第八军团被击溃，一军团、三军团损失惨重，作为后卫的第五军团，好不容易突过湘江。却发现，在广西全州与兴安之间的湘江东岸上阻击敌人，陷于重围中的第三十四师，却没有接到突围的命令，而最高三人军事委员会也没有派出任何部队去接应第三十四师渡江。第三十四师已陷入极度危急之中。

到达资水北岸油榨坪收容部队的的红军总部，在周恩来和朱德的关切下，最后一次与第三十四师接通了无线电联系。命令陈树湘，在红树脚和新圩地区向兴安东南突围，或者从凤凰咀一带渡江。但此时，敌军桂军夏威部已于12 月2日占领红三军团据守的湘江西岸最重要的渡口界首，其侧翼一军团据守的白沙铺渡口也已丢失。湘军刘建绪部已由全州追来，中央军周浑元部也到达新圩以北的文市。

第三十四师过江归还建制的打算完全落空了。在脚下是山林，前有湘江，后有灌江的四塞之地，拥兵六千的第三十四师犹如掉进陷阱的老虎，再也不能发威了。陈树湘指挥阻击战后仅余的三千部队，开始从红树脚和新圩地区突围，在损兵折将，丢失了政委和营团级军官及三千子弟兵之后，端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在最前列的骁将陈树湘冲进兴安东南的大山中时，部队只剩下两百余人。这里是瑶族地区，部队与百姓语言不通，又无给养，无法就地打游击，只好掉头一路杀向江西老区。到达湖南道县的时候，只剩下八、九十人。又遭遇数千敌军的包围，待到中午突出重围，部队只有十几人了。打到黄昏，剩下了他，警卫员，通讯员和连长高春林四人。

在最后与敌军的遭遇战中，端着唯一的机枪与敌军血战的陈树湘腹部中弹，肠子拖了一地。在生还无望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严令高春林化装突围，设法过江追赶中央，报告第三十四师完成掩护任务，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归还建制的决心。随后，重伤的陈树湘等三人被强大的敌军捕获。行到石马桥的时候，被敌人抬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不甘愿做俘虏，拉断自己的肠子，壮烈而死。是年二十九岁。

在全州县委帮助下化装过江的高春林，千难万险，终于追上了部队。他也成为第三十四师归还建制的活着的唯一一个人。

陈树湘死后，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装在篾笼里，悬挂在他的家乡，湖南长沙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柱上示众，红军悍将的威名，使湘军为之侧目。

两年后的1937年1月20日，第五军团在河西走廊的高台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三千人命丧危城，降下了那曾经夺目的血染的军旗……

第9个、活着的黄继光——杨朝芬

　　1978年，边防战士杨朝芬和他所在的连队向越南侵略军发起自卫还击时，遭到了躲在暗堡里的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连队前进的道路封锁了。

　　在这紧急关头，杨朝芬手拿爆破筒，闪电般地扑向暗堡，猛力将爆破筒筒塞进射孔，当他正要点燃导火索时，敌人把爆破筒推了出来。杨朝芬毫不犹豫地点燃导火索，第二次把爆破筒塞进暗堡，敌人又把它推了出来。爆破筒“嗤嗤”地冒着白烟，眼看就要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杨朝芬往山坡下一滚，“轰隆”一声巨响，暗堡里的敌人连同暗堡一起飞上了天。

　　杨朝芬为连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人们称他是“活着的黄继光”。

第10个、抗日英雄人物——张自忠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因为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第11个、青年发明家

　　浙江椒江市有个青年农民叫陈江辉，才30出头年纪，就已经有了15年发明史了。他15岁那年，因为家里穷，父母有病，只好中途退学，回乡劳动。在一般人看来，他这一辈子也就是种田了。可他想，种田也要种出个名堂。自己从小脑子灵，为什么不能搞一些发明创造，为乡亲们解决些实际困难呢？
　　于是，他每天白天劳动，晚上看书学习，琢磨搞些小发明。一开始，难免失败。有一次因为买材料欠了债还不上，被人家送到公安局，当作“诈骗犯”进了收容所。可他不灰心，又去杭州向专家求教，没钱买书就借书读，自学了高中和部分大学的课程。
　　几年后，他终于做出了成绩，发明了暗码保险锁、医用红外线感应控制器等许多物件。尤其是农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首批生产就被抢购一空。他发明的“陈氏气管炎根治药”等，经中外专家鉴定，获得了国家专利。截止到1992年，他发明近百项，有16项获得国家正式发明权，被评为浙江十大杰出青年之一。一个农村穷孩子，靠自己的努力，成了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发明家了。

