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天，我刚走进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蓝眼的男生对我微笑，“嗨，我叫Russ，请把你的东西放在这里。”这是我，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半。拉尔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178厘米，骨骼宽阔。他成为我在大学里唯一的亲密朋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很快乐，在黑暗中胡言乱语。Lars很直率，很幽默，而且喜欢恶作剧。我经常嘲笑他“傻得要死，编程速度比老牛拉车还慢”。他还经常反击我：“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见到女孩我的脸就比猴屁股还红。”哥哥的学费和生活费每年大约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美国普通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需要自己工作来赚取学费名词我成为一名导师，后来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工作。拉尔斯在学校食堂找到了一份厨师助理的工作。那时他经常从食堂带回来剩下的面包和热狗，我们经常大吃一顿。由于我们的财务状况相似，所以我们的日程安排也相似。下课后我们都去上班了。半夜我写完程序，他洗碗回来。我们躺在床上聊天。有时天色已晚，我们都饿了，冰箱里也没有东西吃，就去学校附近的小商店吃最便宜的食物。炸鸡。有一年，我和拉斯没有钱买回家过圣诞节的机票，所以我们都留在学校寻找兼职工作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带回25公斤奶油奶酪，打算自己做一个蛋糕。我们打算做20个蛋糕，每天吃，这样可以省钱假期期间的膳食。普通搅拌机无法搅拌25公斤的奶酪，所以我们只能将其倒入一个大桶中，每人用一根棍子剧烈搅拌。完成后，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芝士蛋糕。吃完饭后，我们甚至不想看蛋糕，甚至不想提它。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凯夫，好消息！剩下的蛋糕都发霉了！”那天，我们两个人坐地铁去了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点了6道菜庆祝蛋糕发霉。有一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半夜两点到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点了7盘不同的米饭和面条，都吃完了。结账时，服务员看到光秃秃的盘子，简直不敢相信。她在桌面和桌腿上上下寻找，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些你真的都吃了吗

”服务员问道。我们点点头。“天哪，你要叫救护车吗

”服务员惊呼道。“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能懂的暗语。这意味着做同样的事情太无聊了，以至于让我们感到恶心。拉斯和我成了终生的朋友。我们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毕业多年后，拉斯做出了一个非常美国式的选择。他放弃了家庭，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担任IT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去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并娶了一个比他小10多岁的妻子。2005年，当我和微软打官司时，他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你需要人为你的人格做担保吗

”虽然我很感激他，但我告诉他我没有人格。问，不需要他保证。他补充道：“其实我也知道这一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会永远站在你身边。”兴趣令人兴奋的是，拉斯做蛋糕的习惯仍然保留着。每年圣诞节，他都会寄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会加糖和朗姆酒。不过他是圣诞节从德国寄来的，我收到的时候已经快过春节了，我们家里没人敢吃这个蛋糕。于是我给拉斯发了邮件，感谢他来自德国的良好祝愿，但请他不要再给我寄蛋糕了。克拉斯回信说：“这是我的心声。我必须把它寄出去。”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西雅图总部。那一年，由于搬家工作量大，我忘了告诉拉斯。结果拉斯又给我原来的地址寄了一块蛋糕。结果，邮政系统没有找到这个人，蛋糕就被退回了拉斯家。当拉斯收到蛋糕时非常惊讶。他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你知道，我一直认为在蛋糕中添加朗姆酒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五月份收到蛋糕的时候，去年圣诞节我把蛋糕寄给你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终于有机会尝试一下这种保存方法，看看是否有效。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海夫，我吃了那个蛋糕！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哈哈大笑。另外，我告诉Russ，“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蛋糕制作的博客，但是是中文的。你可以使用谷歌翻译来翻译它。”Russ立即回复我一封电子邮件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写的关于我们制作蛋糕的冒险经历，但我宁愿读你的中文原文，而不是谷歌翻译的版本。”我对着电脑又狂笑了，小时候我们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多么的幸福和美好。人们离开了大学，都有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是当回首很多事情的时候，似乎所有的幸福都被抛在脑后了。今天无法更换SIM卡那时的幸福。因为那时的我们还那么年轻，那么无畏，那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