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胸怀报国志的兽医

　　家住山东阳谷县的农民李贵兴，也有着一段不幸遭遇。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病逝，加上农业欠收，家里人口多，只得退学回乡务农。可他酷爱学习，每天不顾劳累，自学了初中课程，又学习高中课程。有一次，村里一匹怀驹的大马得了结症，因为没有兽医，很快就死了。乡亲们心疼地说：“要是老兽医还活着，这马不会死的！”老兽医就是李贵兴的曾祖父，因为在旧社会里当兽医受过气，就不让子孙再干这一行。可李贵兴心想：“如果都不当兽医，那不就眼看着村里的财产受损失吗？”他就找出祖传的医书钻研起来，决心当一代新兽医。因为学习刻苦，又能虚心求教，边学边干，他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好兽医，被保送上了牧校，又进了兽医研究所进修，能治好许多疑难病症。
　　可他并不满足，立志为祖国写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兽医方剂专着，就废寝忘食地写起来，终于写出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兽医方剂专着，全书近20万字，为发展祖国的兽医事业贡献了才智。

第2篇、烹饪新星爱国记

　　1980年1月，苏州菜馆的詹钦标接受祖国的委托，作为某工程安装组的厨师，来到纽约。

　　1月10日中午，工程组设宴招待参加开工典礼的美国各界知名人士。詹钦标为客人做了色彩鲜艳、形态各异、别有风味的苏州名菜，美国客人品尝以后赞不绝口。詹钦标的做菜技艺，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纽约，他被媒体称为“烹饪新星”。

　　纽约市市长想留詹钦标为私人厨师，并答应让他在别墅里挑最好的房间住，把家属、孩子都接到美国来。有的老板许诺：“如果你肯留下来，我除包你的伙食外，再出三千美金的月薪。”有的老板答应：“你留在我这里，我可以出钱以你的名义开一家菜馆。”

　　他这次出国只有一个念头：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以出色的工作为工程的胜利完成做出贡献，为祖国争得荣誉。对出于好意的聘请，他有礼貌地谢绝了；对于那些老板的重金收买，他丝毫不动心。

第3篇、为何“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868年，英租界在外滩上，建起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公园。然而，这座公园却竖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成为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记忆。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舆论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其实，开园之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进去游玩的，直到1885年才贴出告示，称：“中国人与带狗者不得入内”，后来又演化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洋务派名人唐廷枢曾质问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的答复是：“中国人不讲卫生，狗进去随地便溺。”

　　原来，问题的根源，居然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关于国人在游园中不守公德的行为，历史上曾有记载。1928年9月出版的《常识大全》，表述得很直白：“为什么从前的外国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去游呢?实在因为中国人太没有公德，痰随地乱吐，花随手乱折，小孩子到处撒尿撒屎，瓜子壳呀、香蕉皮呀，散布满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明素质的养成，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租界方面却采取了简单粗暴的门禁制度，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经过多次交涉和斗争，工部局允许穿西装的华人游园，并在重大节庆期间，对全体华人开放一至两天，随后又动工兴建中国公园，专供华人游玩。中国公园尽管设施简陋，但却有一座用石麟驮起来的铜质时刻表，十分科学，“阳光照处能知时刻，丝毫不爽”。但随后不久，这时刻表就不知去向，石麟也残缺不全，两边的翅膀和嘴里的舌头都断了。

　　国人如此不知反省，以至于当外滩公园于1928年彻底开放之时，常识报馆撰文呼吁，请同胞们：勿随地吐痰，勿到处小便，勿动手折花，勿乱弃渣滓。遗憾的是，有识之士的疾呼，被淹没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对帝国主义治外特权的强烈愤慨，代替了理智，只知仇视西方列强，却不检讨自身的素质缺陷。

　　到了当代，都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解读成帝国主义的强权行径，更少提及国人自身的文明修养。比如，有文章为证实这块牌子确实存在，引用了1917年版《上海闲话》中的一段史料，但在引用中，又恰恰删掉能引起读者反思的内容：“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踏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

　　可见，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出有因，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倒不如说是我们给自己脸上抹了黑。

第4篇、一心报效祖国

　　著名遗传育种专家邓景扬，原是在法国和瑞士经商的华侨，不惜半路出家，放弃经商，改学自然科学。

　　1952年，他以一个旁听生资格，入日内瓦大学，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他已是30多岁的人了，年纪大，学习中困难重重，但是报国之心鞭策他，深夜攻读中几次晕倒，他也无怨无悔。1959年他荣获了该校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先后发表了5篇科学论文，他提出的“营养物质与开花物质相互制约”的新观点，被国际上称为“邓氏理论”，经常在国际书刋中被引用。

　　邓景扬学成之后准备回国。他的导师、日内瓦大学科学院院长苏达教授闻讯后极力挽留，他反复解释：“新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人材。我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国效力。”导师深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于1960年春，携带着种子和仪器，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第5篇、英雄群体：十二小英雄的故事

　　土地革命时期，在陕甘黄土高原上，有一支神出鬼没的少年武装——红军少年先锋队。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跟随红军打土豪，分粮食，发动群众，消灭白军，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刘志丹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桥山中行进。雪已经下了几天，山川白茫茫的一片。刘志丹正带领队伍走下一座山，突然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孩子。他急忙跑过去摸了摸，又趴在一个孩子的胸口上听了听，然后向后摆手说：“有救！”说着，他解开老羊皮大衣，把一个冻僵了的孩子暖在了怀里。

　　经过刘志丹和游击队员们的抢救，两个孩子苏醒了。刘志丹一问，才知道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叫王有福，15岁，是地主家的小羊倌。那个低矮黑瘦的少年，名叫赵玉杰，是小乞丐，因为他爱蹦爱跳，外号叫虼蚤。他们俩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凭着半张革命的传单，到山里去找穷人的队伍。因冻饿交加，坡陟路滑，滚下山坡，差点冻死。幸好碰上了红军的队伍。

　　从此，王有福和虼蚤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十多个穷孩子，也陆续来到游击队里。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最小的小柱子只有11岁。刘志丹、谢子长同志见他们年纪小、体力差，而游击队要经常行军，生活太艰苦，就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不干，死缠活赖地要当游击队员。

　　游击队准备出发了。突然，从队伍的尾部，传来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王有福和小伙伴们端端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排尾，一个个双脚并拢，胸脯挺起，神气十足地注视着前方。王有福跑到刘志丹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娃娃班应到11人，实到11人，一个不短！” 刘志丹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和谢子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温和地说：“好吧，等指挥部讨论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个娃娃班！”

　　第二天，娃娃班就正式成立了，王有福任班长。总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指导员——边德荣（他是陕西耀县交王村人，矿工出身，后任陕甘边骑兵连连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边指导员每天领着娃娃班操练，还教给他们唱歌，说故事，很受孩子们爱戴。

　　有一天晚上，部队驻在艾蒿洼。娃娃班住在离村二里多路的小窑科。孩子们正在睡觉，突然，从艾蒿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有福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小伙伴，大家提起小马枪、梭标、大刀、小木枪，赶忙跑出村，朝西北的一条驴巴梁上爬去。等爬到了高高的石崖上边，发现在崖下不远处的村庄，硝烟弥漫，黑压压的敌人，正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村子里进攻。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孩子们十分焦急。忽然他们发现石崖下边的小沟渠里，驻着一群敌人。王有福立刻命令：“狠狠地打！”原来这是陕北有名的大土豪张廷芝的队伍。接着，子弹、手榴弹、石头块，居高临下，向敌人的头上飞去。崖下的敌人万没想到石崖顶上会有游击队从背后袭击，结果敌人倒的倒，逃的逃，指挥一下子失灵了。

　　村子里被围困的游击队，趁敌人慌乱的机会，猛冲猛打，反败为胜，把敌人打跑了。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知道是娃娃班出奇兵，捣敌营，解了围，都夸他们机智、勇敢，人小志气大！

　　1932年2月22日，在甘肃省正宁县三泉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宣布娃娃班改名为红军少先队。刘志丹把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的旗帜，授给了少先队队长王有福。红军少先队成立后，跟随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还打过几次胜仗。少先队员们渐渐地都成了能打仗、能站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士了。

　　当年旧历正月初二，少先队决定到财主的城堡何姑绅去“拜年”。太阳刚露头，在通往耀县何姑绅的路上，走着一群化装拜年的少年人：虼蚤引着一条大黄狗，边走边玩；七石子戴着学生帽，穿着黑制服，提着一个马头琴盒子，走在虼蚤后边；余免娃扮个新媳妇，骑在黄马上；王有福装个揽工汉，牵着马；边德荣手里拿个旱烟袋，走在后边。城门前，民团哨兵检查行人，对这一家来拜年的没有注意。虼蚤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跟前，伸腿将他绊倒，被边德荣和王有福一人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埋伏在后边的游击队员，立刻冲进城去，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城里的敌兵和土豪。

　　还有一次，少先队按照刘志丹的命令撤退隐蔽。少先队跑了100多里路，连饥带渴，早就疲惫不堪。天黑了，王有福带领少先队员们进村子歇息，在孙老汉的家里，大家一坐下，就呼噜呼噜地打起鼾声。突然，哨兵跑来报告：敌人包围了村庄。王有福忙叫醒队员，组织突围。敌人用机关枪封锁了门口，密集的子弹，直往土窑里扫射。少先队员们扔出几棵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大片，其余的都退了下去。

　　敌人从烟囱里丢下来两颗手榴弹，把土炕炸塌了。孙老汉抱来一大卷羊毛毡，挡住破烟囱，说：“快，往毡上浇水培土。” 队员们依法加固了两个烟囱。敌人又往窑里冲锋。队员们用长枪、刺刀、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冲锋之后，子弹快完了。手榴弹也快完了。少先队员们准备和敌人作最后拚搏。孙大爷却拉着王有福的手说：“不行啊，孩子，那么多的敌人，你们一伙娃娃，怎么冲得出去？我想起一条路：在中窖下边，有个地窨子。窨子里边，有二里多长的地道，直通后沟。这是早年跑土匪时打的，你们从这里出去。”说着，老人和有福揭开了窨子口，让队员们快下去。王有福就领着少先队员钻进窨子，穿过地道，来到后沟，又顺坡向上，离开了村子。

　　敌人抓住了孙老汉，问红军少年先锋队到哪里去了。孙老汉说他亲眼看见双方打得正紧火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满窑的娃娃都不见了！“那是神兵呀，怎么抓得着？你们没有听人说；‘先锋队，是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吗？说打你鼻梁，不撞你眼睛，靠你凡人，怎能胜神兵？”说得神乎其神。从此以后，红军少年先锋队便被称作“旋风队”，说成“神兵”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迅速地扩大，先后组织了红26军，红27军，每个军下边都有几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少先队或先锋连。到1935年秋，红军少先队员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红军中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红26军、红27军）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向敌人猛扑，决心攻下直罗镇，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前进，许多红军中弹牺牲。

　　山梁上有12个少先队员看得真切，急得哭了。小队长小柱子见西北风刮得很猛，他想出了主意，叫队员们准备了一些麦子土，用干粮袋和衣裳包着，绕过山头，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乘敌人不备，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挺机枪。小柱子指挥队员居高临下，把细面子土向空中扬洒。西北风吹着尘土，象是雾团，搞得敌人睁不开眼，打不准枪。少先队员们乘机冲入机枪阵地，一阵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机枪阵地大乱。红军趁机攻上山梁，拔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可是在战斗中，王芽、小柱子等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12位小战士押送到师部审问。一个白军军官，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指着小柱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干打倒反动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军战士，我叫少年先锋队员！”

　　白军军官又追问“包围我们的红军有多少？快说！”

　　“我是红军宣传员，打起竹板才能说，你给我竹板。” 小柱子说。

　　白军军官不懂竹板，只好答应自己用刺刀敲枪筒，叫小柱子说快板。

　　小柱子说： “猫头鹰眼，先别转，包围你的红军你看不见，满西北、遍江南，人数好有几万万。……”

　　猫头鹰眼气得发了疯，命令士兵在隔壁房间准备好刑具。小柱子临危不畏惧，继续说着快板，其他11个少先队员一齐和着他的调子：

　　“同志们，齐步走，红彤彤的太阳在前头。少年先锋队真英勇，不怕受刑，不怕杀头，永远跟着共产党，向前走呵，向前走！ ……”

　　几十个气急败坏的敌人涌进来，把12个少先队员推进刑讯室。一连好几天，敌人对这12位小战士用了种种酷刑：鞭打、吊拷、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夹棍、竹签钉指头、烙铁烫……他们一次次晕厥，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暴露红军的机密。 敌人又恨又怕，把这12个英勇不屈的小战士分别用木棍痛打，用马刀乱砍……

　　就这样，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凶残地杀害了。人们把他们称为12小英雄。

　　第二天深夜，少先队员王有福，领着一支由18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向直罗镇飞奔。他们端着手提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正在“围剿”游击队的敌人，腹背受敌，以为红军主力又来消灭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

　　直罗战役后，少先队进行了整编。300多名红军少先队员，编成了三个少先连，一个少共营。不久，英雄的少先队员们，高举红旗，唱着《抗日少年先锋队歌》，雄赳赳地奔赴抗日战场。

第6篇、草原英雄小姐妹

　　这是一个当年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的真实故事。

　　蒙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一对小姐妹。一天，她们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羊群经不住暴风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着受惊的羊群。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荣时，发现妹妹光着一只脚在走路，那只光脚已冻成了坨子了。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背着她艰难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倒了下去。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龙梅和玉荣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扬。

第7篇、刘胡兰的故事

　　刘胡兰只活了15岁，但她却留下了很多英雄事迹。打小起，贫苦出身的她就爱憎分明，早在抗战时期，10岁的刘胡兰就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因为表现突出，她14岁就当上了区妇女干事，还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预备党员。

　　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刘胡兰回云周西村领导工作。其间，刘胡兰曾配合武工队员，将该地大恶霸石佩怀处死，赢得了老百姓交口称赞，也惹怒了反动派。为了报复，反动派率军突袭云周西村。上级命令刘胡兰转移，但是，为了帮助更多群众和党员转移，刘胡兰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有人叛变了，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反动派抓到刘胡兰后，实施了种种威逼利诱，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反动派把刘胡兰带到了铡刀面前，当着她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杀了。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胡兰却异常镇静，怒喝道：“我咋个死法？”在反动派说出“一个样”后，刘胡兰大义凛然地说了声“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便来到铡刀旁，毫不畏惧地躺在铡刀下。

　　就这样，年仅15岁的刘胡兰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1947年春天，毛主席听完刘胡兰的事迹，感动地挥毫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高度赞扬这个年纪很小的大英雄——刘胡兰。

第8篇、毛泽东爱妻杨开慧

杨开慧（1901-1930），乳名霞，字云锦，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乡）人，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之女。

毛泽东的夫人，1901年9月26日生于长沙东乡板仓。1913年到长沙读书，1918年随父杨昌济到北京1920年回湘读书，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当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至1927年，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1月，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9岁。

杨父昌济（又名怀中），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第一师范和北京大学任教。杨母向振熙，是一们忠厚善良、勤劳俭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的妇女。

1913年至1918年，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理想的毛泽东正好来到一师求学。毛泽东的伟大抱负、雄伟气魄和精湛学识，深得杨昌济的赞赏。当时，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一些进步同学常到“板仓杨寓”学习和讨论各种问题。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你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深深打动了年少的开慧的心，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学习和讨论，还把自己写的学习笔记和日记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师毕业后奔波于长沙、北京等地，为使学生在北京生活有个落脚的地方，1918年夏已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推荐，让毛泽东到图书馆任管理员，月薪8元。这时他与开慧接触更多，并且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还见到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从此开始到1921年春节前夕他们结婚，已有数年书信往返，寄托相思。杨开慧在她的无题自传散文中，对这段恋爱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想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他们结婚前夕，毛泽东曾有情浓词美的《虞美人》写与开慧，状孤身异地，辗转反侧，长夜不眠的刻骨相思：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随后，杨开慧同全家一道，又回到长沙。先后在长沙福湘女中和岳去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她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她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1920年7月，毛泽东回湖南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杨开慧不顾家里的困难，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同事送的祭奠费，捐献一部分给毛泽东用作革命活动经费。

1921年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跟随毛泽东在长沙、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2月，她带着两岁多的岸英，一岁多的岸青陪同毛泽东回韶山。一面尽力照料毛泽东父子们的生活，为他接待客人，整理文稿；一面抽空深入贫苦农家，发动农民群众，创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传授文化知识。如毛氏宗祠当年就曾辟为农民夜校，开慧就在这里当过教师。

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1922年10月长子毛岸英出生，1923年11月、1927年2月又先后生下次子毛岸青、小儿岸龙（后下落不明）。

1923年冬，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长沙赴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他离开长沙时作《贺新郎》给开慧，充满儿女情长和离愁别意，既是对杨开慧坦荡胸怀的由衷赞美，也寄寓了毛泽东不可遏制的殷殷爱意。毛泽东那伟大刚强的个性里也不由涌现现缠绵脆弱的情愫，但他的理想和抱负让他全身的血液沸腾，在爱情与事业之间，他选择了最完美的方式，双双比翼齐飞，同翱翔于浩如烟海浩天宇之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已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目，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慧带着3个孩子与保姆陈玉英回板仓，做党的地方工作。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关山远隔，夫妻俩从此就断了联系。1930年11月，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长沙浏阳六外的识字岭，年仅29岁。

1930年冬，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江西）得到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立即写信给烈士亲属，对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来寄钱为烈士修墓。今长沙板仓杨开慧烈士陵园有用毛泽东寄的钱修立的墓碑，上书：“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刊 民国十九年冬立。”

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湘区委的秘密机关。杨开慧担任湘区和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同毛泽东一起战斗和生活。

当时反动军阀极力查禁进步书刊，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已经不能在文化书社公开出售，毛泽东于1922年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段时间，毛泽东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杨开慧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机关日常事务工作，挑起家庭重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毛泽东。当时，毛泽覃、毛泽建、何宝珍、张琼等一些小青年也住在清水塘，他们感到，整个长沙城是一片黑暗和冷酷的世界，而在这城郊的清水塘，他们生活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身边，却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1925年2月，杨开慧随同毛泽东回到韶山，这是开慧第一次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茅屋草房，以及花草树木，她都感到特别亲切，她更关心和热爱这里的贫苦农民。按照当地风俗，她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在很短的时间里，韶山地区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她理着短发，穿着青衣短袄，领口露出一线洁净的白边；下穿灰色长裤，一双天足穿着白袜套布鞋，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她用“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的歌谣，向农民指出农民长年累月的过着痛苦生活，决不是穷人的生辰八字不好，而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她从“洋油”、“洋火”讲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榨。她态度和蔼，端庄大方地对乡亲们说：“我们这个学校，不要大家念《三字经》、《千字文》，而是让大家学点用得着的东西，学点写字、算数的本领。还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农民总是忍饥挨饿的原因，让大家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它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接着，她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手”、“脚”。她说：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的手是做事的，脚是走路的，也用脚劳动。如用脚车水、舂米，有时走路肩上还压着重担。可有的人手不劳动，脚不走路，出门三步也要别人前扶后送，用轿子抬着走。同样是手和脚步，为什么不一样？”

开慧讲的这些通俗生动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乡亲们。此次回韶山，她还当过这年成立的中共韶山支部的4个支委毛新枚、庞叔侃、钟志申、李耿侯的入党介绍人。宣誓仪式就是在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小阁楼上秘密举行的。韶山地区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1925年秋，毛泽东去广州，开慧于同年冬离开韶山前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担任联络工作。家里没有请保姆，因此，开慧除了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还得照顾家务，抚养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攻克长沙，10月占领武汉。为了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北伐，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到武汉，12月17日，应邀由汉口返回长沙，参加和领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杨开慧先回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运动作工作。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进行三十二天农民运动考察工作。开慧对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和整理。

2月，毛泽东和开慧先后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湖南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开慧由于工作忙，加上怀孕，身体不太好。但她仍然拒绝同志们要她单独开伙的建议，不搞特殊，和大家一起吃饭。她生下孩子后只二十来天，就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经常工作到深夜。1927年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左，毛又一次"赋闲"。毛泽东和杨开慧默默登上武昌黄鹤楼，写《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去。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蝶恋花.答李淑一》，热情赞颂杨开慧等烈士的革命精神。 他把曾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比作“骄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作者“骄杨”一词寓意时，毛泽东无限崇敬的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稍后，当二儿岸青、二儿媳邵华请求父亲把《蝶恋花.答李淑一》手书给他们时，毛泽东当即铺氏握笔，沉思有顷后，挥笔题写：“我失杨花君失柳......”岸青邵华还当是父亲笔误，询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满怀爱慕和怀念之情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1962年11月，当烈士母亲92岁的向振熙老人病逝时，毛泽东立即致信烈士兄长杨开智：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权延赤据李银桥的回忆写成的《掌上千秋》有如下描述：

他再不曾闭眼。拾起又放下的是《楚辞》，拾起又放不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杨开慧温柔娴静的面容，她那纯洁善良的微笑，她深邃的总是含着期待之色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面前，当抚着她那娇小柔嫩的身体时，简直无法将这个身体同那名坚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最活路的女共产党员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又确实是同一个人。她就是这样集中了女性温柔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两种品格的杨开慧。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没有，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生前提过什么要求，就是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一旦和毛泽东目光相遇，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1930年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耀，粘粘的，沉甸甸。他眨了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枕巾上。于是，更多的泪水小河一般随在其后流淌而下。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健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第二个妻子贺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杨开慧却在两年后才牺牲。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地下党支部同志寻找到杨开慧烈士为生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时，身边工作人员曾悄悄议论毛泽东的家庭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毛泽东听到了，曾伤感地对卫士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第9篇、“看谁是蠢材”

　　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期间，有一次在留学生的聚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留学生站起来挑衅说：“中国人又蠢又笨，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一向温和的徐悲鸿抑制不住愤怒，走到这个傲慢无礼的洋学生面前，大声说：“你不是说中国人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国家，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一比，等学习结业时，看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你敢吗?”1924年，徐悲鸿的油画在巴黎展出时，轰动了巴黎美术界。那个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第10篇、反击战后林彪为何豪言印军不敢再挑衅

1962中印战争，主帅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林彪。张国华主要是前线攻击的指挥。对印反击战是建国以来对外的所有作战中最漂亮的一仗。

　　林彪在军事作战中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中印边境关系紧张以后，当中央决定准备作战时。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主动请战，并在很短的时间就做好了战前准备(参战的部队大部分仍然是林彪的旧部─老四野的部队)。

　　作战初期，林彪以小部队出击，诱使印军以为我军失败，以胜利者的姿态长驱直入。包括中央都也误认为是我军失败，毛主席曾接连7封电报，骂林彪有辱国格、丧失军威，一再电令林彪就地组织反击，不许再后撤一步。而林彪回电称：将在外君有命有所不受。继而命令部队且战且退。直至印军三个集团军纵深我国境内达70余公里。

　　而这三个集团军中有在1840年随英军入侵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的印军王牌部队，第一任军长正是尼赫鲁的心腹考尔将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声称要再次打进北京。

　　林彪在得知这支部队先行入境后，下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支部队给我从地球上抹掉”。“以雪百年国耻”。战前动员也以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种种罪行激励战士，使得我军将士对印军恨之入骨，总攻命令一下，我军犹如勐虎下山，势如破竹，风捲残云一样打的印军毫无还手能力。仅用了一个营的部队像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银川登陆一样，将印军的三个集团军牢牢地封在了事先準备的口袋里。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就将这个王牌军连同其他入境的印军全部乾净的消灭了，无一倖免。

　　此一战，印军部队的斗志几乎丧失贻尽，我军长驱直入。印军四散溃逃。战后世界军事家称之谓：“小刀切黄油的战争”。　　

　　由于交战地点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双方的后勤补给都很困难。作战部队的给养都不能保障。加之部队推进速度太快。接受俘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问题。故我军几乎不接受俘虏；这也就是在国际上称此次战役为屠杀性战役的原因，也是我国不愿意提及此次作战的根本原因。

　　战后，林彪在回到中央时汇报说：此战：其一，三十年内印军不敢再挑衅。其二，我军无一人被俘。　　

　　林彪此战的战术，几乎是中、美在朝鲜场上战术的翻版。大扬了国威军威。逻辑很简单，与其让世界无休止地指责中国“侵略”，还不如让大家看看中国真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越过麦克马洪线，给印度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迷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持和拥护中国。