第12个、北洋军阀头子们的结局：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的始末

北洋军阀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政治集团，从1912年到1928年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武夫横行，兵连祸结，社会秩序极其混乱。造成这种局面，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头子自然难辞其咎。因此，他们虽然手握大权，显赫一时，也难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遭到可悲下场。不过，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也多少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有的保持了晚节，有的虽然晚节不保，老来也多少有所悔悟，给人们留下反思的好材料。
　　
　　 袁世凯：帝制自为，臭名远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创始人，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逐渐建立起一支拥有数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因其担任过清政府北洋大臣，故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藉自己的实力和手段，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政的四五年里，中国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有一定进展。但袁世凯不是民主政治家，而是封建专制独裁者。在他当政时期，国人要求民主共和的呼声居高不下，袁世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做了独裁总统还嫌不足，竟然要恢复帝制，一心想过皇帝瘾。为了掩盖野心，袁世凯指使党徒亲信，煞有介事地搞了一系列“民主”把戏，请愿啊，选举啊，推戴呀，劝进呀，不一而足，而他则假意推却再三，装出一幅不得不顺从民意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不得已当皇帝。但这骗局很快被揭穿，袁世凯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众叛亲离，国人唾骂。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书的第十三天，蔡锷在昆明发起护国战争，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袁世凯派往镇压的军队，不愿为帝制卖命，士气不振，败绩连连。有一个亲信大将陈宧，奉命前往四川指挥作战，临行前曾特地向袁世凯先行三拜九叩头大礼，说是怕袁世凯登基时他来不及，要先朝敬一下，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可是眼见全国反复辟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宧也变卦了，竟在前线发出讨袁通电，宣布罢兵言和，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的左右手段祺瑞、冯国璋也采取消极态度，抵制帝制，使之再也无法调兵遣将。袁的弟妹联名登报声明，宣布脱离兄弟兄妹关系。这时，原先支持复辟帝制的列强，也感到中国民心难违，而狡猾地改变了态度。袁世凯完全陷入内外交困、孤家寡人的窘境。1916年3月22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宣布取消帝制。从登基到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为此，他忧愤交加，竟一病不起，于6月6日溘然病逝，结束了他极不光彩的一生。

　　袁世凯死时只有57岁，尚在壮年。他一向身体健壮，无病无痛。做过总统秘书长和国务总理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跟袁世凯吃饭会撑死，跟蒋介石吃饭会饿死。因为蒋介石信奉基督教，生活很是清淡，宴席上往往浅尝辄止，其他人也就不好意思多吃了。而袁世凯则食量很大，据说一天能吃16个鸡蛋，早餐6个，中餐6个，晚餐4个。每逢宴请，主人大块朵颐，客人自然跟着多吃些。那袁世凯为何死得这么快呢？据考证，袁世凯是在护国战争发动以后，因精神压力和劳累过度、家庭纠纷多方面影响，身体才渐渐差起来的。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后来尿路感染，小便不通，而又延误治疗，最后病死于尿毒症。死后又未及时安葬，竟致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如同他的名声一样。

袁世凯的可悲下场，根源于他的专制独裁意识。他沉迷权力，权迷心窍，以致成为民国史上第一个独夫民贼。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事后发表文章，“我教育界看袁世凯”，总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教训，认为：“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的行为必败；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致天下人敌一人。”这是讲他违背民意，

