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天，我刚走进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蓝眼的男生对我微笑，“嗨，我叫Russ，把你的东西放在这里吧。”这是我，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半。拉尔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178厘米，骨骼宽阔。他成为我在大学里唯一的亲密朋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很快乐，在黑暗中胡言乱语。

Lars很直率、幽默，喜欢恶作剧。我经常嘲笑他“傻得要死，编程速度比老牛拉车还慢”。他还经常反击我：“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我一看到女孩子，脸就比猴屁股还红。”

哥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约为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我们需要自己打工来赚取学费。我成为一名导师，后来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工作。拉尔斯在学校食堂找到了一份厨师助理的工作。那时他经常从食堂带回来剩下的面包和热狗，我们经常大吃一顿。

由于我们的财务状况相似，所以我们的日程安排也相似。下课后我们都去上班了。半夜我写完程序，他洗碗回来。我们躺在床上聊天。有时天色已晚，我们都饿了，冰箱里也没有东西吃，就去学校附近的小商店吃最便宜的食物。炸鸡。

有一年，我和拉斯没有钱买回家过圣诞节的机票，所以我们都留在学校寻找兼职工作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带回25公斤奶油奶酪，打算自己做一个蛋糕F。我们打算做20个蛋糕，每天吃，以节省假期的伙食费。

25公斤的奶酪用普通的搅拌机无法搅拌，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其倒入一个大桶中，并各自用一根棍子剧烈搅拌。完成后，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芝士蛋糕。吃完饭后，我们甚至不想看蛋糕，甚至不想提它。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凯夫，好消息！剩下的蛋糕都发霉了！”那天，我们两个人坐地铁去了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点了6道菜庆祝蛋糕发霉。

有一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半夜两点到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点了7盘不同的米饭和面条，全吃完了。结账时，服务员看到光秃秃的盘子，简直不敢相信。她抬起头，翻遍了桌面和桌腿，却什么也没找到。“这些你真的都吃了吗

”服务员问道。我们点点头。“天哪，你需要救护车吗

”服务员惊呼道。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变成了只有我们自己懂的暗语，意思是做同样的事情太烦人了，让我们恶心。

拉斯和我成了终生的朋友。我们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拉斯毕业多年后，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在美国证券公司担任IT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在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并娶了比他小10多岁的妻子。2005年，当我和微软打官司时，他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你需要人为你的人格做担保吗

”虽然我很感激他，但我告诉他我没有人格。问题，没必要他保证。他补充道：“其实我也知道这一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永远站在你身边的朋友。”

有趣的是，Lars做蛋糕的习惯一直保留着。每年圣诞节他都会寄给我一个他自己做的蛋糕，总是加糖和朗姆酒。不过，圣诞节时他从德国寄来的，收到的时候已经快过年了，家里没人敢吃这个蛋糕，于是我给Lars发了邮件，感谢他从德国发来的祝福，但请他不要再寄给我了。更多蛋糕。克拉斯回信说：“这是我的心声。我一定要寄过来。”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西雅图总部。那一年，由于搬家工作量大，我忘了告诉拉斯。结果，拉斯又给我寄了一块蛋糕。结果，邮政系统没有查到这个人，蛋糕就被退回了拉斯家。拉斯收到蛋糕后非常惊讶，他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你知道，我一直以为添加朗姆酒和巧克力蛋糕是一种古老的保存方法，所以当我今年五月份接到电话，去年圣诞节给你寄蛋糕时，我就在想我终于有机会尝试一下这种保存方法，看看是否有效。。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海夫，我吃了那个蛋糕！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哈哈大笑。另外，我告诉Russ，“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蛋糕制作的博客，但是是中文的。你可以用谷歌翻译来翻译它。”Russ立即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写的关于我们制作蛋糕的冒险经历，但我宁愿读你的中文原文，而不是谷歌翻译的版本。”

我又对着电脑狂笑了，小时候我们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多么的幸福和美好。人们离开了大学，都有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是当回首很多事情的时候，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幸福无法取代当时简单的幸福。因为那时的我们还那么年轻，那么无畏，那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