　　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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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印战争，主帅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林彪。张国华主要是前线攻击的指挥。对印反击战是建国以来对外的所有作战中最漂亮的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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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9月18日《中国记忆》，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印瓦弄大战在即中国王牌部队奉命集结　　陈晓楠：作为中方参战部队130师的师长，董占林亲自参与指挥了这场战役，今天我们请来了董占林司令为我们来讲述一下，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大战。　　解说：1962年10月的一天傍晚，130师师长董占林突然接到了一份急电，电报虽然是由军部转发，但是内容却来自于成都军区和总参谋部。　　董占林：给了个预先号令，就是部队收拢准备执行任务，到哪里去，干什么都没说，这是8号，这是10月8号，10月10号呢，正式接到了总参谋部的命令，调130师进藏，归西藏军区指挥，向达旺方向开进。　　解说：董占林还记得，当时130师的大部都在从事开荒生产，分散在四川各地，然而军令如山，时间紧迫，部队必须马上集结。　　董占林：经过赶快收拢，进行动员，这个物资准备，弹药的准备，我们那个部队装备是比较好的，是志愿军改装苏式现代化的3个师之一，那时候我们都是每个团都有汽车连。现在不算啥了汽车，那时候团有汽车连，营有指挥小车，团还有指挥车，炮兵团全部是摩托化的，全部是汽车，我们师汽车连大，120多辆汽车那一个连。我全师呢，将近包括炮兵团那汽车，500多台汽车，但是达不到摩托化的程度，还得要走路。　　毛泽东电令解放军王牌部队强攻瓦弄印军　　解说：130师不愧是久经沙场的王牌部队，经过短短的一周，部队就完成了从集结到思想动员，以及物资准备的工作。　　董占林：叫我们是到拉萨那里接受任务，我首先带着我们各个团的团长，还有机关里的少数人员，作战侦查通讯科长，我带着在前面走，接受任务，先受领任务去。　　10月29号那天我赶到了札木，札木这个地方你可能听说过，那是所谓西藏的江南。在这个札木再往西，大概还有500公里左右就到拉萨了，来了电报。电报呢，西藏军区转来的这个电报，这个电报事后知道的，当时不知道，电报的头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的话，头一句话就是“着调130师迅速攻歼瓦弄之敌”，事后打完仗听说这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的指示，知道是这个电报的头一句话，然后我这一宿也没睡着觉。　　陈晓楠：董占林后来回忆说，这封电报如同是千钧巨石，让他感受到了无比巨大的压力，这个命令意味着他率领的130师将会脱离西藏军区的直接指挥，在独立方向上单独执行作战任务。　　董占林：当时西藏军区有个电报，组织了一个指挥小组，任命我为指挥组的组长，昌都军分区的司令郄晋武同志为副组长，指挥130师和153团的一部分部队，打瓦弄消灭瓦弄的敌人。　　这个时候呢，这是在29号，当到11月7号的时候，我们的军长丁盛同志根据军委的命令组织了一个“丁指”，它叫“丁指”，那时候呢，由他指挥130师和昌都军分区的这个153团，那都不是我指挥了，但是在7号以前，这个战争组织是我和郄晋武同志是我在那里组织的，怎么打，怎么部署，基本上军的首长，“丁指”来了以后，对我们的这个部署没有什么变化，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解说：130师隶属于成都军区五十四军，对于这支部队，军史之曾经有这样的评价，该师素以作风顽强，作战勇猛，长于爆破，敢打硬仗和能攻善守著称。　　董占林：130师在第四野战军，按过去林彪的话说是十个能打的师之一。

解说：更为重要的是，130师曾经参加西藏平叛，对于高原作战积累了不少经验，不过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对手。

　　董占林：不了解，不了解，和印度咱们没有对付过，原来认为印度军队很好打，是吧，并不是那么回事，我认为印度军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当时咱们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听说过吧，说嘛，说印度的部队相当于国民党的二等部队，中国的陆军在世界是一流的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今天咱们的海军空军赶不上美国，但陆军我说比美国还是强，那个时候是一流的，我说现在中国的陆军还是一流的。

　　记者：就是遇到那些像锡克人他们包着那种，就是我们的战士会不会觉得有点？

　　董占林：不怕，不怕，当时我们有个副政委叫刘润泉，师副政委动员，动员说我们的个子小，印度人个子大，拼刺刀，扎他小肚子。

　　中印瓦弄大战七千民工保障解放军后勤

　　陈晓楠：就在董占林率领部队向西藏拉萨开进的时候，也就是1962年的10月20号，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战役也已经打响，四天之后，就在中国军队节节胜利之际，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总参谋部也在同一天命令西藏边防部队停止追击，就地集结，休整待命。

　　然后印度并没有接过中国递出的这橄榄枝，他们甚至公开宣称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此时的印度尼赫鲁政府决意要和中国再次较量。有鉴于此，中国方面也开始做打大仗的准备，中央军委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瓦弄地区成为自卫反击战的重中之重。

　　解说：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对于瓦弄的地形地势，董占林仍然记忆犹新。

　　董占林：我给它总结了十二个字，山高、坡陡、很陡，沟深、林密、路险，没有路，路险，水急，那个水不但急，凉得很，不像咱们内地，你可以趟河，你到那都是冰雪，那个水是雪水，扎骨头，所谓林密，都是原始森林，五六公尺远一棵树，当中都是齐身的草，杂草，灌木，哪有路啊，那是咱们用刀，部队上去砍了这么一条路，砍的一条小路，根本没有路，坡陡，陡到什么程度啊，你看05那个山，我们给它起名字编号05，陡得很，不是四十五度是很缓了，都是在六十度，最陡的时候到了七八十度，陡，山很陡，山很陡，而且在瓦弄以西阵地上那个山呢，那个山横断山脉，竖断山脉是交叉着，像鱼，鱼背似的，咱们部队前进啊，在半山坡走，在山上走，敌人那个炮火，打得部队来回翻滚，滚过来滚过去，不注意滚下去就把你摔死。

解说：除了环境复杂，更为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对手，早上1942年，印军就在这里设防，到了1962年，印度人已经苦心经营了20年。　　董占林：敌人晚上的炮打的很准，为什么？刚才我说了，1942年设防，人家射击早都准备好了，成天在那里搞训练，搞练兵，人家摸爬滚打搞二十年了，工事虽然是土木工事，虽然是土木的，但是它修了二十年了，年年修啊，炮往哪个山头打，多少米，多远，诸元都求了，打炮是诸元打的，一般炮兵都懂这个，按诸元，你飞机轰炸也是按照地图轰炸的，一样啊，人家都弄好了，所以你晚上，人家照样打，你部队估计着咱们的部队在哪里行动，在哪里前进，往哪里运动，他得往哪打。　　解说：驻防瓦弄的印军第十一旅，隶属于印度王牌军第四师，对外声称是“打遍欧亚的劲旅”。　　陈晓楠：瓦弄地形错综复杂，再加上对手苦心经营，种种不利的因素，让中央军委在排兵布阵的时候也格外谨慎。130师除了一个炮团之外，全部调上前线，此外，中央军委还额外的抽调昌都军分区和一部分的炮兵部队充实前线的攻击力量，瓦弄之战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总计在万人以上，这样一支庞大的部队，劳师远征，后勤保障也成为了头等大事。　　董占林：讲到这里，我给你弄个插曲，咱们这个部署，后方保证，七千民工，一千四百匹马，马驮，七千民工，每一个民工背三十斤大米，或者是饼干、粮食罐头，他自己要吃一半，三十斤能给你背上去十五斤就不错，这是背粮食的，另外还给你背炮弹的，一人只背两发炮弹，一箱装两发背炮弹，另外他还得背个十几天的粮食，他得吃啊，他得吃，所以西藏人民刚解放的农奴啊支援咱们，也都是乡干部，村干部带着，七千民工，那家伙相当大这这个数。　　记者：因为您当时说您的部队在1万2千人，这个民工就有七千人。　　董占林：民工七千。　　瓦弄前线地形复杂中国军队奇袭印军阵地　　解说：对于瓦弄，印度方面也是高度关注，随着战争的迫近，印军开始调兵遣将。董占林还记得，就在瓦弄之战爆发前夕，他接到了一份总参发来的敌情通报。　　董占林：开始总参追问我们，追问，它说你们那里印军增兵了，知道不知道，有什么症候没有，不知道，以后总参三部就告诉我们，通报给我们，所以那一次我对总参三部这个，我非常相信，我很赞同这个情报，搞的准，因为呢，通报给我们，说在你们的在瓦弄西山，大西山后头要准备500人日的水，500人日的饼干，就是接到了空中的情报，实际上敌人已经空投下来了，咱们看不见啊，光知道印军十一旅有三个营。实际上空投下来这个营，咱们不知道，以后才下来的，总参三部非常重要，精简整编那时候撤销，大军区都有总参嘛，也有三部嘛，我说这个不能撤销，它到现在还起作用，你情报哪里来啊，都是聋子、瞎子，你怎么打仗。　　陈晓楠：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董占林可以说是久经战争，他说在打仗的时候，指挥员要依据三个方面来下定决心，这就是敌情、我情和地形，无论进攻也好，防御也好，都必须要把这三个情况弄清楚，但是初到瓦弄前线，这三个方面的情况都让董占林感到不容乐观。　　董占林：我方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主力还没上来，还在路上，光是侦查部队上来了，大部队还没到，还有一天的路。地形也是一般的知道，具体的不知道，为什么说具体的不知道，纵深不知道啊，眼前看到了，纵深看不过去，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五万分的，十万分的详细的军用地图，那时候仅仅有二十万分地图，这个二十万分还是用五十万分地图刻拓下来的，非常不准确。我自己都为我自己担心，那时候是相当紧张啊，军区首长还没确定去啊，就是他去了，那前线指挥员也是我。

解说：1962年11月3号日暮时分，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董占林率领着他的指挥部终于到达了一个名叫古玉通的小村，在这里，他见到了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第二天拂晓，董占林和郄晋武一行二十多人，就开始向印军前沿进发。

　　董占林：到了4号那一天，我和郄司令带着我们各团团长看地形，到了前沿，当时也很困难都找不到迂回道路，到底敌人在什么具体位置闹不清，只知道在前沿这边打，和这个昌都军分区的部队，153团的部队在那打，顶着。

　　这是一条河，这一条河，河东，这是河西，河西就是这么一个山，这边步步高，都在这，顶在这打，我都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敌人，这里有没有敌人，怎么迂回啊，怎么进攻敌人啊。这个家伙，这个炮开始敌人没发现我们，我离着敌人也就是不到两千公尺，一千多公尺，前沿那个山坡上，都是这么深的这个草，哎呀，热的，这个汗流的没办法，最后我都把军装脱了，脱了军装，我穿了个新衬衣，发蓝的一个衬衣，挺新鲜，一个新衬衣，暴露目标啊，一会儿这个炮左右来回打，那个炮。我就琢磨，怎么也琢磨不透这个到底从哪边开刀。

　　抢占瓦弄05高地中国军队“绝杀”印军

　　解说：董占林回忆说，面对着严峻复杂的敌情，他心如火燎，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一言不发，然而脑海中，却如同山下湍急奔流的察隅河水，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董占林经过反复考量比对，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心中逐渐成型。

　　董占林：刚才我说了，像一个棒槌似的，比高800米的一个山，这是一条察隅河流到印度的，这个棒槌似的这个山呢，这里打，知道有敌人，这里有没有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不知道，山就这样子上去了，以后我就给我们那个团388团团长，现在还活着叫成德禄。

　　我说成德禄，他说到，我说你侦查排上来了没有，上来了，我说你那侦查排加上这个389团、390团侦查排上来了没有，如果上来了三个排，如果没上来你这一个排，今天晚上你给我把那个山给我摸下来，是。

　　陈晓楠：董占林还记得，当时郄晋武司令员提出，董占林带领先头部队刚刚经过长途跋涉大战在即，应该抓紧时间休整，抢占高地的任务就由他们昌都军分区153团来完成。这一处高山，后来被董占林派出的侦察兵命名为是05高地，在此后的瓦弄战役当中，抢占05高低，也成为了中国军队绝杀印军至关重要的一步。

　　董占林：我刚才我说我带着三万科长，还有几个参谋，还有各团团长，还有388团副团长，为什么叫那个副团长去呢，那是我的老作战科长，作训科长，姜现臣现在是正军职，在武汉休息，这是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干部，长得像个农民似的，有本事。

　　我说叫老姜带上侦查排一个班，带上一个81电台，你跟着153团这个连，今天晚上给我摸上去，你的任务就是深入到敌后，到敌人那个大山后头去，你把这几个大山梁给我搞清楚敌人的这个部署，另外把这个山呐这个地图校正一下，我这个干部聪明，我并没有叫他，你给我编上号，我说你把这山给我，他都给我编上号，05、06、07、08、09一直都编上号，最后就按照这个打的。

　　解说：1962年11月6日，五十四军司令员丁盛率领指挥部到达察隅，丁盛是林彪麾下的四野的猛将。此次中央军委亲自点名，由他组成“丁指”，统领瓦弄一切事宜。

　　董占林：我们军长来了到察隅，我就回去了，接受任务，跟他汇报，怎么部署。

　　记者：您从前沿又回到察隅？

　　董占林：回到察隅，骑马，走了整整的走了半宿，加半天我才回来，给他汇报，正汇着汇着报，因为前面那不正打着呢嘛，敌人已经啊，7号来的，这是8号的早晨，8号上午敌人已经开始攻上了。接到总参那个电报，05高地占得非常重要，坚决扼守，以后我们的军长跟我开玩笑，老董给你，他不抽烟，给你个烟，你干了个好事，给你个烟。给你个烟，一个烟卷，我说这是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正确，毛主席领导的正确，我没干，那时候我们处处都离不了毛主席。

第11篇、抗日英雄人物——赵登禹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第12篇、林彪装病躲开朝鲜战争

1950年6月，朝鲜北南双方军事对峙愈演愈烈。6月23日，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在三八线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使战争形势更加紧张。6月25日，北朝鲜方面先发制人，于当天拂晓全线发起进攻，朝鲜内战全面爆发。

中国总参谋部情报部获悉麦克阿瑟正计划在汉城附近的仁川港组织登陆，准备南北夹击北朝鲜军队。毛泽东预感到，中、苏如果不出兵，北朝鲜方面将危矣。到那时美国从北面打过鸭绿江，台湾的蒋介石从南面反攻大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有被颠覆的危险。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向朝鲜出兵，并责成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具体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13兵团临战易将

7月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

这次会议开了两天，会上周恩来提议出兵朝鲜最好还是启用四野部队，因为朝鲜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与东北相近，四野的部队里东北人多，又在东北打过仗，到朝鲜后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林彪当即附和，其他人议论了一番也认为启用四野的部队比较合适，于是一致通过。会议责成林彪以军委的名义调动部队，首先调中南军区13兵团在东北布防。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决定。

13兵团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兵团司令是黄永胜，所属38、39、40军3个军军部当时分别驻在信阳、漯河、洛阳。在接到命令后的次日，这3个军即开赴东北。可是兵团司令黄永胜却没有去。原来林彪在会上一个提议改变了他的命运。

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临阵易将问题。他说，鉴于13兵团有可能先期入朝单独对美军作战，而兵团司令黄永胜对如此大规模的异国作战指挥，似乎难以胜任。

因此，他主张让15兵团司令邓华接替黄永胜的职务，让黄永胜到15兵团去当司令。同时为了便于指挥，让13兵团机关原班人马与15兵团机关互换。由15兵团政委赖传珠率15兵团机关原班人马组成了13兵团总部，立即由广东开赴东北。

黄永胜也是林彪的老部下，别人一时对他还不太了解，因此会场上有点议论纷纷，临战易将毕竟历来是兵家大忌。罗荣桓在会上支持了林彪。他是四野的老政委，一直是管干部的，现在又是总政主任，说话很有分量。结果会议批准了林彪的提议，毛泽东后来也批准了这个提议。

邓华临危受命

林彪为何要在关键时刻让邓华替下黄永胜呢？这其中的奥秘鲜为人知。

林彪在东北四野当司令时，手下有12个纵队司令，邓华是其中最能打仗的猛将之一。

黄永胜曾在四野3纵当过司令，林彪对他的印象是打仗还可以，但谋略欠足。最典型的是辑安(今集安)一仗，结果黄永胜没打好，歼灭仗打成了击溃仗。

林彪提议邓华替换黄永胜，是要邓华给四野争光，不能让四野的部队在朝鲜给他“林总”丢面子。

洪学智被拉上阵

邓华接到命令后，火速来到北京，林彪这次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接见了他。邓华提了几个问题。邓华说，现在13兵团的3个军已经开到东北，可兵团机关还在广东，一时还来不及过去，东北的部队没有人管。因此，他要求军委给他调一位兵团副司令，在他先期入朝前管理部队。

林彪听了，想了一会儿说，兵团副司令你自己选一名报来，参谋长我看就调12兵团参谋长解方去好了。邓华当即提出，希望军委调他当15兵团司令时的老搭挡、15兵团原副司令洪学智任13兵团副司令，两人再配合一次。林彪听后，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那就让洪学智去吧。

几天后，邓华打听到洪学智到北京办事，就在当时的前门车站等他。洪学智刚一下车，就被邓华截住，邓华神秘地说，林彪有事要找你谈。到林彪家，林彪开门见山地说，要调洪去东北任13兵团副司令，并说车票已经准备好了，下午1时就走。

洪学智知道林彪的脾气，平时很少说话，一旦开口，就很难挽回，于是，只好服从。

林彪装病求脱身

做完了这些，林彪总算松了口气，现在他要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他知道下一步毛泽东要登坛拜将了，自己很可能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上佳人选。但他不想去。他自认是个功成名就之人，去朝鲜实在是风险太大，弄不好会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再说他对出兵朝鲜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只是毛泽东已经定了大局，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因此，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他让秘书找来当时的总后卫生部长傅连给自己检查身体，让傅开了一纸自己需要去苏联治病的诊断证明。

傅是20世纪30年代跟随毛泽东的随军医生，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对林彪的病情诊断主要是：当年“平型关大战”后，被晋军误打一枪留下后遗症，怕光、怕水、怕风，需要去苏联治疗。毛泽东看了林彪的证明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好同意他去苏联治病。毛泽东本来打算请林彪挂帅出征的，林彪一走，他只好让粟裕去，不巧，这时粟裕又在青岛病得不轻，毛泽东只好决定请56岁的彭德怀领兵出征。

摘自《老干部之家》闻翟/文

第13篇、狼牙山五壮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 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 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 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 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 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 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 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 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 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 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 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 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 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 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第14篇、从小就有爱国的勇气

　　1910年，瞿秋白进常州中学读书这所中学的校长和一些老师，经常对学生讲述清朝政府祸国殃民的事实，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少年瞿秋白在校长、老师的教育下，非常关心国事，常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来勉励自己。

　　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雄魄”，表达他救国的抱负。他曾指着脑后那条长辫子对同学说：“这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可！”第二年爆发辛亥革命，他马上把自己的辫子剪掉。

　　1912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残酷镇压革命力量，中国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年10月10日，常州城内家家要挂红灯笼庆祝“双十国庆节”，瞿秋白却把用黑墨写有“国丧”两个字的白灯笼挂在门口。他说：“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哪有什么国庆，明明是国丧！”一直挂到第二天天亮。

第15篇、革命军邹容

　　邹容18岁时，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在章太炎的鼓励下，他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书名叫《革命军》。为了写好这本书，邹容经常彻夜不眠。

　　在书中，邹容把革命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实行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指出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伟大行动。在书的末尾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表示自己甘为革命的先锋者。《革命军》一问世，犹如雷霆之声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争相购买。不久，这部书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印行后国内外翻印了20余次，销售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首位，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1905年，邹容死在狱中，年仅20岁。

第16篇、毛泽东如何对待三位前妻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虽然建立了新的家庭，但他仍然关心前妻或她们的娘家人。

　　毛泽东尽管不承认与大秀之间的封建包办婚姻，但他对大秀仍怀着怜悯之情。他没有因为大秀已死多年、两人没有子女，或自己“发达”了，而忘记罗家这门亲戚，割舍与罗家的亲情。相反，他非常重视与罗家的亲情。

　　早在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回到韶山，住了近七个月。他利用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机会，多次到大秀家拜访。3月26日，他首先拜访了岳父罗合楼，还在罗家与罗合楼、罗合楼的堂弟罗立芳、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等在一起吃中午饭。他的两个小姨子即大秀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湖南湘乡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解放后，她们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泽东依然把他们当亲戚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秀的堂哥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进京一见。接到这位大舅哥的信后，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1月24日，连襟黄谱臣致信毛泽东，提出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后，看到黄谱臣的来信。5月8日他复信说：

　　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毛泽东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他会面。毛岸英不仅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在临别时还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合新币500元)。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冲。他给父亲上坟时，旁边就是大秀的坟。他是不是也在心中对大秀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第二天，他请一些亲友、乡亲叙旧，吃便饭，指名请了毛华村。毛华村接到通知，赤脚走到招待所，激动地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他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穿。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随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村的家庭情况。当问到他有几个子女时，毛华村回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上吃饭时，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并热情地为毛华村敬酒敬菜。饭后，毛泽东又座谈、合影留念。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婚姻家庭尽管发生了些变化，但他始终没忘记杨开慧和她一家。解放后，他分别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给杨开慧扫墓。他还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纪念杨开慧。他把杨开慧家当作自己的家，饱含深情。从上井冈山后的二十多年中，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妻子杨开慧的家人，但受条件限制，联系起来很困难。1949年8月，他收到杨开慧的哥哥、嫂嫂通过解放军军用电台发来的电报，马上复电，为他的师母和岳母向振熙老人还健在表示欣慰，向她致敬，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家中衣食能否过得去”，希望来信告诉他。从此，他不断地向老人尽孝。1949年9月，有人去长沙，他托人给岳母捎去一件皮袄，使老人感觉到女婿关心的温暖。

　　1950年，岳母八十大寿，他吩咐儿子毛岸英专程回湖南为她祝寿，带去两枝人参。岳母九十大寿时，他又寄了200元钱，写信请杨开慧的堂妹转赠老人或买成礼物送给老人。他主动承担起了赡养岳母的义务。从湖南解放到老人去世，他一直从自己工资中出钱，给岳母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有一次秘书疏忽了，时隔半年，他知道后，马上让秘书补寄。1962年，毛岸青与邵华(又名张少

华)结婚后不久，毛泽东就让他们回湖南老家看望外婆，并给杨开慧扫墓。杨老夫人虽然已九十二高龄，但并不糊涂。她一手拉着外孙的手，一手拉着外孙媳妇的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同年老人去世，毛泽东给妻兄发去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贺子珍　　毛泽东没有忘记与他相伴近10年、患难两万里的贺子珍。夫妻名分不在了，战友情还在。他既真诚地关心着贺子珍，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　　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同意。后来，他对人说起他与贺怡的这场谈话，说：“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同年夏，贺子珍到天津暂住。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去看望贺子珍。阎长林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当阎长林谈到贺子珍回忆往事时说的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一个“大局”的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既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与贺子珍复婚，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老战友。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婚。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与贺敏学的一次长谈中，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说：“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为贺子珍考虑的。他已经和江青成了家，并且已有了女儿。贺子珍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　　李敏回到毛泽东身边后，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但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直接写信，基本都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一人在外地十分寂寞，而且身体不好，就让李敏每个假期，都去看妈妈。每次去看妈妈时，李敏总要奉父亲之命，背上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妈妈捎去，同时带去爸爸对妈妈的问候。假期结束时，李敏又奉妈妈之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北京，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食品和蔬菜，还有给江青、李讷和毛岸青夫妇的东西。有一次，贺子珍让李敏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勺，她知道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从李敏的身上看到了当年贺子珍的影子。　　在中南海的家中，每当毛泽东和李敏一起谈论贺子珍的身体、她的疾病和她的孤独时，父女两人都长吁短叹。李敏发现，爸爸的心情比她还沉重，他对妈妈的惦念比她还深切。毛泽东与李敏单独相处时，常常同她谈贺子珍的过去，告诉李敏她妈妈年纪很小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他还讲过贺子珍小名“桂圆”的由来，说他喜欢这个名字，过去给贺子珍写信，常常呼她的小名“桂妹”。　　1954年，贺子珍从收音机上一遍遍收听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开幕词的录音，精神受到刺激，病得很重。毛泽东听说后，知道贺子珍为思念自己而病，和李敏一起流下了眼泪。他急忙让李敏去上海看护贺子珍，并托她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劝贺子珍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吃饭，不要抽那么多烟。贺子珍收到毛泽东的信，听从他的劝告，开始吃饭吃药，逐渐恢复了正常，而且把烟也戒了。　　毛泽东在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设法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当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毛泽东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当贺子珍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详细地了解她在苏联的遭遇。贺子珍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见夜深了，让人送她下山。江青即将来庐山，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江青误会，影响家庭团结，没有再见贺子珍。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位老战友解放后惟一的会面，从此二人永别。　　庐山见面后，贺子珍病倒，一连几天，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专门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他又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位管理员与她同往。在李敏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慢慢恢复了正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贺子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京。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的坐像前，深情地献上了一个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事前，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贺子珍都亲自过问。　　为了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服从党组织上的安排，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江西等地，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在谈到与毛泽东分手的问题时，贺子珍从没有怨过毛泽东一句，她总是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他人第一，顾全大局”。文章摘自《毛泽东家风》

第17篇、陈景润爱国二三事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不断攀登科学高峰，1979年在美国短期工作时，又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写出了新的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在这一研究中，他把最小素数从80推进到16，达到了当前世界上的最新水平。

　　国外朋友希望陈景润在美国发表这一论文，他拒绝了，特意把论文用包裹寄回祖国。他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陈景润回国以后，有人问他：“你听说了吗？有人造谣说你不回来了！”陈景润冷笑一声答道：“听说了。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回来呢？”

第18篇、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台湾人看毛泽东

在台湾论坛上看的关于毛泽东
对毛泽东诸多网友有不同看法，有崇拜他的，有憎恨他的。

但是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他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是不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负面的作用，而如果是更差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正面的作用。对制度也是一样。

比如说，假如历史上希特勒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欧洲就不会有二次大战。假如历史上斯大林不存在，那么法西斯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占领俄罗斯，占领高加索油田获得石油之后，恐怕美国也难对付。假如历史上日本天皇不存在，那么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等等。

那么，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历史将怎样演化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共党不会有机会执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时，共党的策略只要错一点点，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胜利，无论是象王明那样左或者象陈独秀那样右，都不行。

因此，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可以合理地推论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直到七十年代末。实际上，亚洲的许多国家共党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毛泽东，所以革命才惨遭镇压，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党都是这样。这一点就象足球教练的天才对球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而蒋介石这套统治结构，亚洲许多国家也都是实行了的。比如说李承晚朴正熙就是南韩的蒋介石，苏哈托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蒋介石，马科斯就是菲律宾的蒋介石，马哈蒂尔就是马来西亚的蒋介石。这些国家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与蒋介石的方法和手段极为类似，而且都亲美，同美国友好。因此，从这些国家的今天状况来推论，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现状来推论中国的现状是相当合理的。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现状可以供我们参考。而朝鲜则不同，因为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则是多民族国家。