逆历史潮流而动，必无好结果。

　　袁世凯死后，按照修正选举法，打开“石屋金匮”，原任总统写在“嘉禾金简”上的继位人有三个，即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黎不属北洋派，但他作为副总统，是当然的继位人。段、徐是袁的得力干将，自然在继位人之列。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起劲鼓吹帝制，一心想当皇太子，为何没被列为接班人呢？原来，袁世凯在帝制失败后，也对当总统的风险有所感悟，生前曾对人说过：“自古君主传不到几代，往往受不测之祸，我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子孙。”所以他叮嘱儿孙们“远离政治，永不做官”，并派人偷偷地把本来写在“嘉禾金简”上袁克定的名字换掉了。这也可以看做是袁世凯的临终遗嘱吧！
　　
　　 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根据袁世凯生前的安排，黎元洪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位大总统，段祺瑞仍做国务总理。黎、段出身派系不同，所依靠的外国势力也不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年之后，因参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张勋乘中央混乱之机，用武力发动了辛亥之后的第二次帝制复辟。段祺瑞暗中支持张勋复辟，借助张勋之力赶走了黎元洪，然后又利用全国反复辟形势，不失时机地进行讨逆，平逆之后，仍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中央政权。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早年从军，曾留学号称世界第一流的德国柏林军校，并在克虏伯炮厂实习，回国后先在北洋军械局工作，后随袁世凯练兵，是袁的第一号助手。历任北洋军3、4、6镇统制（师长），保定军校及其他陆军各校校长，陆军出国留学人员主考官和历届陆军总长。所以，段祺瑞有实力、有才干，资历及人事关系也极为深厚。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为官清廉，作风干练，本可以成为治国良臣，而不是乱世枭雄。可惜，段祺瑞也像袁世凯一样，热衷于专制独裁，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呼声很高，中国人民也热切盼望有个安定环境。而段祺瑞却穷兵黩武，到处征战。1919年南北政府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有识之士为之奔走呼号，段祺瑞则指使部属屡起战端，蓄意破坏和变条件，使会议无法开下去。同时，为了获得扩军备战的军费，段祺瑞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肆借款。各种借款达5亿多元，其中仅他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手的，就有8笔1．45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日本以借款为条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交通。1918年5月，北京政府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又使日本取得中国驻兵权，事后大批日军开进满蒙。同年9月，日本将其占领原先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写成秘密换文，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段政府居然表示“欣然同意”。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以此为据，将山东权益判给日本，并写在了凡尔赛和约上。段祺瑞的内战政策和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五四爱国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席卷全国。段祺瑞越是镇压，群众反抗越是激烈，以致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答应群众的部分要求。段祺瑞的权威大受影响，但导致其下台的直接原因不是五四运动，而是直皖战争。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在袁世凯死后很快就表面化了。1918年夏，中央政府换届，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议会选举，将没有实力的北洋官僚徐世昌选举为总统，充当他们的傀儡，而把劲敌冯国璋排挤出局。段本人也不做总统，仍做总理，这样他既可以操纵中央，又不致成为政敌攻击的靶子。可以说，段祺瑞在权力争斗中处处占着上风。可是，当时的民意还有相当影响，民众的眼睛雪亮，段祺瑞多行不义，搞得声名狼籍。直系正是利用全国人民的反政府声势，展开猛烈的夺权斗争。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终于在1920年7月爆发大战。战争在廊坊和涿州一带进行，五天功夫就解决问题。皖军不得人心，士气不振，兵败如山倒。段祺瑞自请免职，皖系政府宣告倒台。

　　时隔四年之后，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直系政权，复杂的政治形势，又给了段祺瑞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张作霖、冯玉祥的共同推戴下，段祺瑞幸运地做起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他过去在中国政坛一手遮天，风光多年，只是实际操纵，并无元首之尊。这次成为国家元首，却又缺乏实力做后盾，形同傀儡，毫无作为。不过，大坏事倒做了几件，一是抵制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二是制造“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当北京爱国群众在执政府门前请愿，抗议帝国主义重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行径时，段祺瑞竟命令他手中仅有的武装--200名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狂射十几分钟之久，造成200多人伤亡的惨案。鲁迅说，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反动派的历史命运时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段祺瑞是辛亥革命以来最早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两次行凶，都没有好结果。第一次是镇压五四运动，弄得威信扫地；第二次是制造“三一八”惨案，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被冯玉祥国民军驱逐出京。

