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永远做你自己

寄语：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治文章肆无忌惮、尖锐。《劝告青年》等许多篇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杰作，至今仍激励着人们。今天分享的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永远做你自己，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大人物，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亲自参与。他就是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陈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一次被绑架，四次入狱），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一位晚清学者，但他的著作却偏向于《文选》行列。他也是一名留学生，但并不以出国留学而闻名。他甚至不是确定他出国留学过多少个国家。他参与了清末著名的《国民日报》的编撰，但哪些文章是他所写，至今仍不得而知。他是清代《安徽俗话报》的创办人。那时他关注的是“国家”和读书不多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创办了《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可以说，革命是他一手发起的。引发了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个性鲜明，被朋友称为“一生的反对派”；然而，他“不允许别人反对”他所倡导的事业。他多次留学日本，尊重法国文化。但五四运动后，他明确提出“以英美为师”的主张，并参与“以俄为师”的实践，ch反映了现代中国向榜样学习的转变。，意识形态权力的转移。他是中共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但被开除出中共。不久后，他作为中共领导人被当局逮捕并入狱。他在北大的朋友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而他在中共的同事则发现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没有父亲的孩子”的身份开启了童年的记忆，带着“世界上没有朋友真是太荒凉”的感慨去世了。

这样充满对立、紧张、颠覆、跌宕起伏、往往转瞬即逝的传奇人生，对于当事人来说或许并不轻松，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却可能是一笔财富；需要进一步理解，还有解释的空间。

1.发出时代之声

从小到大，陈独秀并非默默无闻，只是他的名气范围有所不同。17岁以第一名入学，成为秀才。他在当地是名人。后留学日本，当上监察员，回乡组织安徽爱国会，参加了1911年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他在东京或安徽都不是无名之辈。但真正让他闻名于世的是他的文章和出版的出版物，尤其是《新青年》。

1913年，陈独秀在安徽都督府担任秘书，因参加二次革命，不得不逃亡。秋天，袁世凯被国会选举为正式大总统后不久，国会就解散了，这让许多学者对共和国的期待变成了失望。次年，陈独秀写信给《嘉荫》杂志主编章士钊说：“国家政治巨变，去年与今天相差五六个世纪。”一年之变，相当于五六百年，有力地表达了“国家政治巨变”对学者的影响。陈把当时的中国人分为两部分，一类是“官兵匪侦探”，另一类是其他所有处于“元气被剥夺”状态的人。，“被外来者瓜分”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唯一的希望”，而他自己也准备尽快学习世界语。最后一句大概是故意说的，以表明中国可能被外来者瓜分的判断不久之后，陈独秀为《嘉荫》写了一篇《爱国主义与自觉》一文，重申中国的“分裂局面”已无法逃避，甚至还做出了“国家不爱，国家不爱”的痛苦言论。”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甲寅”“收到质问非难书十余册。”但大约半年后，不得不“下凡”的章士钊读者因为陈的文章而表示：“爱国主义是一个东西，可惜正如杜秀君所说，它逐渐被自觉心所驱赶。”就连梁启超最近的“惊呼”也与杜秀君一脉相承。举世诟病，却过于详细”。因此，陈文士的“写当今社会现状”，无非是“汝南早鸡先到坛上叫耳”。

文章《爱国与爱国》《意识》发表于1914年11月。次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计划”，虽然确认了“亡国”的现实紧迫性，但危机时刻，举国奋起.“爱国主义”热潮与C直接对立henWen的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为何能以先见之明警示世人呢

第一，因为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学者的一种倾向，即向外看，探索外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而且因为袁世凯政府未能评估形势。，很快就开始大规模“为帝制做准备”。

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是中国几千年没有发生过的重大变革。尝试一种史无前例且鲜为人知的新政治制度并不容易。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国家体制的变革已成定局，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是在政治层面实施的。看看各种非“革命”人士的言论，无论他们内心是否认同中华民国，他们普遍都接受国家制度变迁的现实，探索未来政治运作的各种可能性（康有为等人甚至将政治上升到政治和宗教的层面）。“备制帝制”之举，一方面将国人对共和的思考从政治制度带回到国家层面，同时也带来了国人本来就外向的视野。回到国内。

对于袁世凯来说，走向帝国主义也许是国会解散后的自然发展。然而，“二十一条”期间的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士气，中国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如何借助这股东风整合内政，对于当权者来说既是机遇，又是难题。从晚清开始，由于强调从“大一统”向“万国”过渡，随着在“并肩”的格局下，“国”已从纵向的上下关系转向横向的中外关系。因此，向外看，更容易体现国家和人民的团结；目光一转向内，就能看到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对立。从技术层面看，北京政府的外交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最终向日本投降仍然成为国耻的象征。这个时候，如果它不表现出报耻辱的意愿，反而会想要改变。国家制度，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给人的印象是“国不足爱”。