下面就来推论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发展到现在的情况。

————首先，中国的版图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外蒙还是会丢掉的，国民党当年已经同意外蒙的丢掉。而新疆和西藏则都会爆发独立运动，国民党政府军会进剿，但效果就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军镇压东帝汶的后果一样，无法彻底平息那里的武装反抗。因为国民党军的特点和美国军队及印度尼西亚军队很类似，就是只管打仗不管做群众工作，同人民是油水关系，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地方的治安。如北约在科索沃呆了近一年，治安情况还不如南联盟统治时期。因此，搞到后来，也许就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进行一些公民自决，然后中国的一些国土又被分离了出去。而西藏将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这样印度军队就会进驻西藏，在青海和四川等处与国民党军对峙，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吸毒将泛滥成灾。因为国民党虽然禁毒，但也和美国禁毒一样，根本就禁不住。而云贵川一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由此发展起来的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屡屡进剿，收效甚微。只要看看菲律宾和马来西来对反政府武装直到今天也还是束手无策，就知道这一点。

————黑社会和匪患也将到处泛滥。国民党对黑社会从来没有多少好的办法，直到现在台湾也没有彻底剿灭黑社会。如果在中国大陆统治下来，广东和上海的黑社会将发展状大。而东北，西南和湘西的土匪，政府军的打击也不见效。

————将不会有土地改革。国民党为什么到了台湾会搞土地改革呢？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成了外省人，台湾的土地并不是它的，也和它的官员没有关系，当然就会搞土地改革。而如果国民党在内地一直统治下来，国民党本身主要就由地主豪绅构成，当然不会赞同土地改革。如果要搞，那么政府就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来赎卖，但国民党在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恐怕拿不出这么一笔巨额资金。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会处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归百分之十以下的地主富农所有的情况。

————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将长期受到外来资本的打击而萎迷不振。中国的油田大多给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所长期拥有和开采。中国将长期不会造飞机汽车轮船。蒋介石是一个不爱造东西的人，这一点同南韩就不同，南韩的朴正熙是爱造东西的，因此南韩造出了万吨轮，造出了很好的汽车。而台湾到现在也不会，这一点很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至今也不会造汽车。也就是说，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火箭洲际导弹。就说导弹吧，如果蒋介石有决心制造，他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并不弱于当年的大陆，是一定能够造出来的，但蒋介石就是不喜欢造东西，一要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美国要钱，买军火。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色情基地，妓女们泛滥成灾，有几百万之多，现在的家庭如果有女儿的很可能都会趁着年轻去捞一些外快，性病泛滥，中国成为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男人，穷的则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长期营养不良，富的则因为纵欲过度，奶油小生，说话娘娘腔，总之东亚病夫的形象不会改变。

————当然长期不会有中国的体育世界冠军。

————台湾人将个个都是穷光蛋。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今天的富裕完全是毛泽东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台湾人民的富裕。美国正是为了要证明"资本主义好"才大量地对台湾人实行各种优惠，比如每人都有去美国的绿卡，加上国民党从大陆带过去的巨额资金。而如果蒋介石统治着整个中国，就无理由特别照顾台湾，在镇压了台独的起义之后，更无可能在经济上对台湾倾斜，上海广洲和福洲等地都会比台湾发达得多。外国资本也更倾向于投向大陆，而台湾人也决无可能那么容易拿到美国的绿卡。

————美军将在大陆恣意横行，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都将自由地在长江游弋，美军士兵经常会有 奸或者杀害中国人而无罪的事情发生。美国会借口向苏联对峙而在中国建立大的军事基地。

————中国人民后来发起象印度尼西亚那样的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大量的商店被抢被烧，到处发生流血冲突，反政府武装到处起事，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加剧，最后上台的某一个党的头儿.开始努力稳定局势，但因为政府军不行，因此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许多地区开始要求独立。

总之，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亚的样子。

因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避免文革和反右，就避免不了艾滋病吸毒泛滥成灾，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而四分五裂。你要一个没有吸毒没有嫖娼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美军在大街上任意强妇女没有土匪没有绑票的有着强大国防的社会，那么你就要承受大知识分子们去扫厕所，当官儿的经常受到迫害及有相当长的时间受到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百姓们也不大富裕这样的代价。究竟喜欢哪样，诸位网友们看着办。

第19篇、林则徐极力禁烟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我国走私毒品鸦片(俗称大烟)。他们的目的，一是用鸦片换取白银，掠夺我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我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第20篇、寸寸山河寸寸金

　　我们的国家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欺负，打败仗，签定不平等条约，割让土地，赔款，受尽了屈辱。爱国的人们都为国土的丧失和人民的苦难而忧心忡忡。有个清朝爱国官员叫黄遵宪，写了一首诗，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寸寸山河寸寸金，■（kuā）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一败再败，中国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时刻关心祖国命运的黄遵宪，接连写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记事》、《台湾行》等许多诗，记述了战争的过程，歌颂了为国阵亡的英雄，斥责了卖国投降行为。在《台湾行》中，他写道：“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
　　在他的心目中，祖国的每寸土地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每失去一块土地，就像割去了自己身上的肉。他在和祖国共同受难，然而他没有丧失信心。他又写道：“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
　　黄遵宪有这样浓厚的爱国情绪，他在外交和改革事业中，才能不畏强敌，发愤图强，为祖国的强盛做出了许多贡献。

第21篇、小交通员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第22篇、斯堪德培光复阿尔巴尼亚

　　14世纪末，土耳其侵占了小国阿尔巴尼亚。但斯堪德培王子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屡建战功受到土耳其国王的器重，1438年，被封为贵族，派往要塞克鲁雅作领主。他静心等待时机，光复祖国。

　　1443年，土匈交战。土军失利，斯堪德培抓住时机，率领300名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骑兵队伍发动起义，各地阿尔巴尼亚人民群起响应，重创土耳其，并在克鲁雅城堡上升起了国旗——红底上一只黑色双头鹰，宣布恢复自由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公国。1475年，他用游击战术，经过浴血奋战，将来犯之敌彻底击溃。

第23篇、技术是中国的

　　酆云鹤是我国著名的苎麻纤维专家。她本是山东利津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后来家乡遭水灾，一家人流落到济南。她去给人家当佣人，每天扫地、做饭。在旧中国，主人家一般瞧不起佣人。酆云鹤想认字，请求那家小姐每天教自己认一个字，竟被那小姐斥骂了一顿。她生气极了，辞了工，发誓要上学读书，后来进了一所免费的学校。谁也没想到，这位贫农出身的女孩子学习那么好，不但上了中学、大学，还取得了留学美国的资格，成了博士。

　　酆云鹤回国后，立志要在麻纺织业上做出成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她努力钻研，在世界上第一个从草类纤维上抽出了人造丝。日本人听说后，要用高价买她的专利。她痛恨日本侵略中国，就说：“我不卖，我要把这项技术留给我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酆云鹤成了苎麻纤维的大专家。为了解决麻纤维不容易合成和染色的难题，她反复试验，终于完成了苎麻纤维的化学变性。我们现在经常穿的麻织品又结实了美观，我国的麻纺工业也十分发达，这和酆云鹤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她为祖国的富强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也实现了年轻时立下的志愿。

第24篇、毛泽东及他两位夫人为中国革命失去过6个儿女

外公毛泽东及他的两位夫人为中国革命失去过6个儿女。其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其他三男二女都是贺子珍的骨肉。

长女毛金花

1929年，外婆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红军队伍又要开拔，我的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长子毛岸红

1932年，外婆又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长征开始，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家庭被留在苏区，外婆也被迫与爱子分离。据《毛泽东之路》所述：1934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外公和希均外婆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外公和贺怡姨婆。说起小毛毛，外婆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父亲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婶婶。等到外公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外婆。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外公站过岗，跟外婆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小鬼，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许多从未讲过的往事。他道出了外公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其中一张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外公有过4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

更让外公伤心的是，叔叔泽覃、婶婶贺怡为小毛毛付出了生命代价。

原来，泽覃外公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李敏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身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奶奶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有关毛岸红的故事仍在继续，寻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60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近20多年来，倒是没有听说再寻访出 "小毛毛"。

江西夭折的男婴

1930年，在失去长女后，外婆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但生下来就死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

长征生下的女婴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据长征时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的一间小草屋里。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必武)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还放了三十块大洋。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在白沙河边长榜上，收留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1938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300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

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

转自：博客中国

第25篇、抗日英雄人物——马本斋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抗日部队——回民支队。这支部队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就是这支英雄的回民支队的司令员。

　　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土沦丧，报国无门，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卸甲，到了故乡河北省献县东辛庄。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任司令员。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在党组织帮助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和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考验中，马本斋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伟业。”1938年10月，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底，马本斋在率部参加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蚕食战斗中，颈后长了毒疮。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未能及时治疗，不久病情加重。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日，马本斋在山东莘县不幸病逝，时年42岁。

第26篇、韩慕侠巧打康泰尔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第27篇、容国团的爱国情

　　现在，国际上文化体育交往特别多。有些运动员和演员在国际比赛和表演中取得了好成绩，得了奖。他们取得成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每个人的表现也并不一样。那些心中有祖国的人获得了人们真正的敬意。

　　50年代，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从香港回到国内，成为国家队成员。他决心为中国夺取世界冠军，所以训练很刻苦。他常对人说：人生能有几次搏?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就要拼搏，争取胜利。1959年，他终于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战胜了对手，为祖国获得了第一个个人世界冠军。然而他还不满足，继续拼搏，后来又为中国第一次取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贡献。当了教练之后，他又率领中国女队第一次取得了团体冠军。这“三个第一”，生动地体现了这位体坛名将为国争光的巨大热情。

　　羽毛球运动员侯加昌是印尼华侨，球艺十分高超，有争夺世界冠军的实力，可他为发展中国的羽毛球运动，回到了祖国。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联的成员，不能参加世界级比赛，侯加昌也就失去了当世界冠军的机会。然而他一心培养青年选手，使他们一个个成了世界冠军。他被称为“无冕之王”，同样为国争了光，受到人们的尊敬。

　　还有参加国际军事体育比赛的部队选手，克服重重困难，不怕受伤吃苦，多次获得团体和个人冠军。在1992年，他们又囊括了男女团体、男女个人全部四枚金牌，创造了辉煌的成绩，震惊了国际军事体坛。虽然他们很少被人们提起和被新闻记者注意，可他们为壮国威壮军威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第28篇、毛泽东生平业绩

一代天骄

1893年 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1913年 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8年 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

1919年 在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 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

1920年 发起组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与何叔衡等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 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1923年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局秘书

1924年 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在国名党一大和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度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任《政治周报》总编辑

1925年 任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所长

1926年 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7年 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 参加“八七会议” 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 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 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朱德等共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 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933年 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4年 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5年 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结束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1936年 任中央军委主席

1937年 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 发表《论持久战》

1940年 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1942年 发动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 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

1948年 亲自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胜的重大胜利

1949年 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1953年 领导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 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6年 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7年 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8年 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在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

1963年 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 发动文化大革命

1974年 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6年 在北京逝世。

第29篇、韩慕侠巧打康泰尔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第30篇、溥儒不为名利所动

　　溥儒，字心畲，著名书画家，清宫宗室。为人清室。为人清正，不慕权势，富有民族气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扶植亲日势力，溥伟贪图荣华富贵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溥仪做了满洲国皇帝，成了日本刺刀下的傀儡。溥仪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下诏书召见宗室，封爵，溥儒当然也在被召之列。可他断然加以拒绝，隐居于西山为家，连字画也不卖，周围的人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溥心畲，都把他看做普通家夫。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拒绝参加政治活动，以卖书画为生。一生保持清白的人品。

第31篇、抗日英雄人物——阎海文

　　阎海文宁死不屈的“支那空军勇士”

　　一个驾机作战被击落跳伞的中国空军，用配枪的最后一颗子弹拒绝俘降，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敌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睛空万里。淞沪会战硝烟弥漫，激战正酣。

　　天上，战机穿梭往来，煞是忙乱，一朵朵弹花象盛开的的木棉，布满天空。突然，一架中国战机被密集的地面高炮击中，拖着黑烟，向西坠去。这时，一个黑点弹出了燃烧的机身，转眼，化作一朵洁白的伞花。

　　降落伞轻柔地飘落空中，阎海文拔出手枪，警惕地四下搜索着。几分钟前，当他把成吨的炸弹准确地投向地面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日军虹桥一带密集的高炮击中了他的座机。对此，他早有准备，本来他就是强行闯入敌火网的，当他看到地面上日军目标处升起的烟尘火海时，他觉得够本了，只是在心里有点儿为他的座机惋惜。

　　伞花还在飘荡着，突然，一阵逆风吹过，吹得他睁不开眼。不好，他心里一惊，这么飘下去不落到海里，也得落向敌阵地。他心里急速地考虑着，手中的左轮枪抓得更紧了。与此同时，一队队的身躯粗壮的日军从工事、掩体里，从村落、树林里也向他扑来。几天来，他们已尝到了中国空军的苦头，中外舆论对中国空军的赞誉，也使他们有一股武士精神受到玷污的感觉。他们急着想看到中国空军是什么样，粗野的日本大兵边飞跑边喊骂着：“活捉支那飞行士”、“让这家伙偿偿皇军战刀的滋味”、“不，让他投降，让他跪着求饶。”

　　土色的大兵聚拢过来，把阎海文团团围在一块坟地里。他们也许急着看看中国飞行员急着求饶的样子，也许是为了立个首功，不顾官佐们的吆喝、阻止，直挺挺地向前扑来。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枪声，三个冲前的日军扑通倒在地上，两脚急蹬急蹬便僵硬了。“捉活的，不许开枪！”一个精瘦的陆军少佐冲上来，狠狠地命令道。

　　捉活的谈何容易，空军的绝活就是百发百中。在天上，你要是一次敲不下对手，很可能反而成了对方的枪下鬼。为了这百发百中，阎海文不知脱了几层皮，洒了多少汗；就是在地面上，他手中的那把枪也是指哪儿打哪儿，绝不会错。

　　几个日兵探出头来，未待前冲，阎海文“叭！叭！”两枪又射倒两个，日兵忙又趴下，双方一时僵住了。

　　时间在一分一妙地流淌着。一会儿，少佐身旁的一个汉奸探出头来，对卧在坟头上的阎海文喊起话来。“空军朋友，你已经被包围了，你走不掉了，再抵抗是无谓的，如果你放下手枪，皇军一定会宽大，会好好的对待你……”砰！阎海文愤怒地咬着牙，把汉奸撂倒地。

　　少佐再也忍不住了。他率领的部队，自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从未挫过锐气，可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却成了他无法逾越的一座山。他扬起枪，先扣动了板机，立时，一片枪弹在阎海文藏身的坟头掀起一片尘土。

　　“砰！砰！砰！砰！”阎海文躲在坟后举枪射击，又有几个日兵应声倒地。这时，他检查了一下枪膛，见只有两颗子弹了，他抬手又打死一个鬼子。

　　敌人在一步步逼近，死亡也一步步向他走来。阎海文擦了擦枪上的尘土，缓缓地站起了身。头上，天空还是那样蔚蓝，脚下，祖国的泥土那样芳香。他最后轻蔑地扫了一眼围上来的日军，高声吼道：“中国无被俘空军！”举起了枪。

　　“砰！”枪响了，一股殷红的鲜血，伴着英雄洒落在脚下深情的土地上……当天下午，日本兵列队脱帽，向刚树立的一座新坟，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致敬，为敌人的勇士举行葬礼，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一个多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

　　阎海文，辽宁省北镇县人，殉国时年仅22岁。他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阎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化身。

第32篇、洗夫人维护统一的故事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第33篇、数学家苏步青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祖国掌握科学，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吃饱，而当时日本的帝国大学还答应他保留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打电报，请他前去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第34篇、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巡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他81岁寿辰。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用果盘盛上几种湖南风味小吃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不一会儿。从外面散步回来的毛泽东进到客厅，很快就发现了客厅内小小的变化。他朝着工作人员笑了笑，没有说话。 过去，他一直是反对别人为他祝寿的。也许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土特产，可谓盛情难却了.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红色的芙蓉酒。毛泽东仍然没有表示反对。 这时的毛泽东，心思已不在自己的“寿辰”上。他在苦苦思索着“反修、防修”的问题。正是这一天，他把王洪文打发去韶山“参观”，却将周恩来请到自己的住所，向几十年风雨同舟的战友一吐衷肠。毛泽东提出：全党都应搞清楚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这样，一方面，毛泽东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制止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另一方面，他又对具体指向不甚明确的所谓“修正主义”忧心忡忡，放心不下。——这便是晚年毛泽东内心矛盾和痛苦所在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连续有几位战功卓著的老同志去世，这些消息，对于年迈多病、心事重重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只会增加他的烦恼，加重他的负担…… 1975年2月初， 毛泽东从来自北京的医疗组的诊断报告中，得知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的消息。内心极度伤感的毛泽东吃力地嘱告身边工作 人员：“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当毛泽东问候的电话记录送到三零五医院周恩来的病榻前时，深解毛泽东心态和苦楚的周恩来不由得心潮涌起 感慨万千。他抱病起身，在病房致书毛泽东，详细汇报自己的病情。 周恩来的信，成为毛泽东在长沙收到的最后一份重要文件。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故土。然而，毛泽东自己并没有认为这次来湖南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返归故土。否则，从常理上讲，他无论如何也要回韶山一趟。过去，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将在故乡韶山“养老送终”。 1976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病危时，他尤其怀念家乡，思归故里。7月， 毛泽东的专机曾多次在北京——长沙航线上来往试飞，准备送病重的毛泽东返回韶山( 这时的毛泽东已不能再坐专列长途旅行)。 同年8月， 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又几次提出要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为此，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研究后，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最后的请求。 但一生眷恋乡土的毛泽东，最终也没能实现他再返故乡的心愿。

第35篇、狄仁杰解梦提立太子

　　无论正史、野史对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促成武则天还位于李、恢复大唐江山都有所记载。可为什么武则天愿意把江山交给自己非常讨厌的儿子李哲、不给深爱的侄子武三思呢?

　　史载，武则天曾多次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可每一次征求大臣意见，都是反对声一片。对此，武则天非常恼火，于是就借故屠杀和罢免一批“拥唐派”重臣，后来再征求意见，满朝文武为了保命只好装聋作哑，只有狄仁杰直言“当立李哲为太子”，惹得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只好把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据传，晚年的武则天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天，她单独召见狄仁杰，问道：“奇怪，这些日子经常梦见下的那盘双陆，可就是赢不了。这是为什么?”精明的狄仁杰忙解释说：“双陆难赢，是因为皇上手中无子。这可能是上天以双陆儆示陛下啊!”于是“老奸巨猾”的狄仁杰趁机提起册立太子的事。道出了著名的并最终帮武则天下定决心立李哲为太子的论段：“姑侄之间的亲情与母子之间的亲情哪个更靠谱?若立庐陵王为太子，那么陛下千秋之后就能入宗庙，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自古以来哪有在宗祠里供奉姑母的做法?”

　　虽然，李哲登基做了皇帝之后表现得十分差劲，任由韦皇后胡来。可是，当时的天下由“大周”重新变回“大唐”，的确跟狄仁杰、张柬之等的长期坚持有着很大关系。为此，狄仁杰智慧和忠诚也被称颂了千余年

第36篇、钱学森回国啦

　　我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非常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可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知道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了，可又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第37篇、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79年还是浙江大学一名讲师,他被选派到西德亚琛工业大学液压和气动研究所留学.他打破惯例,进所第7天便向他的导师、研究所所长巴克教授提交了研究计划，得到支持。

　　他广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紧张地思索着、分析着，提出了大胆的设想：改革沿用了100多年的英国工程师弗利门发明的流量控制原理。每天夜晚，他所在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巴克教授十分称赞他的勤奋和刻苦。

　　他的大胆设想终于被证实。他提出了“电液比例节流装置”和“电液比例调速装置”两项新原理，又接连做出了3项发明，并在西德登记了5项专利，仅用两年多时间便以优秀成绩获得了西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美国一家液压公司的经理，一再以高薪邀请路甬祥到该公司长期工作。面对国外优裕的生活待遇和较好的工作条件，路甬祥丝毫没有动心，他答复说：“感谢你们的情谊。但是，我的祖国是中国，我应该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第38篇、我军首任总司令——叶挺

叶挺，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
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他开创人民军队之路的功绩以及崇高的气节，将永
世流芳。

■北伐时他连战连捷，从团长被破格提为少将

■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当了两天的总司令

叶挺，原名为询，字希夷。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父亲开过药
铺，到南洋打过工。他从小过着贫寒的生活，养成勤俭朴实的作风。7岁时，他上
了刚由私塾改成的小学，15岁时考上了免费的惠州蚕业学校。辛亥年受广州起义
影响，他带头剪辫子而入狱一次。此后，他感到救国应从军，于1912年考入广东
陆军小学，五年时间逐级升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
。在校期间，他喜欢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黑暗的军阀式教育中向
往新思想的光明。 1917年，叶挺回广东后不久参加粤军。1922年，他任孙
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翌年，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叶挺率部苦战，保护孙
中山和宋庆龄脱险。1924年，孙中山为了培养国民党的军事人才，亲自决定让叶
挺去苏联学习。他先入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翌年，
他又与聂荣臻等人进入军事学院，在那里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批准。 1925
年秋，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经过争取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
同意，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起初番号为第叁十四团），派刚回国的叶
挺担任团长。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
连战连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
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率部作为主力，部
队受挫后潜往香港。同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两
天后，广州起义失败。组织上对叶挺有不适当处分，调他到莫斯科学习后又对其
进行批判。叶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
■在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

■"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
了！"
叶挺脱党后到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旅欧五年后回到澳门。
国民党要人们得知后纷纷送礼拉拢，叶挺一概拒绝并积极寻找共产党。1937年抗
战爆发后，他马上赶到延安。毛泽东主持为他召开欢迎大会。会上，叶挺激动地
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
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 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
，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并担
任军长。 在皖南抗日前线，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用对党外
人士的眼光看待叶挺，两人关系不融洽，国民党乘机挑拨。毛泽东却一直要求项
英等尊重叶挺。周恩来亲自出面劝说后，叶挺为顾全大局还是留下工作。1941年
，国民党在皖南围攻新四军军部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致电决定全军由叶挺指挥。
叶挺对中央的信任非常感激，率军血战，最后奉命去谈判时被国民党扣押。经中
共中央长期交涉，他于1946年3月获释。 出狱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央请求
再次入党，两天后得到批准。1946年4月8日去延安时，因飞机在大雾中撞山遇难。

■1955年授衔时，陈毅对叶剑英感叹说："若是叶挺同志还在，就该有两个叶
帅了！"
■毛泽东、朱德等经过长期实践，提出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独特的
原则。但是，就我军历史的延续性来讲，这里面也应该包含叶挺在军事上的开拓
和探索。
任何一支军队的历史都有着继承性，如同子体都脱胎于母体。尽管1927年8月
1日的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正式诞生日，但此前的叶挺独立团已经奠
定了组织基础，而北伐时期在武昌城下等一系列血战中也已积累了战争经验。
叶挺从军的时代，正是中国军事制度的新旧交替之际。在他的同学大都为军
阀服务的时候，他却把才能献给了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的事业---他使军事与最
先进的政党相结合。 应该承认，叶挺从正规军校中没有学到适合共产党军
队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作战时硬打硬拼吃了亏。这在
全党都缺乏军事经验的时候，也不能过于苛求前人。毛泽东、朱德等后来经过长
期实践，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独特的原则。但是，就我军历史的延续性
来讲，这里面也应该包含叶挺在军事上的开拓和探索。讲人民军队的建设，不能
忘记这位虽然只正式当过两天"总司令"、未等到授元帅衔就不幸遇难的北伐名将。

■陈炯明叛变时，叶挺手持一支"花机关枪"，为当时已怀孕的宋庆龄杀出一
条血路
■北伐时有人说："打仗千万不能后退，小心叶挺的手枪！"

叶挺从小就喜好练拳习武，此后又是多所军校的正规科班出身。他不仅精通
陆军业务，作战时还身先士卒。1923年，陈炯明进攻广州总统府时，叶挺率兵先
掩护孙中山脱险，随后亲自手持一支"花机关枪"（即冲锋枪）扫射叛军，为已怀
孕的宋庆龄突围打开通路。 在北伐战争开始后，双方部队火力均不强，叶
挺强调遇敌后就猛烈射击，然后迅速冲进敌阵将其打乱，乘其未及整顿再长途追
击，后来总结成"猛打、猛冲、猛追"。他鼓励部队向前冲，对那些临阵退缩者毫
不留情地执行战场纪律。当时，一些学生兵上了战场怯场，别人都告诫说："打仗
千万不能后退，小心叶挺的手枪！"后来的红军一向能以少胜多，其中继承了叶挺
铁军的这种战斗精神，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叶挺被押往重庆时，手持一盏油灯，他说这是因为"天还未明"

■叶挺遇难，毛泽东伤感不已，将其在延安的两个儿子接到家中安慰说："我
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叶挺救过孙中山夫妇，又是北伐名将，在国共两党中都享有盛誉。国民党一
再拉他，而且许以高官厚禄，但走上革命道路后的叶挺，从没向国民党的威逼和
利诱屈服过；另外，虽然叶挺在党内受过委屈，也走过弯路，但依然执着着自己
的理想和追求。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扣押。随后，他被解往上饶
牢房，接着又关入桂林一个潮湿的山洞中。他为表示抗议拒绝理发。一年多后，
蒋介石认为他尝够了苦头可能会被软化，下令押往重庆。据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
沈醉记载，叶挺下飞机时头发胡子都很长，手持一盏油灯。别人问白日为何举灯
，叶挺回答说天还未明，对国民党的黑暗予以了辛辣的讽刺。 叶挺先被送
进"优待室"，蒋介石当面劝他"悔过"，陈诚还许以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叶挺断
然拒绝，只要求释放被囚的新四军人员。蒋介石恼羞成怒，又把他关入"中美合作
所"单独监禁。后来，叶挺曾在特务监视下被流放到恩施、桂林等地，对国民党给
的钱拒绝领取，只向朋友借生活费，并说明将来共产党会归还。有的国民党高官
到监房探问他日后想干什么，叶挺说，如果能恢复自由，"第一件事就是申请中共
中央恢复我的党籍"。他出狱时，解放军各战区都发来贺电。可惜一个月后，叶挺
与夫人及一子一女不幸遇难。毛泽东得知后伤感不已，将叶挺在延安的两个儿子
接到家中安慰说："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囚歌》
叶挺被捕入重庆中美合作所，对威胁利诱全然不理，于渣滓洞集中营二号牢
房壁上，大书一首《囚歌》，以表心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
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
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
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鲜血中得到永生！

