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十八、十九岁，我都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爸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起来看。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是一辈子的忠实观众。“文革”结束，艺术类院校招生，我突然好像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考艺术高考的时候，考官让我做一个动作：从后面遮住女生的眼睛。我紧张得捂住了她的眼睛，双手无法松开。女孩无奈，只好把见情人的场面变成了抓流氓的场面。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无精打采，一个是缩水。我不像我爸，脾气暴躁，当着一千多人的面敢发号施令。我不敢杀他。每当有事件召唤我时，我都会本能地退缩。如果有十几个人在场，我的直觉是坐在远处。参加活动，我最紧张的是快到会场门口的时候，仿佛一开门就被机关枪扫射一样。可是自己这么惯着也不好啊。都老了也不小了，还有人叫他老师，还这么害羞，没办法。我也故作轻松，想象自己在拍戏，效果好像不错，但总觉得太假了。我告诉人们我实际上并不紧张。有人说：“任谁都看得出来，你额头上全是汗水，说话结结巴巴的，这叫紧张什么？”我干脆说我紧张，不想一直装大尾巴狼。这样一想，我心里踏实多了。如果时光倒流，我想回到当初成名时的舞台。李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上山下山》。我非常喜欢这个标题。生活可以被这四件事耗尽DS。刚出名的时候，你就上山了。上了山，一切都是未知数。你不知道你会去哪里，也不知道你能去哪里。你在上升曲线上。人最美的地方在于追求的过程。或许等我年纪大了，就能接受日本人的审美了——下山也是一种美，但现在觉得最好不要走到尽头。人的一生是偶然的。我不是因为《霸王别姬》得奖，但是《活着》演完之后，天时地利人和，我当之无愧，所以我得了奖。如果当时还有什么其他的戏很精彩，我早就走了。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完整的人物当回事，更想看到真实的人。我有平民色彩，不虚伪。那时候中国人开始需要大量的幽默，不想去电影院接受教育。我代表米那时候人的心态，比较轻松，比较乐观，比较平凡。没有人应该试图教育任何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时候经济发展了，过去很多笼统的观念都被打破了。大家突然发现，不仅长得好看、能说会道的人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葛优都能上荧幕，谁不能？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觉得很平静。我不怕变老，不需要跟狗仔队打游击，不需要为曝光找麻烦。一是不想做老百姓的对立面，二是不能做一，三是做一的代价太高，活着该有多累啊！我最想要的就是一个人。我也喜欢兴奋。比如喝点酒聊聊天，就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我最不怕听别人说什么，只要因为对方会说话，所以我总能听他说。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观众。每次喝酒，我都很少说话，更多的是看朋友玩穷。我总是很矛盾，既要热闹又要安静，是不是有点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