当中国人民的视野从外向内转变时，有人想到了解散的国会。包公义感叹，自从“国家意志机关”被废除后，虽然公民热情高涨，但也没有什么可做的。o“代表公众舆论的正常机构”。《申报》重要撰稿人分析，由于国家与人民之间没有联络机构，“国家为国家，人民为人民”。。老人们虽然想爱国，却不能可爱。民虽欲救国，却无力救国。”这里的舆论“代表”，表达的是代表他人的舆论本义。因此，他们虽然思考“国家”之间的“联系”

用章士钊的话来说，中国当时的问题是“国与民完全不相容”。如果说这是一个新现象，那当然是共和制度下出现的新问题，换句话说，在帝制改革过程中的根本性转变下。共和国的形成，“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显然需要厘清和重构。陈独秀敏锐地感觉到，对共和国失望的普遍焦虑，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形成了二分的语境。他的文章虽然刻意夸张，但其核心是探讨民国新政治模式下“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它呼应了许多学者的想法，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民初几年，并不是“天下无英雄，朱子成名”的时代。比陈独秀年长不了多少、成名较早的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还健在（影响最大的梁启超只比陈独秀大几岁）并没有停止他的努力。陈独秀之所以能够一举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叶先生，提出了很多人心中的关键问题，为时代发出了声音。当时大多数学者对新共和国背后的学术基础并不熟悉。“国家”和政府很难区分；既然政府用行动证明了“国不爱国”，陈独秀那句引起“天下骂”的言论就变成了具有预言意义的预言。

章士钊看到陈独秀文章的例子，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很多人想出了自己的所想，说出了自己所说的，其中包括很多重要人物。例如，著名记者陈景汉公开宣称：“我们未来所希望的不是其他国家的援助，也不是政府的行动”。是的，我们只是我们的公民。他不仅呼应了陈独秀的弃政寄民的理念，而且所谓的“外国援助”也与陈独秀的主张相对应。称为“瓜分”。而梁启超于1915年6月发表的《谴责示威》，也用主要篇幅讨论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和中国学者的意识。

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主张以民为本，但负责“澄清天下”的却是人民，出租车，是四民族的领袖。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清末“民”意识逐渐兴起，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普通百姓身上。然而，这个新兴的“人民”并没有作为一个具有相似思想的整体出现，恐怕也不一定有承担世界重要责任的意识。陈独秀强调自觉比爱国更重要，他含糊地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转向“人民”。自我意识我的提议每一个“人”都需要完善和实现自己的责任。

然而，当“人”的规模达到数亿时，即使有参与政治的意愿，也缺乏参与的实际可行性，更何况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参与的意愿。当时涌现的青年学生虽然还处于社会地位的边缘，但他们愿意参与，而且人数众多，足以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事业。陈独秀在给《嘉荫》的信中，对国内很多人“读书无兴趣”，不看好办杂志深感失望。但他的文章引起的反响可能改变了他的认识。在讨论陈文的社会反应时，章士钊特别指出：“当时国家的政事足以压抑年轻人的意志。”这个观察或许对陈独秀有一些提示。他立即决定创办《青年杂志》，关注年轻一代的学者。

也许是因为他不太突出。或是因为对精英学者的失望，陈独秀似乎比当时的大多数人更早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变迁所产生的新生力量（梁启超也很重视年轻人，但他主要关心的还是青年人）。《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因偶然因素更名为《新青年》，不经意间将范围缩小到了年轻人中的新潮人物，进而增强了其影响力这些混合着直觉和远见的选择，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却适应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趋势。在一个观众决定演讲者命运的时代，陈独秀和《新青年》h”有机会回应一切。

2.从国家意识到个人意识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在《社会公告》中明确指出：“国家已是废墟，道德败坏，学习不好。后来的责任就落在了年轻人身上。这部作品的初衷，盖想与年轻的诸王们共同探讨今后如何修身治国。”他进一步提出：“今后的一举一动，都会与世界发生关系。我国青年虽然蛰伏学习，但决不能不放眼世界。”这就确立了该刊的两大趋势，一是面向年轻人，二是面向世界。也明确了从“道”、“学”的基本层面入手的目的，除国内外“大事”栏目外，本期基本是推断就政治而言。陈独秀也在《通讯》中指出：“改造青年人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修养，是初心的天职；批评时事，不是他们的目的。”