(国防大学 余利 徐焰)

第39篇、《詹天佑》——修铁路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 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

　　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 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 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第40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

作者：李同成

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
大国互相支持，反对美国推行侵略政策，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５０年代中后期开始，
两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嬗变，由结盟到对抗，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可谓尖锐复杂，
惊心动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赫鲁晓夫访华
～～～～～～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同年９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１９５４年９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５周年庆祝活动。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１９５５年底以前
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
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
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５．２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
国新建１５项工程，扩建１４１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
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１０月３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
译。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
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
拒绝道：“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
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
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
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 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
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
家快吃！”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
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１０月３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
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
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
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
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
救救我们！”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
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
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
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
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
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
搞颠覆活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
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
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
人费解。”

赫鲁晓夫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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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
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
“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
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５５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
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同年１０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
件。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
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
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
莫斯科。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
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
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
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
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
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
了。”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
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
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
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
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
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
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
息向他们传达。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
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
服。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
恢复稳定。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
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
家地界的故事。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
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
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
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用意极深。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
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
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
者！”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 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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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的话不灵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
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便让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中断了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
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狠
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莫斯科白雪皑皑，冷风嗖嗖。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莫斯科。周恩
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周恩来握手、拥抱，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
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１月８日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希望周恩来协助他们对波匈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
作。于是，周恩来于１月１１日访问了华沙，接着于１月１６日访问了匈牙利，在很大程度
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通报
了访问波、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维护兄弟党的团
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
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
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你在波兰问题上处理
得不太好。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它们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赫鲁晓夫这条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蓦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
领导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
“像驴一样”。此时赫鲁晓夫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他瞪大眼睛对周恩来说：“你
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
资产阶级。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听了十分尴尬。他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
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连国王的祖父都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也有几个是中国
血统的，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
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毛泽东访苏
～～～～～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健步走下飞机，
赫鲁晓夫跨步向前，紧紧抱住毛泽东，表示亲切和敬意。

赫鲁晓夫以得意的神情对毛泽东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邀请，他不来是他自己失
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听了这话，说道：“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
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能饶人处且饶人。”毛泽东吸了口烟问道：“铁托不来，别人来
吗？”

赫鲁晓夫说：“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笑道：“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莫斯科宣言》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问题，这也是中苏双方争论的焦
点。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时，毛泽东主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对现代战争是一反对，二不怕。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
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问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
少人？比比看，中国古时候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
多？”

毛泽东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继续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
实在是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
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的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害怕。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面有愧色不表态，将手中的烟轻轻一扬问道：“敌人使用核武器，我
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毛泽东笑问：“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

“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
央委员集体决定的！”

毛泽东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这种说法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
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他几乎要叫了起来：“我不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见他太激动了，便转换话题，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故作谦虚之辞：“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我们没有资格。”毛泽东停顿一下，坦诚地说：“你这个人有点胆量，敢碰斯大林，
尽管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

赫鲁晓夫一听这话，笑逐颜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向他忠告道：“你这个人也能捅漏
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特别是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像我一样。在兄弟国
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要让人家讲话，慢慢谈，着急不得……”

赫鲁晓夫一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没等毛泽东把话讲完，就嚷道：“你不了解，有些人
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让人生气！”

毛泽东没和他再谈下去，回到住所便派人去叫翻译李越然。这时已是深夜两点，李越然
来了，毛泽东翻身坐起，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苏联信封，往桌子上一放，又递给李越然一支
铅笔，说：“我说你写！”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就不参加了，好吗？

李越然写好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道：“不是让你写中文，我是让你直接写俄文。”

李越然当即翻成俄文，再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就这样行了！”然后毛泽东在
信封上签下了“毛泽东”３字，请苏联同志立即转给赫鲁晓夫。

中苏双方对起草《莫斯科宣言》分歧很大，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决定妥协，在赫
鲁晓夫陪他进餐时提议说：“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份备忘录，算是
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赫鲁晓夫正为此发愁，听了这话喜出望外，连忙说：“可以，可以。”

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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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８日，赫鲁晓夫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
怀，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２年
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
（即长波电台）。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毛泽东对此事高度重视。１９５８年６月７日，他作了如下批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
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彭德怀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明确告诉对方：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
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
好。看到中共中央这么坚决抵制，苏联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随后，苏联又向我国政府
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他见到尤金时，一反平时探讨哲学问题的友好气氛，严肃指出：“在军事上搞‘合作
社’是不适当的。”他接着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
主义者，如果按你们说的办，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尤
金支吾其词，毛泽东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唯唯而退，当即请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来到北京，刚在
中南海颐年堂坐下，就先埋怨尤金大使，说他书生气十足，不会办事，曲解了他的意思，然
后为自己辩解说：“为对付美国第七舰队，需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这种事对中苏双方都有
好处，越快越好……”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非常严肃地直指要害问题。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我们希望长波电台尽快建立起来……”

毛泽东把桌子啪地一拍，蓦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手指赫鲁晓夫的鼻子问道：“你这一大堆话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
队？” 赫鲁晓夫有些慌张，不知如何回答，搓搓手，搪塞道：“你别急，我们不过是来
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部长费德林精通汉语。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毛泽
东可真火了！”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摇摇头说：“这样吧，我们能不能达成一项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
在中国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将手一挥，“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
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一听这话反而坦然了，他轻悠悠地吸起香烟，坚决而短促地回答：“不能！”

赫鲁晓夫毕竟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他的意志也很坚强，忽然一笑：“假如你愿意的
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用力抽了口烟：“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
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接着像是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
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
的目的！”

话说到这种地步，赫鲁晓夫知道没有任何希望了，自找台阶地说：“不同意就不同意
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

随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
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一言未发。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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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９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归国途中于当月３０
日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
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时，得到这样的印象：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现实，想缓和国际局势，重新建立国
际关系。”

毛泽东吸了口烟，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面有愧色：“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我想起一件事，希
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个美国飞行员！”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竟公然为美国当说客，把手一摆，果断地答道：“不行，这个事儿不
能商量！” 赫鲁晓夫见没有余地，突然把话题一转，用抱怨的口气向毛泽东说：“西藏
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么！”

毛泽东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
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
得的。”

陈毅激动地站了起来，顶他道：“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
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巧言辩解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你们却
为西藏与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一下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放弃西藏的
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现自己走了嘴，知道陈毅不好对付，转向周恩来说：“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
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严肃平静，字字有千钧之力：“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
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找到了反攻的借口：“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
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原则吗？”

陈毅反击道：“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领土！中印边境事件，明明是印
度侵略，你却偏袒！对炮击金门你耿耿于怀，你难道是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
吗？”

赫鲁晓夫被驳得哑口无言，向毛泽东双手一摊，抱怨道：“你看，你们一帮人对付我们
几个人，这种谈判公平么？”

一直在一旁沉默的毛泽东觉得自己该说话了，他微微一笑道：“我听了半天了，你给我
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对金门打炮，还说我们‘左’，那
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无话可说，会谈不欢而散。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建国１０周年大典，赫鲁晓夫站在毛
泽东身旁观看盛大阅兵式，苦思冥想对付毛泽东的办法，他想让中国人尝尝不听话的滋味。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
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
更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

中国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阶段。经过
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
１４日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１０年功
夫，而我们只用了３年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第41篇、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

　　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第42篇、张秉贵的“一抓准”

　　张秉贵(1918～1987)，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是我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里，以前，糖果柜前面经常很热闹，人们带着欣赏和钦佩的目光看着一位老售货员抓糖、称糖、包糖。只见这位头发花白的售货员站在柜台里，每一分钟都跟打仗似的全力以赴，眼、耳、口、手、脑这五部“机器”同时开动，不停地抓糖、过磅、包包儿，打捆儿，同时用心算代替算盘。尽管买糖的人很多，他从不让人多等，顾客开口要多少，他一声“好了”，往往一抓一个准，手跟台称一样准。遇有老弱病残的顾客，他及时给予照顾，还谆谆关照，热情胜似家人;对顾客的要求，他认真倾听，最大限度地给予满足;对顾客的询问，他耐心地解答，有问必答。

　　他就是老模范张秉贵，他的热情、周到、过硬的服务水准连外国人也经常前去观摩。张秉贵常说：“售货员要用一团火来温暖顾客，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家后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的一点贡献。”

　　张秉贵站了50年柜台，把一生的年华都服务给了三尺柜台，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顾客身上。为了顾客，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为了顾客，他到医院向医生请教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做有心人的结果，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商品知识，为顾客服务起来就更周到。比如，肝病患者还需要补充糖分，患肝病的顾客买糖，张秉贵就介绍含糖分多，对肝病有好处的水果糖;气管炎患者经常咳嗽，需要润肺，他就介绍冰糖;对消化不良的顾客，他就推荐柠檬糖。他把顾客个个当成自己的亲人，做到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

　　张秉贵不仅自己热情似火，技术过硬，还积极鼓励青年售货员练习基本功。一次，他应邀在外地介绍经验，会后大家希望他作一次售糖“一抓准”的示范表演。那时他已经65岁，又处在陌生的场地和环境，糖果的规格和北京也不一样，“一抓准”还能不能成功呢?张秉贵明知有困难，但想到要推动青年们练基本功，还是愉快地答应了。“5两”、“4两”、“2两”……张秉贵每次都是一抓正准。老模范宝刀不老，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第43篇、泉子心中有个大目标

　　有一部电视剧叫《大青椒红苹果》，是按真人真事编写的。主人公泉子的生活原型，是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的总经理何德泉。何德泉本来是个地道的农民，年轻力壮，曾经像很多菜农一样，每天蹬着平板三轮车进城卖菜。
　　后来，他在改革开放中长了见识，增了胆量。看到北京市民吃菜难，他带着伙伴们在大钟寺建起了农贸市场，满足北京市民吃菜的需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建每一个设施，打开每一条销售渠道，增设每一个服务项目，操心、跑腿、磨嘴，连家也顾不上。他做买卖讲求公平，坚决不做坑人骗人的事，所以赢得了客户信任，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市场每天客流十几万人，成交额几亿元，许多外国商人也闻讯而来。何德泉从一个农民成了“大老板”，手里掌握着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呢！他的心气更高，说：“我要追求的，是更大的目标。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首都，难道不应该有个领头的、能反映国家经济规模、现代化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大市场吗？我的目标，就是干这个，值得我干一辈子。至于个人的进退得失，无足轻重，很无所谓……”
　　何德泉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心中的大目标迈进，为祖国的富强奋斗一辈子。

第44篇、令人肃然起敬的红二代，毛主席女儿李讷夫妇淮阳三日

2008年7月20日，似火的骄阳炙烤着小城漯河，街道上回荡着滚滚热浪，让人感到呼吸都很艰难。下午4时26分，262次普客晚点一小时后终于停靠在了这个三等车站，出站口顿时人如潮涌，肩背蛇皮袋、手提工具箱的各色民工是人流中的主色调，拥挤的人流加之36度的高温使得人群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汗气，这种慢车的低廉票价吸引着大批农民工。

一对老年夫妻人群中分外醒目：女士浅白色中式对襟上衣，稍微褪色蓝色裤子，一双千层底圆口布鞋，如果不是一张“大中华”的面孔保留着领袖的遗传基因，简直就是地道的豫东农村妇女。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我，第一感觉她就是我要接的主人翁、毛泽东主席的爱女——李讷。我急忙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表明代表淮阳县委、县政府和百万人民欢迎的诚意。李讷微笑着表示感谢，接着介绍随行人员：我老伴王景清，书法家邹为瑞夫妇。王老一身旧军装，苍白的双鬓浸满人生的沧桑，轩昂的眉宇透出军人的威武和执着，这位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战士、解放后云南某军分区政委、正师级离休干部，俨然就是李讷的卫士，一只手拿着全部行李，一只手紧搀着李讷，我几次要接过他手中的旧提包均被谢绝，只好眼望着这对特殊的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走进汽车。

汽车艰难的行驶在市区街道，驾驶员小张按照惯例把空调大开，试图吹散暑热，为两位老人送去清凉，哪知道王老不容置疑的挥手制止：关掉空调！我们一脸疑惑，王老用明显缓和的口气接着说：“李讷有肾病，不能吹空调，你们就跟着委屈点吧”。小张只好关掉空调，打开车窗，谨慎地驾驶汽车沿着漯周高速匀速行驶。两边是一望无际茂密的玉米，浓绿肥大的叶片交织在一起，连成绿色的屏障，把豫东平原整体包装成一片绿色的海洋。我拘促不安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语塞词穷，面对车上两位特殊的客人，搜肠刮肚寻找话题，试图打破车上的沉闷。李讷看出了我们的紧张心情，主动打破沉寂的局面，用缓慢而温和的话语介绍了自己和老伴：他叫王景清，81岁，军队离休干部，我68岁，也在军队退休，等会儿到了淮阳，你介绍他“老王”，我就称呼“李讷同志”。局面一下子活跃起来，我不失时机的向两位老人介绍淮阳的厚重历史、灿烂文化、自然风光，介绍太昊伏羲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李讷静静地听讲，很少插话。当介绍到太昊伏羲时，李讷顿时来了精神，十分专业地问我：关于太昊伏羲，淮阳有地下、地上的文物佐证吗？我言之凿凿：太昊陵始建于春秋，增制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平粮台遗址叠压有六千年以上文化层。李讷微微点头，表示借这次机会尽量走走看看。在这位文革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面前，我不揣冒昧，班门弄斧，演绎着“无知无畏”的莽撞和唐突。

苍茫暮色中，汽车在美丽幽静的南湖宾馆停下，中共淮阳县委书记贾书君及有关领导早已等候多时。按照路上约定，我分别把“李讷同志”、“老王同志”，书法家邹为瑞夫妇介绍给了各位地方领导，同时把贾书记等地方领导一一介绍给北京客人。宾主寒暄之后进入大厅，早有闻讯而来的各类记者围在那里等候，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老王再次担当起卫士角色，一面搀着李讷前行，一面十分严肃的告诉所有人员：我们俩来此是私人行为，没有报道任务，如果不撤退记者，我们就不再下楼，同时拒绝一切活动。

晚餐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按照李讷夫妇要求，撤掉一切烟酒饮料，只上淮阳地方特色小吃。李讷、老王并肩而坐，老王大哥哥一样不时给李讷夹菜，回答着主人关于领袖生前的生活细节、李讷夫妇的生活状况等问题。出于对领袖的敬爱，席间有人改称“李讷同志”为“李大姐”，李讷及时制止，微笑着告诉大家：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内一律称同志，这是中央建国初期定下的规矩，我们一直坚持下来，叫李讷同志是对我最大的尊敬、最亲切的称呼。

第二天一大早，李讷夫妇不顾旅途疲劳，驱车参观太昊陵。他们依然坚持拒绝众人随行、拒绝记者跟踪采访，只允许我和贾书记及少量工作人员陪同。

从午朝门下车，李讷夫妇一路慢慢前行，认真听取讲解员的介绍，对每一处文物、每一块匾额都仔细察看，考问来由。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做过军报总编的的李讷不时插话、询问，提出一些关于太昊伏羲的始祖地位、伏羲文化的丰厚内涵等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显示了渊博的学识和不凡的气质风度。老王继续承担着卫士的角色，搀扶李讷上下台阶，及时提醒休息，这位11岁参加革命、延安时代中央警卫团战士，当年为毛主席站岗执勤，如今对领袖的后代极尽呵护之责，既含伉俪之深情，又有对伟大领袖衷心热爱的情感倾注。

太阳渐渐升高，气温随之升到30度以上，李讷的额头浸出汗珠，衬衣上留下明显的汗渍，但她游兴未减、不顾老王劝阻，一路前行。统天殿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欣赏每块匾额的文字书法。殿内的伏羲圣迹图紧紧吸引着李讷的目光，她随着讲解员的指引认真观看每一块浮雕，不时驻足，认真端详，仿佛置身于深邃的历史空间。统天殿、显仁殿、太始门，李讷夫妇一路走来，几十级台阶上上下下，对于普通人来说轻而易举，但是对于李讷这个身患严重肾病的68岁老人，无异于翻越陡峭的山崖！李讷在老王的搀扶下走过来了，走到了高耸的伏羲陵前，夫妇二人再次凝神肃立，向这位人文始祖行注目礼。耳柏旁边，李讷夫妇一改不许照相的常规，主动要求来张合影，随行及时按动快门，时光瞬间定格，巍巍羲陵、参天古柏，一对白发皓首的老人微笑并肩站立，留下永恒的记忆。（ ）“柏抱檀”下，李讷夫妇认真听完导游关于“两柏抱一檀、粮食吃不完”的传说和“1976、湘潭——香檀”的故事，微微含笑，连连称奇。走过蓍草园，绕过伏羲陵，老人来到太昊陵休息室，李讷已经汗湿衣衫，陵区的同志早已备好笔墨，恳请李讷夫妇留下墨宝。李讷谦虚地说：“我老百姓一个，今天来是向人祖报到的，题什么字呀，就签个名吧”。签完李讷二字，稍停又提起笔来，微笑着说：“既然来了，把我们家老王也带上”。于是，又提笔在后面写下“王景清”三字，然后是年月日落款。 这幅只有签名落款的墨宝被太昊陵博物馆永久保存下来。

千枝竞秀、万花缤纷的独秀园，巧夺天工的园林技术把飞禽走兽、花鸟虫鱼、飞机火车等一个个造型演绎的活龙活现，一次次引得李讷夫妇驻足停留，击掌叫绝。牌楼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连理枝下，白发伉俪再次合影留念（ ）。

走出太昊陵，广场上的泥泥狗、布老虎吸引了李讷的目光。走到一个摊位前，她拿起两个泥泥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连说“太神奇了，活化石呀”，遂自己掏钱买下，留作纪念。（ ）广场上的游人得知李讷夫妇到来，紧跟其后，悄悄议论，人群越聚越多，围着李讷夫妇自发鼓起掌来，出于安全和李讷身体状况考虑，我们与老王商量后决定尽快结束此行，龙湖賞荷的日程再做安排。

午休过后，李讷夫妇精神、体力稍有恢复，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明义，周口市市长徐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梅宝菊，副市长王宇燕等闻讯赶来，到其下榻的房间看望李讷夫妇，并就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业开发、伏羲文化的宣传、始祖地位的确立等问题进行探讨。县委书记贾书君拿出事先准备的册页要求李讷为淮阳发展题词，李讷拿回卧室奋笔题写了“奋进”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引来在场各级领导的一阵掌声。

晚餐依然安排在南湖宾馆，依然是淮阳小吃，谢绝酒水饮料。陪同人员除上述领导外，增加了前来淮阳凭吊新四军东征窦楼战斗纪念碑的新四军老战士、彭雪枫将军警卫员、解放后第三军医大学付政委、86岁的王景春将军夫妇。简单用餐后赵玲艺术学校的小演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地方戏曲、歌舞音乐，博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李讷夫妇明显对豫剧听不太懂，但被小演员的精彩表演倾倒，多次带头起立鼓掌，演出结束时，李讷夫妇、王景春夫妇、王明义、徐光、梅宝菊、王宇燕、贾书君等省市县领导与小演员们合影留念。

第三天的预定日程是上午龙湖賞荷，下午参观平粮台，晚上乘周口至北京的列车返航。哪知天不作美，早晨开始风雨交加，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中午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南湖宾馆出来的道路积水盈尺，很多汽车水中抛锚，疾风暴雨还引来气温下降，身体多病的李讷呆在房间不能出门，一切行程计划只好取消。

周口至北京的列车晚上七点一刻发车，我们六点钟必须从淮阳出发，临别前的晚餐提前进行，只有我和几位工作人员陪同。窗外雨急风骤，室内温馨如春，两天来的前后服务已经使我们变成了熟人，李讷夫妇破例允许我们几个与他们夫妇分别合影，餐厅里顿时增添了笑声，大家争先恐后与李讷合影，李讷始终面带笑容，满足我们的要求，宾馆服务员也不例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和大度。

大雨依旧不停，道路变成小河。我和驾驶员小张几经绕路，冒险冲过一个个积水路段，终于赶在开车前十分钟把李讷夫妇送进周口火车站候车厅，挤过检票口，李讷夫妇挥手向我们告别，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共和国开国领袖之女正在与农民工兄弟一起挤火车，更没有人能够相信，这对年过平均年龄超过七十的老夫妻将夹杂在这趟慢车上度过不眠之夜。

2011年9月17夜完稿于秋雨之中

第45篇、甘心受累的送煤工

　　现在，有很多农村人到城里找活干，一来赚些钱，二来也为国家建设和城市人民生活贡献力量。
　　有个河北平宁县的山区小伙儿，叫刘晓龙，很小就失学参加了劳动，头一次到首都北京，才20岁。他当了送煤工，每天汗流浃背，浑身煤黑，把煤送到一户户居民家里。虽然他累得够呛，可还时常受到个别人的冷淡待遇。那些人嫌他脏嫌他黑，还欺负他是个农村孩子。可他总是按时把煤送到用户家里，摆放整齐。他说，没有我送煤，北京人烧煤就困难了。为了这个，我愿意受累，今后还要来。
　　还有个姓臧的农村青年，是河北涿州人，也到北京当送煤工。1989年春夏有一阵子，北京城里特乱，不安全，交通受阻，送煤很困难。他本想回家不干了。可又一想，自己不送煤，市民没煤烧，就不满意，不就会闹出事吗？他就坚守岗位，起早贪黑，克服困难，把煤按时送上门去。
　　这些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人，虽然可能成不了什么大人才，可他们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生活得很有意义。他们把温暖送进了千家万户，用脏和累换来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幸福，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用户的感谢和尊重。

第46篇、梅兰芳爱国事迹

　　梅兰芳把京剧推向世界

　　梅兰芳是我国著名京剧演员。京剧又是我国戏曲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剧种。梅兰芳从小学戏，靠勤学苦练和勇于实践，很早就成了名，被评为京剧“四大名旦”之首。他不但艺术精湛，而且有爱国思想，立志要把京剧介绍给外国，在世界上宣传中国传统艺术。

　　1919年以后，梅兰芳先后到日本、美国、苏联等国家访问并演出。他以精采的表演和东方人的气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受到热烈欢迎。许多外国人第一次见到中国戏曲的表演，非常新奇。著名电影大师卓别林，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和梅兰芳会面，结成好友，对中国戏曲给予很高评价。国外有些人还把中国戏曲艺术和欧洲戏剧两个流派称为世界戏剧三大体系。梅兰芳为中国戏曲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梅兰芳受到了日本人的监视。日本人要求这位世界驰名的中国演员出来演出，好美化他们的侵略行为。梅兰芳拒绝了。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留起了胡须。因为他是旦角演员，留胡子意味着将不再登台表演。为了祖国的荣誉，他宁愿割舍了艺术生命。这一爱国行为，受到了普遍赞扬，为中国人争了气。

第47篇、《朱自清》——不领美国面粉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

　　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
　　
　　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第48篇、朝鲜战争被击败的联合国军将军们如是说

爱文科尔斯时任联合国军爱尔兰装甲旅准将：那时，我的部队怎么会知道中国军队如此强悍？我原先拥有190辆坦克。秋季攻势开始后。我被命令阻击中国第39军，40军。掩护美军第8军第7师撤出上甘岭。我原先认为“志愿军”无非就是一群拿起武器的农民而已。在此之前，我的确没交手过这群人。因此，我刻意将部队以英国方式展开！即：两侧步兵，中间坦克。在美国航空队支援下。反突击。本来打算依靠强大的装甲火力，采取集团攻击，直接把中共打回去。可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军队。人抱着炸药，几乎疯狂的扑向我的装甲集群。结果，我一辆辆坦克被炸。上帝！这不是军队！我发誓！战神获拉迪斯也不会这样。半个小时不到，我前线一线190辆坦克仅剩下50辆，多数带伤。步兵伤亡更大。无奈！我只得快速紧缩。但是，来不及了。可怕！他们也是集团冲锋。前面，至少一个加强团。你要知道，他们没有那么多炮火支援。空中更没有。美国航空队，F84，低空俯冲轰炸，采用凝固汽油。我前面顿时火海一片。我原本打算，借此机会，重新组织部队。没想到，万万没想到。我看到作为军人，最令我吃惊的一幕：他们－那些志愿军！前面的士兵。就此到地，翻滚！平扑。为后面攻击的战友挡住，烈火！上帝！我是在说他们竟然用人，当防火板。这样的部队天下，谁见过？我的士兵到此时真的被震撼了！他们自动举手投降。一片，一片的。结果这次战斗，仅仅3个小时。3340名爱尔兰士兵，1200名阵亡，其余，包括我在内。做了这支无敌军队的战俘。回国后，有人骂我：投降将军！我感到生气！也很无奈！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军队。我不投降还能如何？

前法国联合国军第14师希尔将军：我认为时下，一些人，包括很多中国人，他们对韩战的看法简直就是在胡说。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当时对手是谁。麦克将军在回忆录说：韩战是美国军事战争使上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确。联合国军！听起来很威风是把？可惜！中国毛先生以及他那时军队，就敢打的我们....
现在很多人尤其有中国人在对此疑惑！我实在不理解。鸭绿江的冬季战役，我的部队，一次战役下来。全师仅剩2000人。我从我的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他们参加过二战洗礼！在北非。在解放法国。攻占西西里岛。那一次，都是兴奋的目光。而这次！他们害怕了。我也开始胆怯！我痛恨派我来得政客。美国人？我是不会信任他们的。为了装甲第2师的突围。我们付出了14000名法国军人生命。以及4000人作为战俘的高昂代价。结果，他们依旧被拦截。被38军团分割吃掉。

