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没多久，我就因为一个很可笑的理由，腰部受到重击，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天，哪儿也去不了。那天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忍着痛”，陪老婆去著名的浦江大道拍一些雨中夜景。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浦江大道离我在上海的家很远，一路上要坐两次地铁。还好下班已经过了高峰时间，一上地铁就找到了座位。车子刚行驶不久，就听见车厢那头传来一阵笛声。可以说打得很不专业。我一听，就知道这肯定又是一个残疾人，假借奏乐唱歌的幌子，在车厢里乞讨。这种情况在北京也很常见。据说这些乞丐往往是“有组织的”、“受老板控制的”，他们一天的收入远高于普通市民。因此，大多数人对这些乞丐都不太重视。我当时还没准备好付钱。但我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一个男孩（大概25、26岁）从裤兜里掏出两张1元硬币（1元纸币在上海基本不流行）。我就想，这小子难道真的这么“糊涂”，看不透这些乞丐的诡计吗

并给他两枚硬币

笛声渐近，原来是两个残疾人。吹笛子的是个盲人，还有一个瘦弱的女孩，看上去是个弱智。他们一手牵着他，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装着钱的旧饮料罐给他指路。果然，整个车厢里没有人理会这两个乞丐。只有大男孩把两枚硬币扔进了女孩手里的旧饮料罐里。过了一会儿然后，女孩把盲人领了过来，也把旧饮料罐伸到了我面前。我按照惯例，假装没看见。他们在我面前停留了几秒钟后，看到我一动不动。，无奈地向前走去。然后，歌曲播放完毕，车内变得异常安静，除了汽车的轰鸣声。我以为这件事会像以前一样消失。

因为乞丐不可能因为别人的冷漠而抗议。其他人将不再关心乞丐的“利益”，甚至不会再多看一眼。但突然，就在笛声停止的那一刻，大男孩对着盲人离去的身影拍了几下掌声。我惊呆了。虽然车厢里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大家也仿佛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发生的事情，保持着麻木的沉默和沉默，但我着实震惊了。如果一个大男孩只捐两块钱，那说明他只是在做慈善。但他用掌声表达了对弱者生存努力的宣传和支持。他知道，弱者除了一点“钱”之外，还需要社会和人民在困境中给予心理鼓励和支持。他们还平等地对待他们，并对他们为生存所做的任何努力给予热烈的认可。我可以无视这些乞丐，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乞讨可能是某种被控制的行业行为，但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即使被控制和控制，这些残疾人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弱者。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我应该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关心

我……我们不是一直自称是高尚的人文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吗

是的，社会上的欺骗太多了。人们在被欺骗后逐渐变得恐惧和麻木，逐渐失去了对弱者应有的同情和怜悯。这次我在上海受伤，也有同样的亲身经历。那时，我是早早在小区后花园锻炼身体。我不小心摔倒了，腰部撞到了水泥块。我倒在地上后，有一两分钟根本无法动弹。过了一会儿，一个瘦弱的老人从我身边跑过，停下来问：“你怎么了

”他伸出手，把我拉了起来。我挣扎着站起来，环顾四周。事实上，附近还有人在锻炼。但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他们都假装没有看到我，也没有人上前帮助我。

我不想责怪任何人。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一种“社会成本”。我们必须控制过去对乌托邦的虚幻希望。但我们怎能忘记在必要的时候给弱者一点生存努力的必要鼓励呢

其实，只是几声掌声，不需要任何成本。我们或许可以为我们居住的环境增添一丝必要的温暖。我想第一件事我要做的就是问自己：为什么不想想在这两个处境艰难的残疾人身上给予他们一些掌声呢

当然，在没有人鼓掌的情况下为两个残疾人鼓掌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过了一会儿，大男孩先下了车。看着他阳刚的身材，我突然觉得这个80后的年轻人真的很善良，也很高贵。这真的是一种在几千年来惯于欺凌弱扶强的公民中显得尤为高贵的一种品格！我没有和他一起为弱者的生存而努力，我真的感到很鼓舞。我感到非常非常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