在该刊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希望能够“自觉地奋斗”的“鲜活的青年”。所谓自觉，就是“意识到自己鲜活的价值观和责任，并把自己视为某种东西”。不卑不亢，不应该像很多人一样，年纪轻轻，身心就不好，已经进入老年了。至于奋斗，就是“增强智力，努力排除腐朽腐败，对待腐败分子”。与他们为敌，如同猛兽，不做邻居，不中他们的毒。”一年后，当刊物更名为《新青年》时，他借机辩称，《新青年》不仅要在身体和心理上与“国老力强”，也不同于那些身心俱老的人。强者中的“老青年”。

新刊基本上仍然贯彻了陈独秀之前关于“爱国主义”和“自我意识”的论点。陈独秀强调，只有少数“敏感、自觉、勇于斗争”的年轻人才能“以己之力救人”，为自己承担责任。到那时，中国的“社会就差不多有太平的日子了”。为此，他提出了六个努力方向，即独立而不是奴役、进步而不是保守、进取而不是隐居、全球而不是民族主义、务实而不是虚幻、科学而不是缺乏想象力。同期，该杂志还出版了高一涵的《共和国意识与青年》，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一步落实在新“共和国”之上。陈独秀立即写了一篇《当今的教育政策》，提出教育的责任在于人民，而不是政府，教育政策应着眼于理解青年。人生的真相、个人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未来责任的艰巨，最重要的是要厘清国家的含义，才能厘清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他说，现代欧洲文明已经到了民族主义的阶段，但国家的过度繁荣必然会侵犯人民的权利，因此，“民主”出现了，强调主权在人民，实行共和政治。沙子，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自救的好办法。但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人民应该尊重自己，不需要把一切都归咎于政府，也不应该去争取“共和体”。只有“民主国家”才能成为“信任”。

这时，陈独秀所说的“民主”仍然对应于君主；而“民主”，或者后来流行的Demokrasi，则意味着接近共和的东西。三年后，他仍然说：“现在世界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共和科学和无神论的光明之路；一条是通向共和科学和无神论的光明之路；另一条是通向专制迷信和神权政治的黑暗道路。”新派人物“最终倾向于共和科学的侧面”。这里共和与科学的并置，大概就是后来著名的德先生、赛先生的由来。与民主相对应的是共和国。因此，陈独秀所倡导的“民主国家”侧重于共和政治的政治层面。ics，而不是国家层面（即君主对应的民主）。

当时的中国，还不太平。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它正在经历重大的政治变革。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6年春，袁世凯放弃帝制，不久就去世了。在君主政体短暂重现的同时，所谓“再共和”的武装局势也出现了。这些名副其实的“国家大事”并未在《新青年》中得到正式讨论（仅在“国内大事”栏目中提及），这确实体现了无心的“时事批判”的办刊意图。陈独秀

陈独秀在1916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不仅预言国内外形势将发生剧变，还进一步强调了“e他主张1915年以前的一切“按古史”，从1916年起一切重新开始，“以新的努力，以新的人格，以新的国家，以新的精神”。新社会、新家庭、新国家。”只有“民族复兴”之后，中国人才有“与习人民打交道的价值”，才有“在地球这个角落生存和呼吸的资格”。必须抱有这种希望的人才能称为年轻人。而年轻人的具体努力在于争得胜利而不被征服，“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而不是成为“他人的附庸”，使中国的“党”一个月后，陈独秀写下了著名的《我们最后的觉醒》“国内外大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他提出，首先要从政治上认识到“国家是人民的公共财产”，中国“要想在世界上生存，“必须放弃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官僚专制的个人政治，而采取自由自治的国家政治。”因为最终影响政治的是伦理思想。中国的“大多数人民的思想人格”必须改变，必须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主人翁的主动地位，如果“道德问题不解决，政治学术都将是分支问题。”因此，“道德意识是我们人民的关键。”最终觉醒最终觉醒。

厘清“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建设现代化国家，是陈独秀一生言论的核心。本系列文章展示了陈独秀的一生。恩独秀对于“国”与“民”关系的思考已经大致定型。此时，他最关心的是提高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以“民族复兴”为基础，与白欧竞争，争取中国“在世界上生存”。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自觉性，将“人民”而不是“国家”置于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实现他所期望的“以人为本的国家”。在这种从“国家”到“人民”的倾斜中，对“意识”的强调意味着“国家”这个群体的努力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国家成员”身上。陈独秀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个体”意识，对年轻人寄予了更多的希望。从此，这几年，“我”越来越成为时髦言语中的“必须”；从日常生活到学术讨论，处处可见“我”的存在。关于无论“国民”是群体还是个人，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改造都成为首要努力目标。陈独秀提出从“政治”到“伦理”的意识层面，就是把工作重心从“政治”转向“文化”努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文学革命有关的文学革命。思想的表达，另一个是与思想本身相关的伦理革命。