荷兰179突击群准将埃斯特：日本人！我只是相对你们说，认清自己面前的对手，关系到你们的生命！这是著名俄国军事将领库图左夫说的。送给你小泉先生。论打战，你们和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中国曾经的败将！不同的是：我们敢正视现实，面对现实，而你们只会逃避。 179突击群于第三次战役。被我军全歼。该集群3000人左右旅级规模。拥有坦克90辆其中M47 50辆。M24 40。是我军歼灭比较完整的一支部队。该将军仅带100余人。突围。朝鲜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参加过2战的将军。在一线指挥的约占40％。其他国占80％。美国知名将领巴顿因抗拒没来，其余，诸如麦克。布雷等均不同程度参加。而克拉克则是著名的：收尸将军，埋单将军。另外，朝鲜最终谈判协议签署，期间。前期签署为停火议定书。美国方面提出。就是后来通常说得：战场投降协议。后期，签署由朝鲜代表据中，中方代表左侧。为38度线永久停火军事协议书。即：朝鲜和平协议。

第49篇、走遍天下路，还是祖国好

　　1975年，战志果、林贵美夫妇全家旅行到巴西，受当地医院聘请，在那里工作了4年。耳鼻喉科专家战志果被聘为医院副院长，护理专家林贵美被聘为医院护理部主任。他们每月有两千多美元的收入，有自己的房子、汽车、电气化的家庭用具。

　　就在留居4年期满可以加入巴西国籍的时候，他们夫妇找到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的负责同志说：“我们想回祖国，希望得到使馆的帮助。”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要回祖国的呢？战志果说：“我们长着中国人的面孔，我们有自己的祖国，有本事不为祖国服务，还有什么意义呢？”林贵美说：“走遍天下路，还是祖国好，海外花花世界，毕竟是异国他乡。祖国再穷，也是我们的母亲。儿女思念母亲，为母亲服务，是人之常情。”在使馆的全力帮助下，他们回国的愿望不乆便实现了。

第50篇、屈原不离楚国

　　屈原是古代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生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家乡在现在湖北的秭归（zǐguī），离长江三峡不远。这里风景奇美，山影水声迷人动听，屈原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楚国。可是楚国统治者腐败无能，不图进取，使国力渐渐衰弱，百姓生活也很痛苦。屈原非常着急，来到都城劝楚王改革图强。不料他受到奸臣的陷害和攻击，一度信任他的楚
王竟把他赶出都城，流放到了远方。
　　屈原一片爱国心不被人理解，难过极了。有人劝他：“楚国既然不需要你，你何不到别国去，照样可以施展才能啊！”
　　屈原回答说：“我爱我的楚国，为它的命运担忧，为百姓的痛苦伤心。明知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可是舍不得我的故土。我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它出力。”
　　屈原写了许多诗，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他想象着自己乘着龙驾着象，在天空中翱翔，就要飞往远方，离开楚国，忽然回头看到了可爱的家乡，立刻停住了脚步。他的仆人哭了，连马也不肯再往前走。他又回到了楚国，并下决心：“如果不能实现我的愿望，我就投江而死，用生命殉我的祖国！”
　　不久，屈原怀着对楚国深深的眷恋，投入了汩罗江（在现在湖南）。他对楚国的爱也就是对中国的爱，对自己所属民族的爱。所以全国人民至今还怀念他，每年端午节人们划龙舟，吃粽子，就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第51篇、一片丹心向祖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的漠学森异常兴奋。在新中国诞生的第6天，钱学森夫妇就萌发了一个强烈的穷头：回到可爱的担国去，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本人的智慧和力量。但回国道路充满着的曲折和艰辛，是钱学森始料未及的，这位“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学者，在己将科学书籍和本人的研究工作笔记装好箱，交给美国搬运公司启运回国时，却遭到美国移民局的刁难。他们对中国的这位爱国学者百般恐吓，并把他关进拘留所，人身自由受到极太限制。整整5年时间，他差不多过着被软禁的生活。但重重磨难并没有泯灭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他们收拾好箱子，每天准备随时搭乘飞机回国。

　　1955年，饱受磨难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向祖国发出了救救俺的呼声，中国ZF出面通过谈判设法营救他回国。终于在这年9月，经过长达5年多斗争的钱学森夫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第52篇、江青与毛泽东结合内幕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 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
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
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
，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
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
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
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
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
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
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
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
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
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
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
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 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
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
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
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
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
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
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
”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
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
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
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
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
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 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
’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
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
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
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
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
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
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 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
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
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
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
，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
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
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
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
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
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
：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
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
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
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
”，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
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
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
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
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 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
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 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
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
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
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 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
。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
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
，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
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
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
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
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传说，说是毛
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
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
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
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
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
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
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
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
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
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
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
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
，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
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
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
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
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
，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
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
，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
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
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
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
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
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
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
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
，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
，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
，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 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
，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 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
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
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
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
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
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
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
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
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
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
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
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
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
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
　　
　　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
及了：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
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
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
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
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
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
”，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
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
”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
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
，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
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
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
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
；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
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
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
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
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
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
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
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
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
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
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
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
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
不时插嘴……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
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之后
，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
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
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
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
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
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
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完）

第53篇、我要面向祖国而死

　　文天祥是我国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公元1275年，元军侵略南宋。元军在元朝统帅伯颜的率领下，离南宋的都城临安只有30里路。大兵压境，南宋朝廷无计可施，决定求降。伯颜声明，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与他谈判。

　　这时，南宋朝廷的左右丞相都闻讯逃跑了，朝廷只好让文天祥为右丞相，去和伯颜谈判。

　　文天祥见了伯颜后，义正词严地问：“贵国是要与我国交好呢，还是要灭掉我国?”

　　“我们不想灭掉宋国!”

　　“既然如此，请你们后撤百里，以表诚意，否则我们将以死相拼!”

　　伯颜感到文天祥像是向元朝下挑战书的，就扣留了他，并让其随行人员回去传话说，如果南宋不投降，元军马上就发起进攻。

　　南宋朝廷在伯颜的威胁下，向元军投降。文天祥得知真相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

　　四年后，文天祥带兵到广东潮阳抗元，全军覆没，文天祥被俘。

　　元世祖很钦佩文天祥的忠心，把他软禁在大都的“会同馆”里，每天派人去轮番劝降，但都被文天祥骂走了。元世祖见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戴上脚镣手铐囚禁起来。在狱中艰苦的环境下，文天祥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正气歌》，其中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过了几年，元世祖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

　　文天祥见了元世祖，不肯下跪。元世祖和颜悦色地劝说道：“你的忠心，我非常佩服。如果你能改变主意，做元朝的臣子，我仍旧让你当丞相，怎么样?”

　　文天祥慷慨地说：“我是宋朝的宰相，怎么能再做元朝的臣子?如果这样，我死了以后，哪还有脸去见地下的忠臣烈士?”

　　元世祖说：“你不愿做丞相，做个枢密使怎样?”

　　文天祥看了看元世祖，斩钉截铁地说：“我别无他求，只求一死!”

　　元世祖知道劝降已没有希望，就下令把文天祥处死。

　　刑场上，文天祥面色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在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说完，整整衣冠，朝南方拜了几拜，仰天长叹道，“我事已毕，心无悔矣!”

第54篇、向警予改名的故事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是党中央的第一任妇女部长。1928年，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3岁。她原名向俊贤，为什么后改名为向警予呢？一年夏天，学校开运动会。在400米决赛中，一位运动员奋力猛冲，后来居上，夺得第一名后突然晕倒在地，向俊贤和同学们将她扶起送到医院救护。

　　当晚，向俊贤对同学们说，今天400米赛跑获第一名的同学，他的拼命精神多么可贵啊！国家光明灿烂的前途，全靠我们齐心协力去创造。现在，外有列强欺凌，内有军阀割据，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如果我们把赛跑运动员那种拼命的精神用来拯救国家和民族，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为了国家自强，为了民族自强，我们为人做事求学问，都要有这种拼命精神。我已想好了，从今日起，我改名叫“向警予”，就是要时时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拼命的精神去求学问、救国家。

第55篇、开国中将被追杀 警卫员和保姆通奸未施救

　　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阅毕昆明军区呈上的《关于谭甫仁同志遇害经过初步调查报告》后，心情沉重地作了重要批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此乃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要引以为戒！”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倾全力整顿军队。当时，笔者在昆明军区工作，曾了解有关所说“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的情况，特作如下记述：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地处闹市区的原昆明军区大院42号院内，接连传出了几声枪响。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凶手枪杀，身上共中3弹：颈部、肩胛部和胸部各一，其中胸部一弹从心脏旁穿透。谭血流如注，立扑于地。
暗杀发生后，周总理也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谭甫仁。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周总理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后终因谭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死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许。谭甫仁1910年出生，去世时正好60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其夫人王里岩。
在20世纪70年代，这类恶性事件绝无仅有。将军喋血，全国震惊！
谭甫仁，广东仁化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建国后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原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的儿子多年后回忆说：“我去过谭甫仁叔叔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住的小楼，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里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二楼供首长办公。楼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而谭这一座是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的小别墅。”
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富农出身。作为一个现役军人，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呢？原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中原后，其堂兄曾带领一个“还乡团”对老家的村庄反攻倒算，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王自正参与了这次的杀人行动。后来他逃往他乡参加了解放军，改王志政为王自正。1970年初，王自正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副科长，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得意，便因家乡告发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俘管所隔离审查。王自正决心鱼死网破。他在笔记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权衡之后他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任保卫部副科长的王自正，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如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锁取枪。王兼过多年的枪械保管员，密码早稔熟于心。于是，这个隐藏在昆明军区心脏里的杀人狂魔，毫不费事地从保卫部偷出了两枝手枪，而且又并不费事地就进入了谭甫仁壁垒森严的住宅。
谭甫仁的住宅共有5个警卫员，前门2人，后边3人。那时候“备战备荒为人民”，部队正搞“千里野营拉练”，这里的警卫员也被拉去3人。这给凶犯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凶犯深夜跳进谭甫仁的深宅大院，径直敲响了应该是谭甫仁居住的主卧。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谭甫仁在什么地方？”
王里岩回答：“不知道。”
凶手急眼遍搜屋子，见谭甫仁果然不在，于是开枪把谭甫仁夫人射杀。
凌晨5时许，军区大院里绝对安静。这枪声是惊天动地的。手枪既已抠动，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的。那一晚，谭甫仁住在旁边另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便往外跑，急呼警卫员。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经打破。如果谭甫仁当时闭门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甫仁身后紧追不舍。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所以他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
谭甫仁的这两个警卫员为何都不开门呢？这正如周总理所说，因为他们都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
　警卫员都是18岁的小伙子，莫非他们瞌睡太大？可问题是：枪声已经响了，而且首长已把门敲得山响，瞌睡再大也不至不被吵醒吧？
真相是：其中一个警卫员吓得不敢出来。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直往一只裤筒里塞。另一个警卫员则是做了非常荒唐的事情：当时他正和一个比他大30岁的保姆在一间屋里姘居。房门“砰砰”山响，他以为有人捉奸呢——那年月通奸的事，罪名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无处可逃，凶手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对将军进行了射击。
后来，经严密追查，王自正自知逃脱无望，便将枪口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事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枝手枪中的一枝。
“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调门很高，但是由于一切秩序被打乱，一切规章制度被取消，结果，在军区核心的地方居然发生了这种不可思议的震惊全国的事件。教训深刻啊！(《世纪风采》)

第56篇、豫东战役：粟裕如何终结蒋介石的中原梦

粟裕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⑴

中原战场举行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又称开封、睢杞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粟裕统一指挥下，与顾祝同指挥的中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展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会战。是我军转入外线战略进攻以来，敌我主力在中原战场的首次交锋。是我军经过几个月中原逐鹿的艰苦奋战后，终于打开外线战局的关键一仗。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至1948年1月基本实现了进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的初期任务。但是，国民党军当时在中原战场仍占据较大优势，敌我双方呈现出胶着僵持局面。如何打破这种对峙局面，将我军的战略进攻继续推向新的胜利，成了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

1948年1月底以后，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战略部署作了通盘调整，将12个步兵纵队划分为4个野战兵团，分别赋予不同任务，分开在4个地区机动作战。第1兵团以1纵、4纵、6纵组成，由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亦称粟兵团。主要任务是：准备进行两个月休整后南渡长江，挺进到闽浙赣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创建新解放区，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将战争继续引向国统区的远后方。军委指出：这第二次跃进，“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⑵第2兵团以7纵、9纵、13纵组成，亦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该兵团并指挥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主要担负山东战场的作战任务。第3兵团以3纵、8纵、10纵组成，陈士榘兼任司令员，唐亮任政委，亦称陈唐兵团，主要任务是在中原地区配合刘邓、陈谢两军机动歼敌。第4兵团以2纵、11纵、12纵组成，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主要担负华中战场的作战任务。

中央要求粟兵团南渡长江，实施第二次跃进，主要原因是中原之敌过于集中，我军暂无好的歼敌机会；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调动敌人，使敌人再度分散，以造成我军打歼灭战的条件。中央在2月7日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刘邓统一指挥外线各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强调指出：“必须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⑶所以，粟兵团南渡长江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以创造打歼灭战的条件为目的的手段。中央这一决策本身，隐含着一种“例外”：如果有其他办法也可以大量歼灭敌人，发展战局，那么“粟兵团南渡长江”的计划是可以改变的。更何况粟兵团南渡长江未必就一定能分散敌人，创造出好的歼敌机会。这就为中央接受粟裕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加入中原作战，实施更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埋下了伏笔。

3月初，粟兵团奉命北渡黄河到达濮阳地区休整补充，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此间，粟裕一面指挥部队休整，进行各项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一面密切关注着中原战局的发展。这位年仅41岁的我军高级指挥员，身经百战，经历过各种战争环境的考验，尤其是1934年与寻淮舟等率红7军团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和抗战后期率新四军一部南下执行开辟苏皖新区的任务。这两次亲身经历使粟裕深刻认识到大兵团远离后方，到敌占区作战的艰难。经过1个多月的深思熟虑，粟裕认为我军在中原战场已基本具备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而大量歼灭敌人则是对目前中原战局的最大帮助，是发展我军战略进攻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4月18日，粟裕在分析了分兵渡江与暂留在中原作战对战局发展的利弊关系后，“斗胆”向中央军委“直呈”了3个纵队暂不过江而继续留在中原作战，集中中原我军主力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

毛泽东接到粟裕的电报后，又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内容相似的电报，刘邓在电报中表示：在粟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还是“迟出几个月为好”，让其“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刘邓大军自挺进大别山以来，一直经历着无后方作战，深知无后方作战的艰难，因而在这方面也最有发言权。所以，粟裕在向中央“斗胆直呈”之前首先说服了陈毅，并将自己的意见电告了刘邓，得到华东局和中原局几位领导的支持。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建议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要陈毅、粟裕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5月初，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根据城南庄会议决策，中央接受了粟裕兵团暂不过江，加入中原作战的建议，并决定陈毅调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代理华野司令员和政委之职。不过，中央此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要粟部渡江南下的计划，而是要粟裕统一指挥华野外线各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寻歼邱清泉第5军等部为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6至12个旅，开辟渡江道路，完成渡江准备。⑷

邱清泉的第5军，是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全歼后，蒋介石在关内的两支精锐主力之一(另一个是胡琏的整编11师，即原第18军)。该军组建于抗日战争初期，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1939年11月，该军在昆仑关战役中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第5师团第12旅团，为第5军及军长杜聿明赢得了殊荣。1942年后又奉命远征缅甸对日作战，屡建功勋。抗战胜利后整编为第5师，改换成全副美式装备，在华东和中原战场多次与我军交手，一直未受重大打击。军长邱清泉，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将。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后又毕业于黄埔二期，1934年赴德国学习工兵，次年入柏林陆军大学专攻机械化部队战术。抗战中先后就任第200师(第5军前身)副师长、第5军新编22师师长、第5军副军长、军长等职，与第5军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就任整编第5师师长，1948年后该师恢复第5军番号，邱再任第5军军长。

此次，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明确要求粟裕兵团以邱清泉第5军为主要歼击对象，表明我军作战指导思想已由“先打弱敌”转变为以主力对敌主力，寻求与敌决战。5月22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和华东两野战军首长，更加明确地指出：“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5军，只要5军被歼灭，便集中了最大力量歼灭18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⑸

5月23日，陈唐兵团主力3纵、8纵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移动，调动了邱清泉兵团及整编75师随之南下向太康急进。30日，粟裕率1纵、4纵、6纵及两广和特种兵纵队乘机南渡黄河，前出菏泽、巨野一线。31日，由各部抽调组成的渡江先遣纵队随主力南渡黄河后，即准备伺机渡江南进。

粟裕率华野外线主力南渡黄河后，蒋介石立即令邱清泉兵团迅速北返堵击，又令第4绥靖区刘汝明等部收缩固守菏泽、曹县、金乡等地。由于敌第5军先我到达成武、曹县地区，粟裕当即决定全军改以战备姿态进到定陶、金乡外围集结，休息3天，再决定第二步行动。6月3日，军委复电指出：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3天，而是休息半月，主力不要用于打小仗，等候刘邓对第5绥区张轸部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⑹

6月13日，粟裕、张震致电军委，提出分三步歼灭75师、5军和83师的计划，并表示：“决于16日晚完成对75师之分割包围，发起歼灭5军战役。”这时，顾祝同已自苏北地区调来整编83师、25师、72师及63师1个旅到达鲁西南，企图与我决战。介于敌情已变，粟裕于次日即致电陈唐并报军委，决定放弃上述计划，同时提出由陈唐兵团突然奔袭开封，吸敌回援，于运动中歼灭援敌等预案。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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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军委复电指出：“此次战役目的，只在歼灭75师，不要企图打5军，待75师歼灭后再作打别部之部署。”⑻同日，粟裕致电军委，认为“我不宜在正面与敌对峙”，在鲁西南求歼敌5军已不可能，决定转向豫东地区作战。并随即定下“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战役决心：以陈士榘、唐亮率3纵、8纵出敌不意地攻击开封，调动邱兵团等部增援，然后集中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援敌。为保证攻城作战胜利，粟裕随华野前指亲率3个纵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以运动防御手段阻击可能西援的邱兵团，并以中野11纵自巨野地区南下侧击该敌；以冀鲁豫军区独立旅相机攻占东明，钳制敌4绥区刘汝明部，同时建议陈赓兵团“向郑州进逼，使郑敌不能东援”，并设法阻滞敌18军之行动。⑼中央军委于次日批准了这一部署，并指示中原野战军以9纵楔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可能东援之敌，主力钳制胡琏兵团(第18军)，以配合华野的作战行动。开封城当时是国民党河南省的省府所在地，也是中原地区的战略要点。其四郊地势平坦，城内低洼，城墙周长20余公里，共有六门四关。守敌为整编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河南省保安第1、第2旅等部，共3万余人。6月16日晚，陈唐兵团第3、第8纵队隐蔽地向开封急进，于18日黄昏袭占四关，守敌退守城内顽抗。当晚，我军分别自东、南两面攻城，激战至20日，占领城厢大部，残敌退守古龙亭、华北运动场核心阵地顽抗。此时，开封之战行将结束，粟裕亲自到南郊陈唐兵团指挥部，督促陈唐除留必要兵力继续攻城外，主力迅速集中整理，准备再歼援敌。21日下午，攻城部队对核心阵地之敌发起猛攻，战至22日晨全歼守敌，击毙敌整编66师师长李仲辛，击落敌机两架。由城武、曹县西援之敌邱清泉兵团被我粟兵团阻止于兰封(今兰考)以东地区；由郑州东援之敌孙元良兵团被中野9纵和豫皖苏军区部队阻止于中牟地区，胡琏兵团被中野1纵、3纵和华野10纵阻止于上蔡地区。在我军攻击开封期间，中央军委于19日致电华野前指，估计到此次攻克开封后我军将“不能巩固地占领”，为此要求陈唐兵团做好主动撤出开封的准备。6月20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军委，就豫东战役下一步行动方向，提出我军攻克开封后，中野攻击郑州，调动敌张轸兵团向北增援，邱清泉、沈澄年等部向西增援，寻求一路分割歼灭，以打张轸为主的战役部署。21日，粟裕等华野首长复电刘陈邓并中央军委，同意中野攻击郑州的设想，但认为打击东路援敌邱清泉兵团比打击南路张轸兵团更为有利。22日，军委致电华野和中野首长，祝贺攻克开封之大胜利，同时对下一步行动提出意见，认为“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强调“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⑽我军攻占开封后，蒋介石为稳定人心，严令邱兵团及刘汝明部加速向开封攻击前进；并以整编75、72师和新编21旅组成一个新的兵团，由第6绥靖区副司令官区寿年中将率领，位于邱兵团左翼，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重占开封城，寻求我军决战。蒋介石宣称：“战争能否胜利，全靠中原这次决战。”⑾开封之战后，粟兵团与陈唐兵团会合于开封。华野首长再次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邱兵团辖有3个整编师(第5、第70、第83师)，战斗力较强，我军为求必胜和保持已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不宜寻歼邱部，而宜寻歼较弱之敌。因此，经军委批准，决定放弃开封，以陈唐兵团向通许转移，吸引邱兵团向南尾追，然后集中主力围歼区寿年兵团于杞县以东、以南地区。其部署是：以粟兵团和中野11纵组成突击集团，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待机围歼区兵团；以开封战役中的攻城集团3纵、8纵和两广纵队以及正在归建的宋时伦第10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以西构筑阻援阵地，隔离邱、区两兵团，阻止邱兵团东援；以中野9纵进至郑州东南地区，阻止郑州之敌东援，并从侧后牵制邱兵团；以冀鲁豫、豫皖苏军区武装辗转破袭陇海路徐州、民权段，配合华野主力作战。26日晨，陈唐兵团撤出开封，向通许方向转移。此时，蒋介石、白崇禧均判断我华野主力有南进与刘邓会合打18军的可能，故急令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从民权、兰封、开封之线向西南急进，以期合击我军。陈唐兵团撤出开封的当日，邱清泉即以先头1个旅进入该城，担任守备任务，主力则直趋通许方向追击我军。但区兵团因很少与我军作战，始终惧怕被歼，进抵睢县、杞县后，便徘徊不前，致使与前锋邱兵团之间出现了40公里的间隙。鉴于邱、区两兵团已首尾难以相顾，区兵团进退维谷。我突击集团即按预定方案于27日晚发起进攻。至29日晨，将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75师和新21旅包围于龙王店及其周围地区。当夜，我军以一部兵力包围监视铁佛寺之敌整编72师，以主力围攻龙王店之敌。战至7月2日凌晨，除整编75师残部不足1个旅仍据守榆厢铺、何旗屯外，其余为我全歼，兵团司令区寿年及整编75师师长沈澄年被我生俘。至此，我预期的战役目的已基本实现。参战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减员较大，也十分疲劳。粟裕等华野首长认为，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就是顺利撤出战场，结束战役。当时的敌我战场态势是：西线援敌邱清泉兵团被我军顽强阻击于杞县东南一线；由于中野在西平以西地区重创敌吴绍周兵团，迫使胡琏兵团折回西平接应吴兵团。在我围攻区兵团时，蒋介石又令整编25师开至商丘，与第3快速纵队和交警第2总队组成一个新的兵团，由整编25师师长黄百韬率领，增援区兵团。黄兵团于7月1日到达帝邱店附近。鉴于敌整编72师已转入固守，而黄百韬兵团却在运动中。为使我军能够顺利撤出战斗，粟裕遂决心集中主力首先给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在我军撤退时不敢妄自追击，然后再回师歼灭72师。据此调整部署：以粟兵团主力及两广纵队东移，围歼立足未稳的黄兵团；以陈唐兵团继续阻击邱兵团；以8纵主力及6纵一部围歼整编75师残部，以中野11纵监视整编72师，并作为战役预备队。7月2日，我8纵主力和6纵一部歼灭敌整编75师残部。同时，粟兵团主力及两广纵队向黄兵团全线出击，但由于该敌迅速向帝邱店周围收缩，我军未能将其分割。战至6日晨，歼敌3个多团。此时，西线援敌邱兵团得到刘汝明部加强后，绕过我阻击部队右翼，推进至龙王店以北地区；东线援敌整编74师(孟良崮战役中被我歼灭后重建)已进至宁陵及以西地区；南线援敌胡琏、吴绍周兵团正倾全力北进，其先头部队正向商水地区前进。我军为保持主动，即于7月6日撤出战斗，主力分别向南北分散转移。由于我最后一仗将黄百韬兵团打得焦头烂额，又给邱清泉等部以有力回击，使该两路援敌在与我脱离接触时，均不敢追击，我军随得以顺利撤出战斗。至此，包括开封、睢杞两役在内的豫东战役胜利结束。这时，白崇禧以豫东会战关系整个中原之安危甚大，仍令胡琏率18军及张轸兵团继续北上，准备东西夹击我军。为此，粟裕等于7月7日致电军委，称：“为应付敌人乘我疲劳后进攻，决放弃对敌25师等部之作战，即北返民权、考城、荷泽、曹县、定陶地区，争取休整。如敌继进，则相机予以歼击。”次日，军委复电指出：“望你们于10天内完成再战准备，以利再战”，同时“希望许谭争取于10天内外攻克兖(州)济(宁)，以便于粟部再战时能够直接援助粟部。”⑿同日，军委又致电刘陈邓，要求中野准备以全军北进援助粟部，以防止敌胡琏、张轸部继续北进企图集全力先击破我粟部，“总以使粟部取得喘息时间，立于主动地位为原则”⒀。可见，战役结束阶段的行动，对整个战役的结局乃至战略全局关系重大。战役结束，是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役实施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组织部队撤出战斗，转入休整，以利再战，以及打扫战场等。为使顺利结束战役，适时脱离接触，组织必要的战役造势和主动出击，防敌追击和火力报复，是战役结束的关键。此外，战略上的配合也是不可缺少的。战役结束阶段组织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战役的最终成败。邱清泉统帅的第5军，在抗日战争中曾有过血的教训。当时第5军由杜聿明率领，隶属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出国入缅作战前总兵力万人，到第一次入缅作战结束时，战斗伤亡7300人，而在撤退中造成的伤亡达万人，为战斗伤亡的两倍。所以，在战役指挥中，组织撤退和转移是战役结束的中心工作，它不仅关系到与下一步作战任务和作战行动的衔接，而且直接影响战役本身的成果。豫东战役，是我军转入外线战略进攻以来，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主力举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会战。我军直接参战兵力达20万人，国民党军直接参战的兵力达25万余人。我军经过20天连续作战，歼敌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部、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连同阻援作战在内，共歼敌9万余人。给了中原之敌以重创，为我军进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豫东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在中原战场完全失去了对我发动战役进攻的能力。从此，中原之敌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河南省会开封城仅3天即为我军攻克的事实，更加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国民党国防部在《中原会战经过及检讨》中，对我军在豫东会战中的表现有三点感到意外：一是对我军“敢于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感到意外；二是对我军“敢于攻袭大据点”感到意外；三是对我军敢于“对战场要点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感到意外。⒁战场对手的检讨，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军已具备了与敌举行大规模正面决战的能力。中共中央7月11日的贺电称：豫东战役的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⒂