　　段祺瑞以后再未得势，也没有再做什么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一生不爱财，没有什么家底，仅靠南京政府的津贴过日子，1936年因胃出血死于上海，终年71岁。
　　
　　冯国璋：总统位子被挤掉，从此不问政事曹锟：贿选总统终被囚，闭门谢客做寓公
　　
　　吴佩孚：军阀混战的高手，两次被革命军打败；不愿当汉奸，最终为日本人所害以上三人都是直系首领，一脉相承，放在一起介绍更为便当。冯国璋是直系军阀创派领袖，因他是直隶河间人（今属河北），他领导的一派军阀因此得名。冯国璋出身贫农，发迹后在其家乡广置良田，成为大军阀兼大地主。他军事科班出身，帮助袁世凯练兵，在军事教材的编写方面贡献最大。辛亥革命发生后，冯出任第一军总统（即军长），率部镇压武昌起义。1913年他又领军镇压二次革命，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奠定了直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基础。张勋复辟被平定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资格出任国家代总统。长江中下游地盘仍在他的掌握之中，并被作为同段祺瑞争权夺利的资本。然而直系在中央的势力远不如皖系，冯国璋也远不如段祺瑞高明，以致在1918年的政府换届选举中，冯国璋被聪明的段祺瑞拉下了台。他一气之下，从此不问政事，过了两年平民生活，1919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冯国璋镇压革命不遗余力，但在任职代总统期间没有显著恶行，卸职之后离开了政治舞台，似乎不存在晚节不保的问题。继冯国璋为直系首领的，是后起之秀曹锟、吴佩孚。曹锟，天津人，少小以推车贩布为业，20岁从军学武，很快升为北洋精锐第三师师长，袁世凯死后任直隶督军。曹锟的才干远不如他的副手吴佩孚。吴佩孚原是山东蓬莱一个穷秀才，从军后在曹锟栽培下，很快得到发展，逐步与曹齐名，人们把他们并列称为“曹吴”。实际上，吴佩孚是直系首领中最杰出的一个，直系的势力与权威在他经营下才发展到顶峰。就是在整个北洋将领中，吴佩孚也算是最会打仗的，他的老师段祺瑞和机警过人的张作霖，与他对阵，也难免败北。他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且颇有政治头脑，堪称“虎将”、“儒将”。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频频发出通电与谈话，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博得舆论好评，被誉为“模范军人”、“爱国将领”。外国人也对他很感兴趣，英美把他看做中国的“强者”、“英雄”，给予不少援助。甚至共产国际也曾一度联络他，准备让他在中国建党，不过很快就看清了他的军阀本质。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曹吴入主北京，与奉系张作霖共掌中央政权。为了争权夺地，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1922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不敌，退出北京，中央大权完全由直系一派控制。曹锟、吴佩孚自以为地位巩固，于是仿效袁世凯、段祺瑞的故伎，倒行逆施，很快也走上绝路。1923年2月二七惨案后，吴佩孚声誉从顶峰跌落下来。同年10月曹锟贿选，更是臭名昭著，遭到全国反对。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举推倒直系政权。曹锟被冯玉祥国民军囚禁，被释放后，寓居天津，再无作为。日本占领天津后，曹锟闭门谢客，拒绝为敌寇做事，于1938年病逝，享年72岁。北京政变时，吴佩孚正在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国民军与奉军乘势前后夹击，吴佩孚几乎全军覆灭。他带着两千残兵败将，乘军舰浮海南下，到达武汉，树起“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大旗，招集旧部，一年之后，又拉起20万人的队伍，成为广东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大敌。1926年8月，当北伐军攻占湖南、进击湖北的时候，吴佩孚亲临汀泗桥督战。这一带是他过去扬威立名的地方，他满怀信心，认为一定可以消灭不及他一半兵力的“南军”。战斗空前惨烈，北伐军前仆后继，猛打猛冲，吴佩孚在沙场滚打一生，从未见过这样不怕死的军队。他恼羞成怒，亲手斩杀9名旅团营长，也没有阻止部下的溃逃。接着，再战贺胜桥，吴佩孚败得更惨。及至武汉三镇陷落，吴佩孚精锐尽失，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吴佩孚第二次败给革命军，也是最后的失败。后来他流落到河南、四川，寓居北平，虽然还想东山再起，终究没能如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很重视吴佩孚的声望，专门制定一个代号为“吴佩孚工作”的诱降计划，千方百计地拉他出来做汉奸头目。而吴佩孚早就立言“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在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态度一点也不含糊。日本人先是要他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继之要他做北平维持会长，都遭其严词拒绝。1938年，日本决定把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为一个政权，特务头子土肥原企图策动汪吴合作，坂垣征四郎和汪精卫也先后出面找吴佩孚做工作，但吴佩孚态度非常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回信给汪精卫，声言“誓与国家生存，同其命运”。