3.从文学到伦理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所谓的文学革命，主要是表现方式（风格））的革命。在中国传统中，风格与个性密切相关。顾炎武在讨论历代文体变迁时曾说过“诗文之所以历代变化”，是因为“用一代人的文风，就如一代人的文，然则“一代之文，久沿之，人不能言此”；而后人总是模仿前人的说法，不利于自我表达。于是，“不相似，就失去了作为诗的理由；不相似，就失去了作为诗的理由；不相似，就失去了作为诗的理由；风格与自我之间的这种张力，就是风格不可改变的“势”。有这样的传统。民初自我表达发生时，表达方式首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方式转变确立后，表达者本人、表达内容等问题就被提上议程）。

一、胡1916年初，石家庄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八项主张，后来在陈独秀的鼓励下，正式成文。d“文学改革”和《新青年》书信中曾引起争议的八个命题正式提出，即言辞要有意义，不模仿古人，要讲究语法。，不无情呻吟，不使用陈词滥调，不使用典故，不使用对偶，不回避常用词、成语。陈独秀接着写了《论文学革命》作为回应。他指出胡适是最早举起文学革命旗帜的先驱者，他只是“支持”；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大原则”，即推翻陈旧、奢靡的古典文学，建设鲜活、真诚的现实主义文学；推翻晦涩难懂的山林文学，建设清晰通俗的社会文学。

不过，两人提出的具体方案只是双方进一步讨论。《新青年》的作者和读者；更多人显然没有把重点放在“文学”本身的改革和改革上，而是逐渐支持了过去的倡导者。白话文写作之路.无论是在当代人的关注中，还是在后人的记忆中，“文学革命”逐渐演变为“白话运动”。后者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持久的遗产，真正改变了历史——今天白话文已经完全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几乎唯一的书面表达形式；即使是在所谓“象牙塔”的学术界精英中，也几乎没有人会用文言文写作。

如果说文学革命注重思想的表达，那么陈独秀也注重思想本身的革命。当时《新青年》仍在贯彻不“批评时事”的宗旨。然而，陈独秀的如此所谓伦理意识，是建立在伦理思想决定政治运作的基础上的。所以，他虽然不谈政治，但他的意图仍然是政治。同样，文学革命也绝不仅仅局限于表达层面，而是有其从文学到思想、社会再到政治的内在路径。在陈独秀看来，欧洲革命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宗教、伦理、文学、艺术；而中国革命则仅限于政治，而且是不完整、不完整的。由于革命的边缘还没有触及“根深蒂固在我们精神世界中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一场独立的政治革命“不会改变中国社会”，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他以这样一种“革旧求新”的全面视野，从“C问题”中看到了“伦理道德革命的先行者”。“儒学闹国”，提出了当时广泛讨论的问题。“儒学问题”、文学革命、思想革命，都被视为更大的“运”的一部分。陈的想法很明确，那就是”，“新旧之间绝对没有和解的余地。”儒家“基本伦理道德与欧化是背道而驰的，很难齐头并进。如果把新导入的欧化视为对的，，我们不得不认为旧儒家思想是错误的。”换言之，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不”实际上是源于欧洲化的“是”。正是因为新与旧、中国与西方的对立，这些反传统主义者才最能“看到”传统的整体力量。用陈独秀的话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是一族，不可二选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中国学者对西方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在反对国际列强的同时，也想推动欧洲化。结果，出现了“西方分裂”；同时，新人也确实认识到，来自“传统”或“历史”的整体压力导致了“中国传统的消极总体化”。在此背景下，陈独秀后来明确表示：“若要拥护纳德先生，就必须反对儒家”。、礼节、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如果你想支持那赛先生，你就必须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你要支持德先生、赛先生，就得反对中华国粹、反对旧文学。「

」他们不再全面崇拜西方，而是选择民主和科学；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传统是一个整体，所以他们必须全力反对。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是他特别善于将学术表达转化为通俗口号，这充分体现了他敏锐的群体心理感受和对读者的理解。伦理意识改造的思想把中国人民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了人文和思想伦理的革命，而这些努力又从文学、思想等方面转移到了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域。