第57篇、残疾人的脚步

　　湖北天门县东湾村，有个残疾青年叫欧阳德平，从小左腿残废了，不能下地干农活。可他有志气，总是想：“我腿瘸，可我也是个人，豁出去要干一番事业。”他就学会了裁缝手艺，又开办了一个服装店，赚了钱，娶了媳妇，盖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的日子。
　　可他没有只想自己生活好，而是想到了集体，想到要为中国农民和中国残疾人争口气。于是，他把村里办的不景气的人造革手套厂承包过来，改成服装厂。为了创牌子，靠质量打入市场，他大胆试制新产品。比如看了日本电影《追捕》，就设计出“杜丘服”夹克衫，第一次展销，就订出200多万套。接着，“瓦尔特衫”、“光夫衫”、“幸子服”、“爱丽衫”等，也相继问世。到1988年，全厂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元。产品不但畅销全国，还出口到美国、日本、香港……
　　厂子富了，村子富了，欧阳德平的心胸更加宽广了。一次按合同，他该得1.7万元报酬，可他把钱全捐献给了村里作积累，还给厂里买了图书和文体用品。他的事迹说明，一个残疾人，只有要志气，同样可以为国为民做出大贡献。

第58篇、安徒生跟老友断交

　　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跟德国的奥古斯登堡原来是要好的老朋友。1848年普鲁士侵入丹麦的国境，这种侵略行为引起安徒生的极大愤怒。四年后，他到德国去旅行。许多德国朋友涌到车站去迎接他。一位朋友说：“奥古斯登堡公爵夫妇在家里等您，希望您去和他们会见。”“我不愿去见他们，奥古斯登堡参加了四年前普鲁士侵入丹麦的战争，我怎么能去看这家人呢？”安徒生愤怒地说着。从此，两位老朋友断交了。

第59篇、蒋经国在台湾对毛人凤的最后一击

1949年12月蒋经国和毛人凤在成都谈话

1949年12月，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成都。左起：毛人凤、胡宗南、蒋经国

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初，蒋介石意欲让其子蒋经国统管谍报系统，不久，蒋经国出任“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但是，名义上归他管辖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却处处不买他的账，弄得蒋经国在台湾谍报系统难以舒展筋骨。

毛邦初离台赴美上任时所摄1950年11月18日

毛邦初事件

1952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蒋介石希望亲台的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便一边暗中向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由蒋经国特使毛邦初直接掌管。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因此官运亨通，其时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美，表面上负责购买飞机、油料，实则主持院外游说。毛邦初的办公室有一部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定期向蒋经国汇报院外游说的进展情况。当时李宗仁也在美国，李、蒋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积怨甚深。此届美国大选，两人又唱开了对台戏——蒋支持共和党，李则支持民主党。毛邦初驻美的真实使命，民主党心知肚明，便要李宗仁帮助，把共和党的这个帮手给挖过来。李欣然应允，频频约毛邦初吃饭聊天。毛大大咧咧，从不推辞，全然不知他的身边就有保密局特务，他和李宗仁的所有交往都被记录在案。不久又发生一个变故: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军购。诺兰是国会议员中的亲蒋骨干，蒋介石哪敢冒犯，当即应承下来，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权力。在美军购可是台湾的一桩肥得流油的大买卖，毛邦初起初不肯撒手，但抗拒“君命”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想象得到。于是，气急败坏的毛邦初索性把两千多万军购款席卷一空，跑到墨西哥隐居起来。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潜逃之前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如何向老蒋提供政治情报等等内幕一股脑儿给端了出来。传媒大哗，民主党趁势发起反击，提议组建专门机构，就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离台赴美上任时所摄1950年11月18日

毛邦初事件，是蒋经国对美“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败笔。幸灾乐祸的毛人凤赶紧把关于毛邦初事件的详细情报送

到蒋介石案头，期望蒋介石能据此查办蒋经国。蒋介石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杜长城案蒋经国遭此一劫，对毛人凤恨得咬牙切齿，更加急于瓦解毛人凤的铁桶江山，将保密局“收归国有”。用什么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他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岂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巧这时发生了杜长城案，才使蒋介石不得不认可蒋经国的决策。杜长城算是一个知名人士，曾在四平战役中立有“战功”。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杜任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负责破坏各种设施，阻滞解放军前进；抵台初期，在“保卫大台湾”的口号下，技术总队又设计出在海水中遇敌自动升起爆炸的多种诡雷，备受毛人凤赞赏。毛有意提携杜长城，想进一步委以重任。但陶醉于功名的杜长城，完全迷失了自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当时正值陈诚以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大爆破”的军事演习，杜长城利用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了毛夫人向影心。在毛人凤纵容下，他还竟然异想天开，打算绑架蒋经国。谁知内情被蒋经国侦知，杜长城和他的亲信多人被捕。军法单位对如此大案不敢审决，将全部涉案名单上呈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用红笔在呈文正面的名单上打个括号，批示“一律枪决”。杜长城及涉案的另一个毛氏亲信胡凌影没能逃过此劫，成了蒋经国的枪下鬼。蒋经国一下子搞掉了毛人凤的两员大将，但这还不是毛人凤最大的损失，毛的最大损失是:经过此案，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失去信任，因而完全接受了蒋经国拟订的谍报系统改革方案。等蒋介石一批定蒋经国的改革方案，一切便雷厉风行，毛人凤大势遂去，蒋经国便正式君临台湾谍报系统，成了地道的台湾特工王。

第60篇、北洋军阀头子们的结局：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的始末

北洋军阀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政治集团，从1912年到1928年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武夫横行，兵连祸结，社会秩序极其混乱。造成这种局面，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头子自然难辞其咎。因此，他们虽然手握大权，显赫一时，也难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遭到可悲下场。不过，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也多少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有的保持了晚节，有的虽然晚节不保，老来也多少有所悔悟，给人们留下反思的好材料。
　　
　　 袁世凯：帝制自为，臭名远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创始人，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逐渐建立起一支拥有数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因其担任过清政府北洋大臣，故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藉自己的实力和手段，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政的四五年里，中国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有一定进展。但袁世凯不是民主政治家，而是封建专制独裁者。在他当政时期，国人要求民主共和的呼声居高不下，袁世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做了独裁总统还嫌不足，竟然要恢复帝制，一心想过皇帝瘾。为了掩盖野心，袁世凯指使党徒亲信，煞有介事地搞了一系列“民主”把戏，请愿啊，选举啊，推戴呀，劝进呀，不一而足，而他则假意推却再三，装出一幅不得不顺从民意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不得已当皇帝。但这骗局很快被揭穿，袁世凯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众叛亲离，国人唾骂。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书的第十三天，蔡锷在昆明发起护国战争，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袁世凯派往镇压的军队，不愿为帝制卖命，士气不振，败绩连连。有一个亲信大将陈宧，奉命前往四川指挥作战，临行前曾特地向袁世凯先行三拜九叩头大礼，说是怕袁世凯登基时他来不及，要先朝敬一下，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可是眼见全国反复辟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宧也变卦了，竟在前线发出讨袁通电，宣布罢兵言和，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的左右手段祺瑞、冯国璋也采取消极态度，抵制帝制，使之再也无法调兵遣将。袁的弟妹联名登报声明，宣布脱离兄弟兄妹关系。这时，原先支持复辟帝制的列强，也感到中国民心难违，而狡猾地改变了态度。袁世凯完全陷入内外交困、孤家寡人的窘境。1916年3月22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宣布取消帝制。从登基到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为此，他忧愤交加，竟一病不起，于6月6日溘然病逝，结束了他极不光彩的一生。

　　袁世凯死时只有57岁，尚在壮年。他一向身体健壮，无病无痛。做过总统秘书长和国务总理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跟袁世凯吃饭会撑死，跟蒋介石吃饭会饿死。因为蒋介石信奉基督教，生活很是清淡，宴席上往往浅尝辄止，其他人也就不好意思多吃了。而袁世凯则食量很大，据说一天能吃16个鸡蛋，早餐6个，中餐6个，晚餐4个。每逢宴请，主人大块朵颐，客人自然跟着多吃些。那袁世凯为何死得这么快呢？据考证，袁世凯是在护国战争发动以后，因精神压力和劳累过度、家庭纠纷多方面影响，身体才渐渐差起来的。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后来尿路感染，小便不通，而又延误治疗，最后病死于尿毒症。死后又未及时安葬，竟致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如同他的名声一样。

袁世凯的可悲下场，根源于他的专制独裁意识。他沉迷权力，权迷心窍，以致成为民国史上第一个独夫民贼。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事后发表文章，“我教育界看袁世凯”，总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教训，认为：“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的行为必败；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致天下人敌一人。”这是讲他违背民意，

逆历史潮流而动，必无好结果。

　　袁世凯死后，按照修正选举法，打开“石屋金匮”，原任总统写在“嘉禾金简”上的继位人有三个，即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黎不属北洋派，但他作为副总统，是当然的继位人。段、徐是袁的得力干将，自然在继位人之列。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起劲鼓吹帝制，一心想当皇太子，为何没被列为接班人呢？原来，袁世凯在帝制失败后，也对当总统的风险有所感悟，生前曾对人说过：“自古君主传不到几代，往往受不测之祸，我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子孙。”所以他叮嘱儿孙们“远离政治，永不做官”，并派人偷偷地把本来写在“嘉禾金简”上袁克定的名字换掉了。这也可以看做是袁世凯的临终遗嘱吧！
　　
　　 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根据袁世凯生前的安排，黎元洪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位大总统，段祺瑞仍做国务总理。黎、段出身派系不同，所依靠的外国势力也不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年之后，因参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张勋乘中央混乱之机，用武力发动了辛亥之后的第二次帝制复辟。段祺瑞暗中支持张勋复辟，借助张勋之力赶走了黎元洪，然后又利用全国反复辟形势，不失时机地进行讨逆，平逆之后，仍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中央政权。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早年从军，曾留学号称世界第一流的德国柏林军校，并在克虏伯炮厂实习，回国后先在北洋军械局工作，后随袁世凯练兵，是袁的第一号助手。历任北洋军3、4、6镇统制（师长），保定军校及其他陆军各校校长，陆军出国留学人员主考官和历届陆军总长。所以，段祺瑞有实力、有才干，资历及人事关系也极为深厚。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为官清廉，作风干练，本可以成为治国良臣，而不是乱世枭雄。可惜，段祺瑞也像袁世凯一样，热衷于专制独裁，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呼声很高，中国人民也热切盼望有个安定环境。而段祺瑞却穷兵黩武，到处征战。1919年南北政府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有识之士为之奔走呼号，段祺瑞则指使部属屡起战端，蓄意破坏和变条件，使会议无法开下去。同时，为了获得扩军备战的军费，段祺瑞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肆借款。各种借款达5亿多元，其中仅他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手的，就有8笔1．45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日本以借款为条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交通。1918年5月，北京政府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又使日本取得中国驻兵权，事后大批日军开进满蒙。同年9月，日本将其占领原先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写成秘密换文，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段政府居然表示“欣然同意”。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以此为据，将山东权益判给日本，并写在了凡尔赛和约上。段祺瑞的内战政策和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五四爱国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席卷全国。段祺瑞越是镇压，群众反抗越是激烈，以致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答应群众的部分要求。段祺瑞的权威大受影响，但导致其下台的直接原因不是五四运动，而是直皖战争。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在袁世凯死后很快就表面化了。1918年夏，中央政府换届，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议会选举，将没有实力的北洋官僚徐世昌选举为总统，充当他们的傀儡，而把劲敌冯国璋排挤出局。段本人也不做总统，仍做总理，这样他既可以操纵中央，又不致成为政敌攻击的靶子。可以说，段祺瑞在权力争斗中处处占着上风。可是，当时的民意还有相当影响，民众的眼睛雪亮，段祺瑞多行不义，搞得声名狼籍。直系正是利用全国人民的反政府声势，展开猛烈的夺权斗争。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终于在1920年7月爆发大战。战争在廊坊和涿州一带进行，五天功夫就解决问题。皖军不得人心，士气不振，兵败如山倒。段祺瑞自请免职，皖系政府宣告倒台。

　　时隔四年之后，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直系政权，复杂的政治形势，又给了段祺瑞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张作霖、冯玉祥的共同推戴下，段祺瑞幸运地做起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他过去在中国政坛一手遮天，风光多年，只是实际操纵，并无元首之尊。这次成为国家元首，却又缺乏实力做后盾，形同傀儡，毫无作为。不过，大坏事倒做了几件，一是抵制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二是制造“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当北京爱国群众在执政府门前请愿，抗议帝国主义重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行径时，段祺瑞竟命令他手中仅有的武装--200名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狂射十几分钟之久，造成200多人伤亡的惨案。鲁迅说，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反动派的历史命运时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段祺瑞是辛亥革命以来最早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两次行凶，都没有好结果。第一次是镇压五四运动，弄得威信扫地；第二次是制造“三一八”惨案，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被冯玉祥国民军驱逐出京。

　　段祺瑞以后再未得势，也没有再做什么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一生不爱财，没有什么家底，仅靠南京政府的津贴过日子，1936年因胃出血死于上海，终年71岁。
　　
　　冯国璋：总统位子被挤掉，从此不问政事曹锟：贿选总统终被囚，闭门谢客做寓公
　　
　　吴佩孚：军阀混战的高手，两次被革命军打败；不愿当汉奸，最终为日本人所害以上三人都是直系首领，一脉相承，放在一起介绍更为便当。冯国璋是直系军阀创派领袖，因他是直隶河间人（今属河北），他领导的一派军阀因此得名。冯国璋出身贫农，发迹后在其家乡广置良田，成为大军阀兼大地主。他军事科班出身，帮助袁世凯练兵，在军事教材的编写方面贡献最大。辛亥革命发生后，冯出任第一军总统（即军长），率部镇压武昌起义。1913年他又领军镇压二次革命，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奠定了直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基础。张勋复辟被平定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资格出任国家代总统。长江中下游地盘仍在他的掌握之中，并被作为同段祺瑞争权夺利的资本。然而直系在中央的势力远不如皖系，冯国璋也远不如段祺瑞高明，以致在1918年的政府换届选举中，冯国璋被聪明的段祺瑞拉下了台。他一气之下，从此不问政事，过了两年平民生活，1919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冯国璋镇压革命不遗余力，但在任职代总统期间没有显著恶行，卸职之后离开了政治舞台，似乎不存在晚节不保的问题。继冯国璋为直系首领的，是后起之秀曹锟、吴佩孚。曹锟，天津人，少小以推车贩布为业，20岁从军学武，很快升为北洋精锐第三师师长，袁世凯死后任直隶督军。曹锟的才干远不如他的副手吴佩孚。吴佩孚原是山东蓬莱一个穷秀才，从军后在曹锟栽培下，很快得到发展，逐步与曹齐名，人们把他们并列称为“曹吴”。实际上，吴佩孚是直系首领中最杰出的一个，直系的势力与权威在他经营下才发展到顶峰。就是在整个北洋将领中，吴佩孚也算是最会打仗的，他的老师段祺瑞和机警过人的张作霖，与他对阵，也难免败北。他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且颇有政治头脑，堪称“虎将”、“儒将”。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频频发出通电与谈话，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博得舆论好评，被誉为“模范军人”、“爱国将领”。外国人也对他很感兴趣，英美把他看做中国的“强者”、“英雄”，给予不少援助。甚至共产国际也曾一度联络他，准备让他在中国建党，不过很快就看清了他的军阀本质。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曹吴入主北京，与奉系张作霖共掌中央政权。为了争权夺地，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1922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不敌，退出北京，中央大权完全由直系一派控制。曹锟、吴佩孚自以为地位巩固，于是仿效袁世凯、段祺瑞的故伎，倒行逆施，很快也走上绝路。1923年2月二七惨案后，吴佩孚声誉从顶峰跌落下来。同年10月曹锟贿选，更是臭名昭著，遭到全国反对。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举推倒直系政权。曹锟被冯玉祥国民军囚禁，被释放后，寓居天津，再无作为。日本占领天津后，曹锟闭门谢客，拒绝为敌寇做事，于1938年病逝，享年72岁。北京政变时，吴佩孚正在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国民军与奉军乘势前后夹击，吴佩孚几乎全军覆灭。他带着两千残兵败将，乘军舰浮海南下，到达武汉，树起“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大旗，招集旧部，一年之后，又拉起20万人的队伍，成为广东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大敌。1926年8月，当北伐军攻占湖南、进击湖北的时候，吴佩孚亲临汀泗桥督战。这一带是他过去扬威立名的地方，他满怀信心，认为一定可以消灭不及他一半兵力的“南军”。战斗空前惨烈，北伐军前仆后继，猛打猛冲，吴佩孚在沙场滚打一生，从未见过这样不怕死的军队。他恼羞成怒，亲手斩杀9名旅团营长，也没有阻止部下的溃逃。接着，再战贺胜桥，吴佩孚败得更惨。及至武汉三镇陷落，吴佩孚精锐尽失，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吴佩孚第二次败给革命军，也是最后的失败。后来他流落到河南、四川，寓居北平，虽然还想东山再起，终究没能如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很重视吴佩孚的声望，专门制定一个代号为“吴佩孚工作”的诱降计划，千方百计地拉他出来做汉奸头目。而吴佩孚早就立言“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在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态度一点也不含糊。日本人先是要他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继之要他做北平维持会长，都遭其严词拒绝。1938年，日本决定把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为一个政权，特务头子土肥原企图策动汪吴合作，坂垣征四郎和汪精卫也先后出面找吴佩孚做工作，但吴佩孚态度非常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回信给汪精卫，声言“誓与国家生存，同其命运”。针对日本人的所谓中日和平要求，吴佩孚强调说：“日本既需要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请和？若办不到，何必找我！”日本诱降吴佩孚的阴谋终未得逞。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带着军医护士，由大汉奸齐燮元（吴佩孚原部属）陪同来到吴宅。川本不征求吴家的意见，自作主张，当即给吴拔牙。手术后，吴佩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晚暴卒，终年66岁。吴佩孚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持了晚节，却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被日本特务害死，未得善终。
　　
　　张作霖：绿林好汉，以武力问鼎中原，遇强兵而退出京城，得到日本人帮助又被日本人炸死
　　
　　1924年9月曹吴直系政权垮台后，北方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张作霖背弃诺言，乘胜挥兵入关，图谋再次问鼎中原。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撮合下，张作霖与吴佩孚化仇为友，联合攻击国民军。国民军退守南口，张作霖捷足先登，进入北京，完全掌握了中央政权。1926年6月，张作霖由部下正式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在中国的最后一位国家元首。张作霖的统治比前几任更残暴、更黑暗，他不仅疯狂掠夺民财，扩军备战，而且对民主革命人士大开杀戒。1926年4月26日，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为罪名，枪杀《京报》主笔邵飘萍；8月26日再杀《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两位著名记者遇难正好相隔100天，当时报纸以“萍水相逢一百天”为题加以报道，猛烈抨击张作霖政府。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公然违反国际公法，派兵袭击苏联驻华大使馆，捕去使馆工作人员16人以及李大钊等35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4月28日，将李大钊等20人绞死。这是张作霖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此时的奉系军阀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境地，可谓气数已尽。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期间，张作霖坐观北伐军一一打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并乘机收编了大批残兵败将，包括张宗昌和孙传芳，将军队扩充到60万对外号称百万。1928年4月，国民党以百万大军攻击奉军，张作霖面临强兵压境严峻形势，又见日本人乘中国内战而发兵山东，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因此决定放弃北京，退守东北，仅留一旅兵力维持秩序，国民党军兵不血刃进入北京城，使北京城未因战乱受到破坏，百姓亦免遭涂炭。张作霖则在撤退途中被日本人炸死。6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北平和天津为特别市。张作霖出身土匪，后来发迹，从东北王而至中国首脑，堪称传奇。他在地方上长期实行封建式割据，但对东北的治理也有一定政绩，得到过孙中山的称赞。入主中央以后，他穷兵黩武，大打内战，但对日本霸占东北的阴谋却有所抵制，使其图谋没有在他手中得逞。这也是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正因为如此，日本关东军才精心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把张作霖炸死。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既是个人与家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耻辱。此外，还有两个大军阀值得一提。他们虽然没有做过派系最高首领，但实力颇大，独立性强，且颇富传奇色彩。一个是张宗昌，从流亡乞丐发迹成为统兵10万的直鲁联军首领，时称“三不知将军”，即他不知自己的军队有多少，不知自己的钱有多少，不知自己的老婆有多少。1928年，在国民党军的打击下，张宗昌随着奉系的失败而逃往大连，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苟活。1932年，他潜回济南活动，图谋夺取山东省长大权，被韩复榘派人击杀，终年52岁。张宗昌一生作恶多端，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算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另一个是孙传芳，军事科班出身，颇有能耐，在多年征战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后从直系军阀中分离出来，独树一帜，成为东南五省联军统帅。被北伐军打败后，孙传芳来到天津隐居，放下屠刀，拜佛颂经。1935年的一天，孙传芳在居士林寺念经时，被施剑翘击毙，享年61岁。施氏为张宗昌所部师长施从滨之女。早在1925年孙奉战争中，施从滨为孙军所俘，旋即被孙传芳枪杀。施剑翘报了杀父之仇，却又新添了一出人间悲剧，孰是孰非，难以评说。

第61篇、横刀立马——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1916参加湘军，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连长、营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红军井岗山会师后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曾率部攻克长沙，首开红军战史上攻克省会的记录。

长征途中，毛泽东对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十分赞赏，赠诗：“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1940年8月，彭德怀以105个团发起以正太路为主的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人，拔掉据点2990个，给敌以沉重打击。我军也伤亡2.2万余人，付出了重大牺牲。此役渗透着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它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此，蒋介石致电嘉勉；中共中央书记处赞誉；延安万人大会庆贺，一时间人心大振！

日寇遭受沉重打击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彭德怀领导敌后军民与敌进行了殊死斗争，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扫荡”，使敌陷入了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2年5月，敌以2万兵力“扫荡”太行，奔袭合围八路军指挥机关。彭德怀与总参谋长左权分路突围，彭德怀率总部战斗人员从敌火网中突围而出，左权不幸牺牲。此后，彭德怀将大批干部送回延安，自己坚持敌后斗争。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敌后抗战直到胜利。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转战陕甘宁地区，解放了西北五省。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直指中朝边界鸭绿江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于10月8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军入朝作战。10月19日晚，我志愿军分批跨过鸭绿江。

10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进抵距中朝边境35公里处，有的已占领中国预定防御地区，伪六师甚至已窜到鸭绿江对岸的楚山。但敌却未发现我军已悄然入朝，正毫无顾忌地分兵前进。彭德怀令志愿军2个师阻击东线之敌，以5个军及1个师集中于西线，对冒进之敌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西线敌军先后抵博川、云山等地时，我各军突然对敌发起猛攻，激战12昼夜，歼敌1.5万人，重创美军“王牌”美第一骑兵师，把敌人赶回清川江以南，志愿军初战告捷。

狂妄得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对我军突然出现在朝鲜，并取得初战的胜利大吃一惊。11月，麦氏以强大的空军和装备优良的地面部队向我阵地反攻。彭德怀令各军后撤30里，示弱于敌，以小部分兵力诱敌深入，然后寻机歼灭之。25日，彭德怀指挥我军再次穿插包围，将敌分段割裂，西线敌军被挤在价川、德川以南，三里所、龙源以北狭小地域内，混乱不堪，我军发挥夜战、近战特长对敌猛攻，敌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撤向“三八线”。12月5日，我军收复平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路上因车祸身亡。12月24日，东线我军收复元山港、兴南地区及沿海各港，美第十军在其海空火力掩护下从海上撤逃。

12月31日，彭德怀又发起第三次战役。我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向当面之地突然进攻，一举突破“三八线”阵地，敌撤向汉江以南，汉城解放，我军向南进到“三七线”一带。前进了80至110公里，然只歼敌1.9万余人。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彭德怀意识到其中有诈，敌企图诱我南下，使我后方空虚，将我歼灭。遂断然收兵，停止追击。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收兵，坚持要我军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彭德怀听了后说：“不要管他，我对人民负责，错了我承担责任。”这位大使又把事情反应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愧是伟大的军事家，他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