针对日本人的所谓中日和平要求，吴佩孚强调说：“日本既需要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请和？若办不到，何必找我！”日本诱降吴佩孚的阴谋终未得逞。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带着军医护士，由大汉奸齐燮元（吴佩孚原部属）陪同来到吴宅。川本不征求吴家的意见，自作主张，当即给吴拔牙。手术后，吴佩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晚暴卒，终年66岁。吴佩孚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持了晚节，却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被日本特务害死，未得善终。
　　
　　张作霖：绿林好汉，以武力问鼎中原，遇强兵而退出京城，得到日本人帮助又被日本人炸死
　　
　　1924年9月曹吴直系政权垮台后，北方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张作霖背弃诺言，乘胜挥兵入关，图谋再次问鼎中原。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撮合下，张作霖与吴佩孚化仇为友，联合攻击国民军。国民军退守南口，张作霖捷足先登，进入北京，完全掌握了中央政权。1926年6月，张作霖由部下正式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在中国的最后一位国家元首。张作霖的统治比前几任更残暴、更黑暗，他不仅疯狂掠夺民财，扩军备战，而且对民主革命人士大开杀戒。1926年4月26日，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为罪名，枪杀《京报》主笔邵飘萍；8月26日再杀《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两位著名记者遇难正好相隔100天，当时报纸以“萍水相逢一百天”为题加以报道，猛烈抨击张作霖政府。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公然违反国际公法，派兵袭击苏联驻华大使馆，捕去使馆工作人员16人以及李大钊等35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4月28日，将李大钊等20人绞死。这是张作霖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此时的奉系军阀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境地，可谓气数已尽。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期间，张作霖坐观北伐军一一打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并乘机收编了大批残兵败将，包括张宗昌和孙传芳，将军队扩充到60万对外号称百万。1928年4月，国民党以百万大军攻击奉军，张作霖面临强兵压境严峻形势，又见日本人乘中国内战而发兵山东，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因此决定放弃北京，退守东北，仅留一旅兵力维持秩序，国民党军兵不血刃进入北京城，使北京城未因战乱受到破坏，百姓亦免遭涂炭。张作霖则在撤退途中被日本人炸死。6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北平和天津为特别市。张作霖出身土匪，后来发迹，从东北王而至中国首脑，堪称传奇。他在地方上长期实行封建式割据，但对东北的治理也有一定政绩，得到过孙中山的称赞。入主中央以后，他穷兵黩武，大打内战，但对日本霸占东北的阴谋却有所抵制，使其图谋没有在他手中得逞。这也是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正因为如此，日本关东军才精心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把张作霖炸死。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既是个人与家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耻辱。此外，还有两个大军阀值得一提。他们虽然没有做过派系最高首领，但实力颇大，独立性强，且颇富传奇色彩。一个是张宗昌，从流亡乞丐发迹成为统兵10万的直鲁联军首领，时称“三不知将军”，即他不知自己的军队有多少，不知自己的钱有多少，不知自己的老婆有多少。1928年，在国民党军的打击下，张宗昌随着奉系的失败而逃往大连，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苟活。1932年，他潜回济南活动，图谋夺取山东省长大权，被韩复榘派人击杀，终年52岁。张宗昌一生作恶多端，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算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另一个是孙传芳，军事科班出身，颇有能耐，在多年征战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后从直系军阀中分离出来，独树一帜，成为东南五省联军统帅。被北伐军打败后，孙传芳来到天津隐居，放下屠刀，拜佛颂经。1935年的一天，孙传芳在居士林寺念经时，被施剑翘击毙，享年61岁。施氏为张宗昌所部师长施从滨之女。早在1925年孙奉战争中，施从滨为孙军所俘，旋即被孙传芳枪杀。施剑翘报了杀父之仇，却又新添了一出人间悲剧，孰是孰非，难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