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鹤的《演员往事》讲述了父亲张伯钧请京剧大师马连良吃饭的故事：午休刚过，几名白衣白裤的人走进了张家的厨房，大火烧开自己的大锅里加水，等水烧开，放碱，然后用碱水冲洗厨房，直到菜板变白，地砖见真面目。一个小时后，又来了一群身穿白衣的人，肩上和手上都扛着整桌宴具，还有人拎着一大捆烤鸭用的苹果木枝。院子里，肥鸭油香四溢，厨师正在用自己带来的砧板和炊具放在白布上——连抹布都是自备的，雪白的。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他只用了水和火。张义和的感人至深：“无论是什么旗帜，在北京的城市之巅或报纸上宣扬什么主义，像马连良这样的艺术家小心翼翼地生活。仔细考虑属于他们的舞台和角色。活在个体鲜活的感受中，活在自己独特而隐秘的方式中。那一代人是怎样生活的？具体来说，就是“有规则”地生活；你得“看看”；简而言之，就是有尊严地生活；广义地说，就是还有某种精神上的限制，受制于某种精神力——一种高于柴米油盐的精神力。“第一人”之死”王世祥让很多人感叹某种生活方式的终结。这种生活方式，就两个字，“精致”。“精致”不等于财富——用金钱堆砌奢侈生活的方法是少不了的。“精致”的生活曾被诟病为小资，“精致”人们只好掩饰自己对生活细节的兴趣，悄悄毁掉自己的“容貌”。时至今日，人们终于不用再掩饰自己对生活细节的追求了，致使他们对物质产生一种报复性的邪恶追求：赚回艰苦的生活。“享受生活”这句话回到话语中，自动等同于豪宅、豪车。享受生活不应该是享受生活的奢侈，而是享受生活的分寸感。日本著名民间艺术理论家柳宗岳在谈到器物时说：“日常使用的器物是不允许的华丽，笨重或病态，但必须耐用。忍耐、稳健、真诚的美德是“物之心”。“简单的器物因为被使用而变得更美，人们因为爱美而更愿意使用它们。因此，人与物之间有着一种默契而亲密的关系主仆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就像人与生命的关系。我刚去日本京都，住在那里的旅馆经常给给人“四壁屋”的感觉：简单的吸音墙，一张榻榻米，没有娱乐设施，洗澡厕所也不在房间里，这样的布置简单到几乎有一种“苦”的感觉出门乃至院落都是枯山水，人就这样离不开自己，只有苦凉相伴空气中弥漫着香草味，所有的生命纹路都变得无比清晰，就连耐不住寂寞的人也不得不正视生命中的一点点落差。现代人往往在追逐眼花缭乱的富裕中精疲力竭，然后花大把的钱和大把的时间去体验在简陋简陋的环境中，取名为“修行”。殊不知，生活是最好的修行方式。大多数人误以为自己有生命，懂生命，热爱生命。然而，我们谈论金钱、社会、变革、技术、未来，但越来越少谈论生活。当我们谈论生活时，我们谈论焦虑，我们谈论烦恼，我们谈论不满，我们谈论其他人，而越来越少谈论生活本身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一个人就应该这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