果然，敌集中全部兵力于1951年1月27日向我200余公里防御正面地发起大规模进攻，第四次战役开始。彭德怀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在西线顶住敌人，东线放敌进来，在运动中歼灭之。到4月21日，我军对敌进行了逐山逐水的顽强抵抗，敌每天平均只前进1.3公里，却付出了7.8万人的代价。为此，被美国朝野誉为“一代战神”的麦克阿瑟成了彭大将军的手下败将，被杜鲁门总统撤了职，不得不卷起铺盖行李回国去了。

4月22日黄昏，随着彭德怀的声一令，我11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1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同时向敌发起全线进攻，第五次战役打响。敌军在我飓风般的攻势面前，招架不住，不得不向汉城地区撤退。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发现了我军弱点，即战线过长，补给困难，每次攻击只能维持个把星期，遂改变战术，命美军和南朝鲜军拼死守住汉城。同时调美第一骑兵师加强汉城防御，在汉城周围构筑了严密的火空地带。我军难以活动，遭敌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突击，受到重大伤亡。至28日，我军因在汉江以北歼敌的机会已失，彭德怀遂下令停止进攻。5月16日，彭德怀变更部署后再度发起进攻，将南朝鲜军合围，歼其大部。此役虽歼敌8.2万余人，但因我军打得远了些，所携粮弹已尽，一时难以补充，且雨季已近，彭德怀遂于21日下令停止进攻，主力于23日开始向“三八线”转移。

1951年6月，我军转入战略防御，几经较量，敌感到要想再越“三八线”已不可能，遂于7月10日开始了停战谈判。此后，便谈谈、打打，10月，我军粉碎了敌的“秋季攻势”，迫使其谈判代表不得不接受我方提出的以双方实际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同月，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杜鲁门任命克拉克上将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远东军总司令。11月，我军粉碎敌“金化攻势”，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1953年6月，彭德怀返朝，7月13日发起金城反击战，对企图破坏遣俘协议的李承晚伪军以重创，至27日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同日，中朝美三方代表彭德怀、金日成、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西方列强在东方海岸上架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出了国威、军威，被誉为国际上功勋卓著的军事家。

克拉克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的：“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将军和李奇微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回国后，彭德怀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勇于直言，向毛泽东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遭错误批判，被免去职务。“文革”期间，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身陷冤狱，受到残酷迫害。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76岁。1978年12月，彭德怀元帅得到平反昭雪，终于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重和怀念！

第62篇、杨靖远：不灭日寇不割髯

　　“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这是1938年，时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在得知杨靖远牺牲后的题词。

　　杨靖远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38年牺牲于河北省盐山县。他少年时在私塾读书6年，后在中医专科学校学习3年，毕业后在沈阳、锦州一带行医。当时，东北三省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杨靖远在痛苦中不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1930年，他接触到共产党人，并参加了革命活动，次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沈阳城在一夜之间沦陷。杨靖远的父母惨死在日军屠刀下。国耻要雪，家仇要报。9月20日，杨靖远联络8名爱国青年，趁敌混乱，用手榴弹炸死数名日本士兵，驾驶机车闯进关内。在北平与华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杨靖远担任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后调到河北省委工作，活动在北平、天津一带。

　　对地方抗战史有深入研究的盐山县政协副主席吕少军说，1938年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处境困难，中共河北省委派杨靖远等5人赴冀鲁边区开展工作，杨靖远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4月底，杨靖远率三十一支队一部巧取庆云城，随即建立了庆云县政府。5月上旬支队又攻克乐陵，建立乐陵县政府。两个根据地遥相呼应，三十一支队声威大震。

　　1938年9月，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任命杨靖远为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杨靖远率部连续出击，歼灭了反动地方武装刘彦臣部，一些地方武装纷纷接受改编，抗日力量迅速壮大。8月，冀鲁边区已有无棣、南皮、东光、沧县、宁津、庆云、乐陵、盐山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和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杨靖远任专员兼司令员。

　　据盐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席文武介绍，1938年10月，正当冀鲁边区抗战形势日趋高涨之时，盘踞在盐山北部第四区的地主孙仲文却与周边土顽势力结合，组建起近千人的民团武装。杨靖远单枪匹马，先后两次深入虎穴，对孙仲文晓以民族大义，讲明共产党的政策，又指出破坏抗战、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孙仲文冥顽不灵，加入国民党所谓的“冀鲁联防”，肆意烧杀抢掠，劫留八路军粮款，甚至把机枪架在盐山五区区委门口进行要挟。

　　经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部批准，杨靖远率冀南支队500余人讨伐孙仲文。部队深夜从苏基分三路悄悄北进。为争取时间，杨靖远带队走小路，想直插孙仲文驻地大赵村，不料中途迷路，到达大赵村时，天已拂晓。这时，其余两路已偷袭成功，顺利占领了云庄和许官，而大赵村敌人已得到消息，加强了戒备。杨靖远见偷袭已不可能，就隐身在围墙附近的一个麦垛后指挥正面进攻，并通知另两路队伍赶来从两侧夹击。正当他奔跑着重新部署兵力时，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腰部，他踉跄扑倒在地。敌人号叫着从寨门冲出，将杨靖远和因冲上去救援而负伤的警卫员杨炳章俘去。得意忘形的孙仲文来到杨靖远面前，假惺惺地说：“杨同志，这回可对不起你了。”杨靖远怒目圆睁：“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要杀要砍随你的便!”站在孙仲文旁边的国民党参谋连开三枪，杨靖远和杨炳章壮烈牺牲。

　　1939年1月2日凌晨3时，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五、六支队，向盘踞在大赵村和许官等地的孙仲文部发起全面进攻。经过一小时激战，孙仲文千余民团被全部打垮，孙仲文被击毙。战斗结束后，冀鲁边区党、政、军召开了隆重的杨靖远追悼大会。1940年，为纪念杨靖远烈士，经上级批准，将乐陵、盐山和庆云三县各一部划出，命名为靖远县。

　　杨靖远生前胡须浓重，熟悉的人们送他个绰号“杨胡子”。他曾立誓：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决不刮掉胡子。铮铮誓言，长留天地。

第63篇、滇西慰安所揭秘近40万慰安妇战后被杀

龙陵是滇缅公路上的交通枢纽，二战中是抗战的大后方。据考证，在敌占区的滇西，日军共设立慰安所多达30余个，龙陵县境内现存10个慰安所遗址。战争期间，全世界至少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可她们绝大多数，最后的结果都很悲惨。

由于对大一沙龙模式满意，慰安制度由此在中国推广开来。1938年1月13日，由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杨家宅娱乐所开业了。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成为杨家宅慰安所的第一批慰安妇。从那以后，源源不断的外籍女子被迫踏上这条不归路。图为朝鲜慰安妇，美军禁止出入

　　悲情人生

　　被日军强征到前线供淫乐

据了解，首批到达该慰安所的慰安妇有23人，其中10人是日本的女子挺身队队员，另外的13人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自此，该慰安所伴随着日军的入侵到溃败存续了两年多时间。

其间的1943年8月，从芒市调换来了一批慰安妇共20人，其中有15名朝鲜人、3名中国台湾人、两名日本人。1943年11月，这里的慰安妇除患病的外，全部被交换到腾冲。

在1942年至1944年的两年中，慰安所长期住有从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强征而来的大批慰安妇，这些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各国妇女在这里不分白天黑夜地供日军官兵淫乐。

龙陵县史志委原主任陈景东说，该慰安所先后有60多名慰安妇驻扎，正常情况下，该慰安所有慰安妇15~20人，每名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5~6人，特殊情况下，接待日军10余人。

展馆内的历史文献资料还介绍到，日军曾将腾冲和龙陵的慰安妇集中到这里轮训。这里俨然成了滇西日军慰安妇的集训地。该慰安所由一个叫阿云婆的日本女人管理，并配备一个名叫森山大实的军医，专门负责对慰安妇定期进行身体检查，馆内还根据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还原了一架当时对慰安妇定期进行体检的检查台。

　　悲苦经历　　辛辛苦苦攒钱最后成废纸龙陵县文管所所长张国阳告诉记者，慰安妇在当性奴隶期间，根据不同地方的人将其分为三等，其中一等是从日本来的慰安妇，这些都是为日军军官服务的，也有少量立过战功的士兵获奖励后能得到日本慰安妇的召见；第二等是朝鲜的，除了服侍军官外也向士兵开放，但所获酬劳要高于普通慰安妇；第三等是从东南亚及中国当地抓来的，也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天要接待5~7名日军士兵，有的甚至每天接待人次多达近20人，可以说是饱受摧残。张国阳说，根据考证日军在占领滇西期间曾发行了大量的伪币金圆券，慰安妇每接待一个士兵，慰安所都要收取一定费用，出台的慰安妇则根据收成有不同的提成，或一元、三元、五元不等，得到提成后，有些“生意”好的慰安妇还能攒下来很多钱。“但是，这些慰安妇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最后都变成了一团废纸。”张国阳说，据当地一些老人回忆，这些慰安妇平日里只是买一些简单的化妆品之类的东西，花不掉几个钱。于是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攒了很多钱，可由于战争结束，这些日元已不再发行，最后都变成了一堆废纸分文不值。 　　悲惨结局　　被枪杀或强制服毒自杀1944年10月，中国远征军在收复滇西国土的战斗中，以10万人马围攻龙陵县城，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时，这里的慰安妇几乎全部被日军押到观音寺脚下汤家沟枪杀或强迫服毒自杀，只有少部分人在事前外出或隐藏躲避后逃过一劫。随着远征军反攻滇西战役的胜利和日军的全面溃败，日军在滇西设立的慰安所也宣告寿终正寝。滇西日军慰安妇在解救即将来临之际，有的被集中起来引爆手榴弹杀害，有的被集体枪杀，有的被迫服用升汞片自杀，有的被投入深井溺死……日军的疯狂暴行致使大部分慰安妇命丧滇西。被中国远征军俘获的日军慰安妇仅几十人，其中朝鲜籍慰安妇约十八九人，日本籍慰安妇5人。这些慰安妇在结束了这段不堪的历史后，只有很少的慰安妇成功逃脱或获救，据陈景东介绍，这部分慰安妇能够活下来的原因，一个是逃跑的，一个是在战争结束时被俘虏的，但她们的结局都很悲惨。

第64篇、带领致富张国英

　　我国西部内陆地区比起东部沿海地区是比较落后贫穷的。但是这里的人们同样有着爱国爱乡的热情。她们照样非常勤奋努力的过着日子。也在想法设法的让自己的家乡富裕起来。

　　甘肃榆中县有个农村女青年叫张国英，小学毕业回到农村劳动。那年她才15岁，不喜欢过悠闲的日子，像很多农村女青年那样：白天游村头，回家坐炕头，晚上想枕头，一辈子靠着别人。她想：“农村要致富，难道我这个农民的女儿就没有责任吗?我要到贫困山区去办工厂。”

　　可是，要办什么厂呢?这可难倒了张国英。张国英思前想后都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有一天，张国英路过村上的商店。她朝商店里面左瞧瞧，右看看，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突然，她灵机一动，想到了。缺少孩子的玩具。她紧接着想到了，孩子们每天都没有玩具玩，如果能为孩子们生产玩具，孩子们能得到快乐的同时，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他下决心要学会做玩具的技术，然后到山区办厂。她向全家人和银行筹集了3000多元，通过朋友到北京一个技术员家，一边当保姆一边学技术，受了多少苦，听了多少讽刺话，可她全忍了，到底学会了技术。后来，她来到了王家岘村办起了玩具厂，生产出了熊猫、狮子、白兔、鸭子、小狗等绒毛玩具。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她没有满足，又办起了乡工艺美术厂，下大力量培训人才，提高质量。很快，当地农民靠这个厂富了。原来连孩子作业本也买不起的农民们，后来半年就收入几千元。产品远销20多个省市，还打入了香港市场。

　　张国英，这个普通农家女成了致富的带头人，获得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第65篇、爱祖国首先要爱自己的工作

　　上海有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叫李瑞弟，是个劳动模范。他在汽车上售票几十年，一贯热爱本职工作，并想方设法做得更好。有人说，售票不过是你给钱我撕票，再简单不过了。可李瑞弟不这么想，把售票当成一门学问，认真琢磨，总结出了“李瑞弟售票工作法”，有“十五种乘客动员法”，“十八种安全关门法”“十五种顾客心理”等经验，还能报出几百处地名，并用多种方言为乘客服务，为提高售票质量贡献了力量。
　　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把自己的工作和祖国的富强与荣誉联系在一起了。有一次，一个抱小孩的外国人上车，李瑞弟动员乘客让坐。那外国人下车时，连声称赞：“中国人真好！中国真好！”有两个纺织女工，一个因为赶汽车，人刚到车门口，门就关上了，她心里不痛快，工作中出了疵布。另一个也赶车，售票员主动让司机等她，她心里高兴，两个多月工作中没出毛病。李瑞弟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对大家说：“热爱祖国的行动标志，首先是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有不同的岗位，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建设祖国。我们当售票员，一心爱乘客，一心爱工作，就是把心交给了祖国，交给了人民。”
　　这位普通售票员说得多好啊！他把爱国的思想化作了具体行动。

第66篇、抗日英雄杨靖宇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将领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带着东北军撤到关内，日本的军队轻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东北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把被推翻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其实完全是日本的傀儡[kuǐ lěi]，日本人监视着溥仪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都要按日本人的命令办。因为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都不承认，所以人们都把这个傀儡政权叫伪满洲国。可不管国际承认不承认，日本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中国人都成了亡国奴。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儿，小朋友们不知道，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都没尝过，但在东北生活过得更老的老人都知道，在日本统治下，中国东北的粮食、矿产资源和工业产品被大量的掠夺，供给日本，还组织日本人大规模向东北移民，强占中国人的土地，让日本移民耕种。很多中国农民失去了土地，在东北中国人成了二等公民，处处受日本人欺负。日本国臣民可以吃大米白面，中国人却只能吃高粱面玉米面和杂豆，而且还吃不饱肚子。伪满洲国的法律竟然规定只有日本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要按经济犯罪处罚。

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纷纷起来反抗，在日本统治了十几年涌现了很多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不仅全国人民爱戴，就连敌人都尊敬的英雄。就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以后，东北各地出现了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自发地起来和日本军队进行战斗。正被蒋介石的军队集中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还派人到东北领导组织抗日活动。杨靖宇就是共产党派到东北工作的干部。

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在东北组建抗日游击队，后来联合其它抗日的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担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从1932年组建游击队到后来领导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带领部队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周旋，坚持抗日八年多，打了很多漂亮仗。

有一次，日军调来奉天部队，由日军少将指挥一支汉奸部队配合妄想消灭抗日联军。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杨靖宇率领抗联部队，避开敌军锋芒，诱敌深入，消耗敌人的力量。杨靖宇让战士制造仓皇败退的假象，部队18天行军1000多里，敌人以为抗日联军被打垮了，就紧跟着追赶。他们没有想到抗日联军已经设下伏兵。敌人进入伏击圈，杨靖宇一声令下，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消灭了这股敌人。后来杨靖宇率队包围了汉奸部队的总部，一举歼灭了这支汉奸部队的主力。

1937年，日军侵略华北以后，杨靖宇带领抗日联军不断打击敌人，支援关内的抗日，他们袭击铁路线上的日军列车，炸毁铁路隧道桥梁，造成敌人交通瘫痪，在敌人集中围剿的时候就分散在各处，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的据点，破坏敌军设施，消灭小股的敌人，给日本侵略者很大打击。

1939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摧毁了抗日联军在深山老林里建立的所有秘密宿营地，几乎一夜之间杨靖宇的部队就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杨靖宇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带着少数战士和敌人周旋。

1940年2月，由于敌军的围困，杨靖宇身边的警卫人员，有的牺牲了，有的叛变投敌，杨靖宇只剩孤身一人。东北的二月，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在没有地方落脚，没有一点儿粮食的情况下，杨靖宇和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最后，敌人发现时敌人让叛徒向他喊话，劝他投降，他毫不动摇，回答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杨靖宇独自和日伪军交战20分钟，最后身重数弹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遗体被运到蒙江县城，日军命令把杨靖宇的头颅用铡刀铡下来，装在一个前面安有玻璃的木箱子中。用汽车运到当时的通化省城，在城里各学校街道和各县示众，庆祝杀死了最让他们头疼的中国抗日将军。&>儿童故事

有一个问题日本人想不明白，杨靖宇被围困在冰天雪地的山上，牺牲后没有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一点吃的东西，这五天五夜，他到底是靠什么生存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日军解剖了他的遗体，当切开杨靖宇的卫士在场的日本人都震惊了，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和少量的棉絮，最后带人追捕杨靖宇，并且下令开枪打死他的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出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

杨靖宇将军英勇不屈的精神，让他的敌人都非常尊敬。岸谷隆一郎让人找来木匠，为杨靖宇做了一个木头的头颅，亲自主持，按照日本的风俗，隆重安葬了杨靖宇的遗体。

杨靖宇将军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根据史料记载，这个日本军人岸谷隆一郎从这时候起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五年以后的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岸谷隆一郎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自己也自杀身亡了。在他的遗书中，他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场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第67篇、慷慨赴国难 誓死表忠心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他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被另一枚鱼雷所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第68篇、吉鸿昌的故事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第69篇、毛泽东一生的十大尴尬事：大将发难元帅夜逃

纵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也未必能够保证一生都是顺风满帆，春风得意。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有些挫折、尴尬、困境甚至逆境、危机都是正常的。而高人与常人、伟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可能主要表现在面对逆境时的策略是不是得当，而他本人又能否作到笑对尴尬，并努力走出危机的过程中。

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男人之一，毛泽东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不为各种艰难困苦所滞，并以其坚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奋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智力走出险境，并成就了一番伟业。

当然，有些尴尬，其浸入内心的某种苦楚，也许是无法抚平的。有的困境虽然走出，其对自己的伤害并因为自己采取的激烈行动而对别人的伤害以及对社会历史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可能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

尴尬是一种精神上的紧张、不协调和矛盾的状态，它由外界作用于内心而形成。承受这种尴尬并努力破除这种尴尬，确实是一种人生的大学问。

毛泽东因其较大幅度的人让姿态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参与而遭遇着各式各样的反应和作用，又因其性格上的孤傲和作法上的执着而受到相当的非议或抵触。而且，明枪暗箭都会随时袭来，这让毛泽东的人生之旅无时不处在风险和挑战之中。

毛泽东自有他一流的逆境攻略，那就是弹性有度，绝地反击。整整五十五年的党内政治生涯，他忍受着、化解着、腾挪着、运筹着、迎击着、推档着、接纳着八面来风，并以其铮铮傲骨巍然屹立着。

本文试从毛泽东的一生中的十次相对严重的危机以及他对危机的处理中，感受毛泽东高人一头的逆境攻略。

一、割据井冈山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是从秋收起义开始演绎的，但这一起义却险些如稍早进行的南昌起义和稍晚进行的广州起义一样沦于失败。

当时党可以号召和发动的工农力量没有原来想象地那样大，以旧军队为骨干辅之于工农武装的起义队伍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有战斗力，分散各处未经事先训练和整肃的临时发动的武装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富于组织纪律性。四个团中，第四团哗，其他三个团在会攻长沙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强烈的抵抗甚至反扑。情急之下，认识到攻打长沙简直就是一次以卵击石行动的组织者毛泽东选择了激流勇退。整顿队伍，养精蓄锐，生聚教训，以利再战，是他清楚地看到敌强我弱的态势后的第一感。于是，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和挫折包括阵亡了总指挥卢德铭和把一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只有一营和三营）后，在进行了三湾改编后，在与井冈山的两股政治倾向并不是如水一样清澈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并进行了相当诚恳和大方的公关交往后，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设立了后方医院，并有了一个可以依托、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点。在此之后，七百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东袭西扰，打下了井冈山周围的宁冈、茶陵、遂川等城镇，并建立起第一个工农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圈子”（高岗语）或“山头”（毛泽东语）初步创立。在这里的近二年时间，罗霄山脉中段的这个在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所在，居然在后来走出了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五位（朱彭林陈罗）。

从攻打大城市败退山沟，这已经是逆境。但是毕竟，毛泽东用工农武装割据的策略保存并壮大了这支武装并藉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而且，通过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策略也确保了红旗可以打得长久。从逻辑上而言，这本来是一次对危机的英明化解，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毛泽东的作法被中央认为是逃跑或软弱，因为其没有贯彻原拟定的秋收起义会攻长沙的计划和目标。于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补委员被免并因周鲁传言的扭曲而成为“无党人士”的师长。这无论如何对毛泽东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他随即组织了与朱德部队的会师和整编，并在红四军建立之初就拥有了五个团的工农武装。再与彭德怀的平江起义武装会师后，曾经在中国革命史上威风八面并直接构成红军长征主力的红一军团和和红三军团的班底由此搭成。虽然在红四军七大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并暂时退隐，但很快在中央（李立三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官复原职并因为红四军九大的统一思想而让“朱毛”红军逐渐发展为一支让敌人分外头疼的劲旅。在共产国际的名人录里，朱德和毛泽东成为中国*领导人最早享受上墙待遇的精英之选。

在井冈山适应并运用成熟的游击战争法则在以后进军赣南闽西并建立中央根据地的过程中也成为实用而有效的重要原则。中央大员们的分批进入以及在瑞金成立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朱毛的割据哲学。毛泽东以他的忍辱负重和实事求是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夺权道路。

二、宁都遭贬

比起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曾中生等被错杀的惨状，毛泽东虽然也在中央苏区受到了长达三四年的排挤和冷落，终于还能保留临时政府主席这样的名义和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发言权，并因为被赋予了随军长征的资格而同时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应该算是十分地幸运。

在成功地率军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之后，在力主撤赣州之围而在漳州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攻城战之后，在红一方面军政委身份失而复得之后，在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的军中磨合已经取得相当的效果之后，毛泽东先是在苏区中央主持的宁都会议上被项英、任弼石、顾作霖、张闻天等贬去兵权，又在党的总负责博古进入苏区后因长期纠“罗明路线”而让毛泽东再次退隐后门家庭冷落。后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再也与“长于军事”的他无缘。

可毛泽东在终于赢得了政治失意后的天伦之乐后没有自暴自弃。他一方面抓紧时间养病、读书和调研，一方面不时地对外界施加影响比如代临时政府驳斥关于“伍豪自首”谣言、公开干预对肖劲光的审判、受周恩来之托去于都河考察“退路”等。

毛泽东终于承受住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加之于他的各种磨难，并因为个人在共产国际和红军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以及个人的积极争取，而获得了随军远征的机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携毛泽东长征，也是出于如果留下毛泽东可能会对留守的项英、陈毅不利的担心。可年轻的博古没有想到的是，心计缜密的毛泽东同样会对他不利。

长征途中，同样病中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三位在后期的长征中对博古们实现了全面夺权（毛取得了军事上的发言权、张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的三巨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加上博古李德的惨败，让红军自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一跃而减员至三万多人，且长征策略机械而呆板，缺乏最基本的灵动，由毛启动而由王稼祥具体联络、发起的遵义会议在一九三五年

一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审时度势下的附和，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再次掌握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的权柄。

被张国焘和王明等强烈指斥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在今天仍然有着许多神秘的面纱没有揭开。但是一方面，毛泽东东山再起成为不可更易的事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党务上的脱颖而出表示了认可，这就从根本的意义上确认了遵义会议的既成事实。

从湘江战役中敌方战报中相对扩大的数字加总也不超过五万情况和王明所称的诸多损失都是开了小差的说法来看，再对应于刘英口述中所说长征前的大规模“扩红”，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红军在突破湘江之后大量减员，非战斗减员的成分很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的红军，在长征前进行了对苏区的极大规模的扩红行动，从而使得红军主力的红一、三、五军团的人数都达到了二万人左右，这其中有着相当数量未经有效训练和教育的新参军战士。在逐步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向外线后，许多新战士因为贪恋故土并感到前途渺茫而选择了回归老家，这应该是长征初减员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不管减员的具体结构如何，湘江之战后博古因压力过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状态显然让毛泽东的反击减少了许多对抗。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有一些人如邓发表示了中立，但很少有人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辩论和抗争则也是事实。李德一怒退出会场，不仅对保住博古无补，反而让那些政治局委员和军人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凯丰倒是为博古辩解，但可惜他的论据太容易驳倒而只好说出“走着瞧”这样基本上等于是认输的软弱之词。

宁都遭贬时对毛泽东做出不利决策的几个人，有的（如项英、任弼石）不在遵义现场，有的（张闻天）已经倒向毛泽东，有的（周恩来）同情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和协助周恩来抓军事的助手（后来这种主辅关系逆转），大大地洗雪了“前耻”。

三、毛儿盖难局

在后来接受斯诺在保安的采访时，毛泽东坦陈在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并险些遭遇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的挟持的那段时光，是自己最为黑暗的日子。老资格的、曾经被推荐为陈独秀的接班人的、党的六大上合法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红一方面军中只有周恩来与其同为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长）、党的创始人中唯一接受过列宁接见的、拥有八万大军的张国焘，成为刚刚从年轻的博古和不通中国国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权的毛泽东面前的一道厚重的高墙。

疲师而来的毛泽东们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让步。张国焘成了红军总政委，他的属下陈昌浩、周纯全成为中央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一方面军的密码本上缴，军阀习气和机会主义思想浓厚的张国焘开始无视那个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来性情随和且有病在身、张闻天生性软弱、博古元气未复且年轻气盛、毛泽东不愿意把关系搞僵）做出的那个北上的决定并认为南下四川有利可图。经多次争取无效，并意识到张某人的险恶用心，失望的毛泽东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无奈的选择简直可以用丢了夫人（杨尚昆夫人周伯钊）又折兵（五军团和九军团）来形容。而且，毛泽东率一三军团不辞而别北上，还被张国焘、李特等污辱为“逃跑”。

但后来在哈达铺发现的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大大地证明了毛泽东们的英明。而挺进陕北并接近抗日前沿的说词显然与已经越来越高涨着的全国抗日高潮合拍。另外两个因素也让成功地驱逐了毛博张周后志得意满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面军经营四川失利，兵力大损，相比于经过了东征西征后大大扩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面军而发言权大折；二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极力协调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并呼吁会师后的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路军的惨败让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竞争的资本大伤。作为会宁会师前后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行动，张国焘的二个军渡过黄河后因国民党军的分割而使之逐渐成为孤军。这支拥有二万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为军长）、在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下的西路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被拥有骑兵之利的马家军击败甚至基本上歼灭。徐陈化装逃脱，董振堂牺牲，只有李先念率几百人到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而得保全。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当年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后来对他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威望大伤。极度失意的他最后选择了叛逃，这一作法使得他与后来的王明、林彪一样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

就这样，毛泽东再次以他的能“忍”渡过了危机，又以他强大的别开生面的能力而挣脱了对手的竞争。

四、王明挑战

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借着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和与延安中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长江局书记并得到了如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许多人的支持的人志得意满，甚至在武汉做出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文章的举动。

与这位钦差大臣的认识分歧一度让党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发展中的畏首畏尾。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则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的观望和不时的辩论终于收到效果。在武汉的行动有许多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使得王明的统战之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有利于毛泽东而不利于王明的共产国际指示让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遭遇打击。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来越遭遇了整风的扫荡。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王明在随后虽一直是中共党史的评论者，但已经不再对毛泽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

五、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

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如果蒋要投降，军队绝对不可以放任，主动出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必须的，于是他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准备十五万机动兵力备用。可蒋要降日，则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包围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日占的铁路和河流的这一显性指标，又让毛泽东为之困惑。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毛泽东呢。

只是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对策而寄希望皓电和齐电只是吓一吓。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定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他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

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而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

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在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之年单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作法也似决裂行动。

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认为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蒋介石也终于吐口“不会再有剿灭友军之军事”，十二条抗议虽然没有实现，也终于算是打退了敌人的反共高潮。毛泽东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的判断和指挥失误而负出的重大损失中抬起头来，得到了党内同事们的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也让他的自责减少而开始走出与国民党破裂的双败危险。

如果说皖南事变前毛泽东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且在国际国内，*人得到的同情也将淡化。更为紧要的是，纵使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当时分散各地且以打游击为主要作战逻辑的*军队也没有战胜蒋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变大大地让毛泽东尴尬了一把。不过，后来归蒋介石尴尬了。毛泽东虽然损失了八千壮士，可在势上胜了。

六、陕北转战

解放战争中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重点进攻在最初表现出绝对的优势。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撤出延安。虽东拼西凑但仍然仅有二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最初是确定由张宗逊来领军的）下迎击有二十三万之众的胡军。

但毛泽东却不想转移到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其他根据地。他与同事们争论再三，最后采取折衷之策，即将中央一分为三，刘少奇与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杨尚昆等中央后方委员会去山西，毛周任三大书记继续留在陕北。

一支仅有几百人的昆仑纵队建立起来。史林（任弼石）和郑位（陆定一）受命管理这支纵队。毛泽东变成了李德胜，周恩来变成了胡必成。在时时处处都受到胡军威胁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再次打开了“圈子”。

没有谁能够彻底说清毛泽东不愿意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的想法。执拗与大无畏的解释也许只能有一点点的正确。他可能就是希望亲眼看着胡宗南被中央总部和西北野战军拖垮，他可能根本就不希望在这种老家被端的尴尬局面下去其他的“山头”寄人篱下，他更可能是有把握再次回到自己已经呆了十几年的红都延安----因为他后来确实有过调陈赓部队参与对胡宗南的对抗的想法。也许，他想到了当年被赶得只好长征的那种尴尬，而他希望以此留在陕北并在危险的环境下指挥全国战争来显现自己泰山倒于前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并以此嘲笑当年博古李德仓皇远征的那种沉不住气。也许，他还真得想玩一把“你敢攻我的延安我就敢扰你的南京”的惊险游戏----他在期间确实多次策划并指导了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即叶王陶）蛙跳式进入闽浙赣的计划。

当然，这更似毛泽东一向处理逆境的那种策略:可以忍但不可以让、可以退但不可以逃、可以僵持但不可以气馁。总之，毛泽东留在了陕北，在一面躲避胡军的追寻中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策划西北的牵胡、扰胡、打胡行动。

面对蒋介石的二翼重点进攻其余战区持守势的战略，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以两翼牵制情况下的中央突破打乱蒋的部署。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次第南下，刘邓部队甚至攻入红军和新四军多次开辟又迭次放弃的大别山根据地。而原拟使用于陕北的陈赓部队和本可以用于山东战场的华野主力打到外线，把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与蒋介石的重兵集团争逐于中原。加上东北和华北的骚扰性作战，本来就不工于军事的蒋先生立即处在手忙脚乱之中。

在西北战场，毛泽东称为蘑菇战术的非典型战法也让胡宗南大为头疼。青化边、羊马河、蟠龙等小规模歼灭战以及鼓德怀化俘虏为新军的作法，也让胡军大大地丧失着信心。

除了几次危险降临到咫尺之遥的遭遇外，毛泽东在陕北这个自己的根据地里有惊无险地游行、旅行着甚至休养着，如小李村等多个村庄都曾经有过这位“李先生”长期驻足的印迹，甚至于还有过数次会议在他们的临时“行在”里召开，胡宗南并不能奈之若何。

转战陕北的日子理论上是刀光剑影，可从后来说来却是一路洒脱。除了没有什么好吃的不得不总是在吃过黑豆之后迎来行军队伍中一声接着一声的放屁不绝，一年的转战之旅在毛周的机警加谨慎之下风平浪静地渡过。一年之后，当西北大局即将确定，宜川大捷后重新拿回延安之前的数日，毛泽东恋恋不舍地渡河去了河北，准备他的苏联之行（因斯大林几次建议而未在建国前成行，不过也因此多了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神采）。

蒋介石和胡宗南是想通过进攻延安而让毛泽东尴尬一回的，可他因为毛泽东的强硬和智慧而最终将这尴尬留给了自己。毛泽东离开后不久，动作越来越大的国共会战便从济南开始而后是东北、淮海和平津，直到把蒋先生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尽数囊括。

七、赴苏困境

建国后不久即兴冲冲的赴苏之行差一点因为斯大林的傲慢和拖延而变成一次空手而归的纯粹贺寿之行，毛在得到了表面上很隆重的接待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安慰，可他希望得到的那个“既好看又能好吃”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并没有眉目。毛泽东陷入一种一天里只有吃饭、拉屎、睡觉的单调而尴尬的处境中。

是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的与中国建交的倾向和“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的传言让斯大林开始换一种思维来认识毛泽东的价值和使命，订立新约的工作才开始。周恩来的后期抵达，使得这次中苏订约进入实质性阶段。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口中得到了短期内不会再有大的战争可以投入足够的精力抓建设的提示或承诺，也将从双方订约中得到一些百废待兴的中国所需要的安全保护和保证。但是，比较而言，新约并没有比旧约为中国这个领土存在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反，经过国民党方面主持下的公投认可了外蒙独立的这一事实不再可能逆转，新疆和东北的特别利益再次给予苏联。

主权上的失落感也让毛泽东在十几年后（六九年中苏领土纷争）开始通过反思老毛子对中国领土占领的旧事而在秋后算斯大林的账。这一点也说明，毛泽东的第一次赴苏之行并不是满载而归。

在很大程度上，中苏新约和与苏贸易所欠下的大量外债，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从苏联方面购入的军事物资的积久旧账，给共和国背负了沉重负担。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苏联老大哥”所赐。在建国初期不得不采取的“一边倒”国策，因为过于倾向苏联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负作用。

八、大将军发难

做为抗美援朝的第一功臣、十大元帅之一（排名第二），身兼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绝对算得上是共和国的大将军。彭和毛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默契或和睦，从井冈山到庐山会议，二位湖南人之间互相骂骂娘也是寻常之事。

可在大跃进实质上已经走向失败、毛泽东也准备纠左即反冒进的情况下，大将军的骂娘之举则因为毛泽东的敏感和多疑而在基本上十分正确的情况下而触了霉头。口才粗鲁而又文墨粗疏的彭大将军尽管握有连毛泽东也已经准备默默认可的真理，但因为遭遇了国际上的波兰、匈牙利之乱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诸项政策的不满、国内反右扩大化大失知识分子之心甚至大悖毛泽东本意、大跃进因为上面的高指标和下面的浮夸而搞的一团糟而让毛泽东心思烦乱的特定环境，大将军的“万言书”（实际上只有三千多字）一时间成为毛泽东转移视线甚至排解愤闷的出气筒，跟着他“起哄”的一干人马如黄克诚、张闻天、周一舟甚至田家英、李锐也被毛泽东安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的名义拿下。

多少次都能够清晰理解毛泽东意图并有公共场合坚决维护毛泽东威严的林彪这位正宗的毛泽东嫡系取代彭大将军而成新的国防部长。可能因为那位粗豪将军一时兴起发动“兵变”的可能性被避免。毛泽东虽然在一个不太合适的场合采取不太合适的策略把老功臣的兵权解除，但是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担心“枪杆子”发生问题的那种忧虑解除。

在准备对彭大将军采取反击行动之前，毛泽东观望并思考了好几天。即使是在他在大会上反驳彭的意见书并威胁“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时，他也并不是特别有把握大将军方面“兵变”的传闻是不是属实。但足以让毛泽东一生感到快慰的是，穷其一生，掌握兵权或相当政权的反对者从张国焘、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都没有对他采取实质性的反击行动。不管是隐忍未发（张国焘）还是顾全大局（刘少奇）或者是行动未遂（林彪），还是如彭德怀一样所谓的兵变只停留在谣言阶段，毛泽东都作到了有惊无险地慑服对手。

但搞掉大将军这件事本身虽然并没有特别大的抵触，但消极影响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任命鼓德怀出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党内为彭大将军平反的声音一直不绝。

原因很简单，他的万言书并没有说错。而且，因为庐山会议上因为把纠左变成反右，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加剧。后来，彭德怀写了一个更长的报告，用更多的实例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多方面的怀疑、不信任、要求承认错误的压力就一直对毛泽东交相攻逼。

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

九、七千人大会

亲耳听着、亲眼看着刘主席报告中说到大跃进的错误观点是三个指头（毛此前只承认一个指头）、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不是错误，并且至少在心底里极不情愿地向这次开到县委的五级干部会议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这真是一次公开的尴尬。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线观（即把党内路线区分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毛完全可以把这次退居二线后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认错大会看成是自己的“滑铁卢”。

七千人大会前后数年里对一线主持者（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终于在未来的一天发泄了出来。尴尬之后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在毛刘之间公开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解除与羽毛丰满后的刘的二十来年的同盟关系。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如愿以偿。毛刘的决裂可以部分地比拟太平天国里的洪杨决裂，不是杨秀清或刘少奇缺乏治国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泽东太不容人，实在和杨秀清与刘少奇在治国中确立了巨大的威望后不自觉地对看似虚位的“一把手”表现出的怠慢甚至无礼有关。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有一百零四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八大的报告中则降低到了四次，在延安已经发表过的《论*员的修养》在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后划去了毛泽东的名字，还有一些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会议不邀请他参加，这些都可以视为两个主席失和的间接证据。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以刘少奇靠边为标志而彻底结束。

文化大革命这项巨大工程中的一个微观方面，就是毛泽东对分出一线二线后的大权旁落的全线收复。毛自己都承认了自己在经济上的不够内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来也内行不到哪去的一线主管把他边缘化的努力。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相继落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恶气也终于可以出了----尽管代价十分巨大。

十、林彪夜遁逃

也许同毛泽东建国后的位高权重和年事已高有关，毛泽东后来的逆境策略越来越减少了低调和忍辱的表现而反映为寸土必争甚至锱铢必较。

一直在公开场合严格维护毛主席威严的林副统帅终于还是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顺利交班。他刚刚表现出对“国家主席”这一曾经由刘少奇担任、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和军队（宪法上国家主席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的位置的觊觎，毛泽东敏感和多疑的目光就极其冷峻地飘了过来。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提及设置“国家主席”之议的所有林彪“山头“的人都遭遇了严厉地批评，甚至包括不悉此中玄机的汪东兴。

毛泽东对此的穷追不舍收获的是林彪的委屈和反感。他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张春桥力量的上升和自己接班的渺茫。他在策划“五七一”和谋害B—52未遂的情况下选择了叛逃。

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叶夫妻，用一种十分生猛的方式宣布了毛林同盟的完结。而亲密战友的叛逃之举让毛泽东的神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多种病相加并经常在梦中喊出“亲密战友”、“副统帅”等语的他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痛变故并追究自己在把林彪逼上绝路的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两大接班人相继以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决裂，这让毛泽东受到了太大的打击和刺激。他对战友们的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也越来越不英明。起初是准备同时起用老干部邓小平和新干部王洪文并希望由老干部辅佐新干部的方式实现政权接力，但后来发现造反出身的王洪文迅速投入江青集团，而邓小平则拒不接受请他主持为文化大革命正名的任务。政治局内在林彪集团衰落后仍然有两大山头强烈对抗，这种对抗甚至引发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前的大规模集会和含沙射影的诗词大会。失望中的毛泽东同时放弃了邓王二人，而开始考虑以处在中立立场上的华国锋主持大局。但是可惜，毛华之交仍然未能如毛所愿“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所选择的第四组接班人仍然未能经得住政治风流的考验。

林彪叛逃加剧了毛泽东的衰老和走向天国的进程。也许，发生在他七十八岁这年的这场巨大困境是他一直没有走出的难局。在后来的五年里，他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判断和不合常规的决策。这五年里的毛泽东，一方面表现出与芦荻谈诗说文时的才情飞扬，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各位同事的半信半疑。他同时打击了文人和武人两大集团，却也没有投入足够的实质性措施树立华国锋们的威望。

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先毛去世，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周恩来留在人们心中的洁白之品。在毛泽东去世后，只好在冥冥之中期望握有兵权的叶帅能够对华主席多多关照了……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遭遇了许多次尴尬的场面，几乎都在他举重若轻的高妙手段下轻松化解。但是比较而言，上升期的他处理逆境的手段更为潇酒，而高峰期的他处理危机的手法则偏于滞重。

第70篇、他离不开自己的学生

　　我国有个大翻译家叫傅雷，才华超群，把许多外国名著译成了中文。他为人正直，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可是在1957年，他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含冤离世了。他的儿子傅聪是个钢琴家，后来到了国外。这也成了傅家的一条“罪状”。受到父兄问题的影响，傅雷的小儿子傅敏，一直受到很大的思想压力，在北京七中当英语教员。
　　“文革”结束后，1979年，傅敏自费到英国探亲、留学。有人就议论说：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有亲戚在国外，这些年在国内不舒畅，这次出国，肯定会在国外找个工作，不回来了。可是一年多以后，傅敏不但回来了，而且继续在北京七中当英语教员。他带回的东西很多，可没有什么高级消费品，而是书籍和资料，作为教学时的参考。
　　有人问他的想法，他说：“我从没有不回来的念头。我父亲是爱国者，对我有很大影响。国外条件虽然好，但终究不是自己的祖国，在那里像个浮萍。我一想到我们的国家和我的学生就急着想回来。这里有些条件虽然不如国外，可有我的事业。我离不开我的学生，他们需要我。”

第71篇、英雄的台儿庄人民

　　台儿庄战役发生于1938年春天，我爱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一举歼灭日军11984人，震惊中外。这场战役的胜利，除爱国军队英勇作战外，还与当时战区的民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李宗仁在谈到台儿庄战役胜利时，深有感慨地说：“台儿庄人民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挽救伤兵的是民众，作侦察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炮弹粮食的是民众。这些民众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

　　据台儿庄北关老大娘王谭氏回忆：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我们青壮年妇女并没有躲到安全的地方，而是自发地组成女子督战队，一方面激励战士勇敢杀敌，一方面防止逃兵脱离战场。当时就有一个逃兵差点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掉。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骂这个逃兵：“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如果怕死，就让我们拿着烧乡火棍跟日本鬼子拼！”这个逃兵被我们得害羞了、激动了，掉头就冲向了战场。

第72篇、司马迁求生修国史

　　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司马迁。他祖上几辈都是国家的史官，负责记录历史。司马迁年轻时立志继承家业，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他离开长安，到各地远游，考察历史古迹，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了解了英雄豪杰和人民群众的动人事迹。这使他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决心把那些丰功伟绩记录下来，传给后代的人们。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他接着做了史官，想到自己的志向，就开始写作。
　　没想到这时候，一次政治事件把他卷了进去。司马迁为国家着想，说了几句真心话，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死刑。要免死只能出钱赎身或接受腐刑。司马迁家里没钱。他万不得已，接受了腐刑，以求活下去。腐刑是最残忍的刑罚，受刑人被割掉生殖器，失去男性特征，成了宦官一类的人。这对司马迁是多大的打击呀！有的人认为他不该怕死贪生，甘受污辱；朋友们也疏远了他。司马迁不去辩解，只是夜以继日地写作。多少年后，他终于完成了千古名著《史记》。这时候，他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死了有如九牛亡一毛，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为了写这部史书而求生的呀！我不愿意我们国家的历史在我手里中断，英雄的事迹在我心中埋没。现在书写成了，就是让我死千次万次，我也不怕了！”
　　司马迁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得到传扬，甘受屈辱。他的爱国情感多么深厚啊！

第73篇、朱德的扁担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

　　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40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军长砍来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人“偷”了。战士们看到朱军长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满脸是汗，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得弯弯，感动不已。这时，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声：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第74篇、掉进枯井的日本兵

　　凤凰湖后面有座小山，当地人叫擒寇山。山洼里，有一口枯井，关于这口井，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那是抗日战争刚开始的年头，日寇的铁蹄踏上江南这美丽的土地。因为不断遭到中国老百姓的抵抗，他们心惊胆颤，整天龟缩在向山镇的据点里，不敢露头。

　　这天黄昏，一个叫田原一郎的日本兵在据点里实在呆不住了，便背着一把盒子枪跑出来打兔子，走着走着，竟迷了路。等到他往回赶时。太阳都快下山了。他磕磕绊绊，七拐八绕，竟走到凤凰湖后面的山坡上。山上山下，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他正摸索着往前走，忽然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掉进一口枯井里，田原一郎觉得大腿一阵钻心的疼，忍不住大叫起来。

　　正好，几个放牛娃路过这里，糟了，一定是有人掉到井里去了!他们一起围上去。打头的孩子叫李照虎，他趴在井边朝里喊：“有人吗?”里面传出一阵呜里哇啦声。旁边的精豆子根宝听出是日本人，大叫：“快，朝井里扔石头!砸死这个小鬼子!”

　　孩子们一起应和：“对，砸死他!”

　　日本鬼子专干杀人放火的勾当，这回，鬼子竟落到我们手里，能饶他吗!根宝搬起一块大石头就要往井里砸，被照虎伸手挡住：“别急，别急，还没搞清楚里面是什么人就投石下井，像话吗?”他把八路军小老师教他的成语用到这里了。

　　照虎把两手罩在嘴巴上，朝井里喊：“喂，你是谁?哪里人?”

　　井里呜里哇啦一通，接着便是一阵哭声。

　　“这个鬼崽子，你也有哭的时候呀!”根宝说着，还要朝里面扔石头，被照虎拦住，说：“不管怎么样，也是一条人命哪，先把他救上来再说。”

　　照虎把牛绳子解下来，慢慢朝井里头放，还抖着手里的绳头朝里面喊：“抓紧绳子，抓紧。用力往上爬!”

　　也不知井里的人听懂没有。

　　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用力，好不容易才把田原一郎拉了上来，一看，原来是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他们顿时放松了许多。

　　田原一郎见是几个中国娃娃。也不太紧张了，转眼一看，他们个个腰里别着明晃晃的柴刀，又吓得朝地下一跪，不知说了些什么，但从他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神情来看，是在求饶呢!

　　照虎想把他扶起来，谁知他刚站起，身子一闪，又跌倒了，仔细瞅瞅，原来这家伙的腿骨摔折了。这怎么办哪?几个孩子七嘴八舌拿不定主意。

　　村里人听说孩子们从枯井里救出个日本小兵崽子，一起跑来看热闹，虎子爸爸袖子直捋，想上去甩那个小兵几耳光，奶奶却不让他上前一步，还说：“我看他还是个孩子呢，你们哪个敢动他一根汗毛!”说完，大声冲照虎说：“虎子，你把这娃子给我背回村里去!”

　　所有人都愣愣地望着奶奶。奶奶在村里很有威望。平时说一不二，她把胳膊一抡：“今天我就疯他一回，虎子，你怎么不动呀!”

　　虎子只得把那个受伤的日本兵背到肩上，一步一步地下了山。

　　到了村里。奶奶把后院的一间柴屋收拾干净，让那日本兵住下，叫来前村的郎中为他治伤，奶奶还把自己一件白褂子撕得一缕一缕的，缠在他的腿上。那一夜，田原一郎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一直到天亮。

　　就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时，早早出门放牛的根宝跑回村来报信，说不得了啦，山梁上出现十几个日本兵，哇里哇啦地往村里赶呢!

　　正在村里人七嘴八舌、商量着怎么办时，日本兵已经到了村头，一挺机枪架在石碾子上，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打头的是小队长腾录君夫，他是那个日本小兵的舅舅。

　　照虎看那日本人的表情，就知道是来找那个小兵的。照虎走上前，打着手势想告诉对方，你们要找的人在我们这里呢。可腾录君夫刷地抽出军刀架在照虎脖子上。

　　奶奶怕孙子吃亏，上前就来夺腾录君夫手中的刀，就在这刹那间，机枪响了，一梭子子弹穿透了奶奶的胸膛，奶奶慢慢地瘫倒在地。

　　村里人一下愤怒地吼叫起来：“你们这群强盗，良心被狗吃啦!”并把十几个日本兵团团围住。

　　枪声，惊醒了田原一郎，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大声叫着滚下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奶奶，顿时像狼一样嚎叫起来，抱着脑袋，跪倒在奶奶旁边。这一切，让所有的日本兵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空气顿时凝固，片刻，腾录君夫扑通往奶奶身边一跪，身体在不停地抖动，隐约，听见一阵呜咽。又是一阵“扑通”声，所有的日本兵都跪了下来。

　　当天，日本兵做了一具老大的棺材把奶奶埋葬了。他们吹着军号，披麻戴孝把奶奶送上了山。

　　田原一郎在照虎家养好伤后，加入了新四军。奇怪的是，腾录君夫从此再也不见踪影，有人说受到良心的折磨，剖腹自杀了。

　　如今，那口枯井还留在凤凰山后面的山洼里，它像一只眼睛，一直睁得老大，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牵魂动魄的往事。

第75篇、不下跪的人

　　1995年3月7日下午3点，头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两点的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公司的工人，好不容易盼到10分钟的工休时间，工人们太累了，一名身体染病的女工实在坚持不住，伏在工作台上打起了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韩国女老板顺手操起一块线路板朝这位女工猛砸过去。……紧接着大发雷霆，吼叫着各生产线管理人员直身站立举起双手作投降状，然后叫车间工人统统跪下。人群中有一个人直直地站着，愤怒地望着这个外国妇人。女老板吼叫：“你为什么不跪?”这个人说：“我是不会给你下跪的!”这个中国青年员工的名字叫孙天帅。

第76篇、《吴玉章》——悬挂中国国旗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

　　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 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

　　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第77篇、张伯苓的理想

　　南开中学的创办者张伯苓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他参加了“甲午海战”，但军舰一出海就被击沉，这对他触动很大。1899年英国强租我国威海卫军港，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天在港口升起的清朝国旗第二天就降下来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毅然退出海军，回到天津筹办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最后在1907年办起了南开学校。张伯苓一生全力办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第78篇、把心脏埋在祖国

　　波兰著名音乐家肖邦诞生之际，正是俄国极力向外扩张、侵吞波兰之时。少年时代的肖邦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绪，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用琴声来宣泄他的情绪。

　　1830年，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了起来。华沙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肖邦的家人、老师和朋友都敦促他尽早出国深造，为此，肖邦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而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也预感到：一旦这次离开华沙，他将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了。离开波兰时，友人用银杯盛满了祖国的泥土，送与这年轻的流亡者一生相伴。

　　离开华沙后不久，肖邦在报纸上看到了华沙爆发了起义、波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这让肖邦兴奋不已。肖邦急切地希望回国与波兰人民并肩作战，可是他的父亲和朋友劝阻他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还要求他通过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争得荣誉。他的作家朋友维特维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任何一个波兰人能保持平静。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吗?你远赴他乡不是为了消沉，而是为了在艺术中完善自己，成为你家庭和国家的安慰与骄傲。”肖邦反复思考之后还是留了下来。在巴黎浓郁的艺术气氛中，肖邦在音乐上大为长进，心胸和头脑也变得更为开阔，终于成了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照他的遗愿埋葬在巴黎拉雪兹墓地，紧挨在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贝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盛满祖国的泥土，撒在了肖邦的棺木上，而他的心脏则被带回到他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上，这个举动非常符合这位钢琴诗人的愿望，因为十九年如一日，他的心一直都与祖国在一起。

第79篇、吉鸿昌我是中国人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第80篇、陈天华讴歌中华

　　为了拯救祖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这些志士中，有个叫陈天华的，是位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是个感情激烈的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俄国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就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幅血书寄回国内，号召开展反侵略斗争。他想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侵略者践踏，文明古国一天天衰落，而有些中国人丧失了信心，就奋笔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用长长的诗句，歌颂我们的山河、人民和历史。他写着：“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论物产，真是个，取之不尽；论才智，也不让，东西两洋。”
　　他又非常愤恨地写了外国侵略者占我国土杀我人民的罪行。最后他呼唤人们赶快觉醒：“睡猛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陈天华写的小册于，对宣传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许多人就是读了他的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自己后来为了唤醒民众，不惜投海自尽，用生命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