这些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波及全国，也是因为陈独秀半偶然地成为了北大文科院长。就这样，《新青年》的出版》及其作者群体（多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言论成为全国性话题，引起广泛关注。重大性事件。首先，陈独秀于1916年冬前往北京筹集资金组建新的出版机构。恰逢蔡元培要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于是聘请陈独秀担任文学院院长，并于1917年上任。陈独秀有教育经历，也历来重视教育。在他担任院长期间，北京大学文科的影响力显着扩大。当时，北京大学的简称是“大学”。从那个独特的称号中，我们不难理解该校文科系主任的全国影响力。。

陈独秀是如何办学的，至今没有太多的描述。他本人和胡适都感叹1920年北大学术氛围的淡薄。不过，陈独秀在同年也特别指出，此时的北大已经建立了宝贵的学术氛围。“精神”，即“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前者更加外在，体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问题，北大都不盲从”；后者是内在的，即“各种理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研究”，“声誉或声誉还不够”。虽然这是陈对蔡元培校长的赞扬之辞，但也应该代表他自己的努力。多年后，经历过国民党“党性教育”的学者进一步认识到这种精神的价值，坚信它一定要“天地同长，三灯永恒”。

4.政治革命走向行动

早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就提出了他所认为的近代三大文明，即人权论、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民国初期，或许是因为“国家制度”问题带来的困扰，任何与“国家”相对应的范畴都容易引人注目，而“社会”及与之相关的“主义”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当年很多中国人常把社会主义视为与社会有关的学说，顾名思义）。当时，不仅新人、激进分子有这种思想，就连接近政府的“安福派”和保守儒家也在思考和讨论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还更加意识形态化，那么很多人正在走向更加实际的社会转型和发展。

陈独秀在1919年提出“最进步的政治必须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其他都是空谈”。“社会经济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重大问题都解决不了。社会经济问题”对比三年前他所说的“伦理问题不解决，政治学术都是分支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思想道德到社会。轻视“国家”、强调“公民”的取向虽然仍在延续，但已逐渐从个体“意识”向群体“自治”倾斜。社会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讨论虽然都是非政治的，但都是政治性的，并且呈现出逐渐向实际政治靠拢的趋势。

当他无意“批判时事”时，陈独秀曾说过：“中国人民如果没有根本的思想认识，就没有批评和治理的理由。”隐含的意思是，如果中国人民有根本的思想认识，就可以批评和统治。使政府权力化。同样是在1917年，有读者指出《新青年》呈现出从理论转向时事的倾向。陈独秀重申了不批评时事的“旨趣”，同时也表示，遇到“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对安全保持沉默、不吭声”。到了1918年夏天，尽管他仍坚称“国象常随主义而变”，但他终于正式谈政治了。陈认为，行政问题不需要讨论，但对于那些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根本生存”的根本政治问题，每个人都应该讨论，不能“装聋作哑”。现在他强调中国人民的“彻底觉醒”必须落实到根本政治问题上的“紧急改革”，以避免国家和物种的毁灭。可能是因为粉丝多《新青年》读者仍不主张张谈政治，陈独秀1918年底创办《周刊》，主要谈政治。次年发生“五四”学生运动后，多名学生被捕。陈独秀6月初在《每周评论》上撰文，倡导年轻人要有“出狱后入狱，出狱后入研究室”的志向。几天后，他本人也因散发传单被捕，被关押近百天。从此，在各种内外因素的推动下，陈独秀彻底告别了非政治立场，从思想改革转向了直接的政治行动。

然而，陈独秀当时倡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却偏向自由主义。他明确表示：“杜威博士对于社会经济（即民生）的解释，可以说是对人民的社会经济（即民生）的阐释。这是各社会主义流派的共同主张。我想，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反对。”中国如果实行人民统治，就必须“以英美为榜样。”到1920年5月，陈独秀就已经与魏京斯基接触了。他在写信给胡适反对北京学生继续罢课时强调：“我们当然要抵制政府的权力，也应该抵制民众无意识的行为。

胡适和傅斯年都认为陈独秀曾经是自由主义者。胡适认为他成为共产党是偶然的，而傅斯年则认为有是“自然趋势”，两人说的都有道理，如果陈独秀在北京有太多事情要做，如果不是他不小心和魏京斯基同时出现在上海，他可能就不会成为共产党员了部分y。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仅是陈独秀关心的问题，而且对当时中国各类学者也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张东荪、戴继涛为何差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让这些人走到一起的是社会主义，最终分开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

按照学术理论，现代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中国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是“二十一”至巴黎和会期间。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在上升。对外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主张各民族独立的“十四点计划”，对内有学者型的访华部长芮恩施、刚来中国的杜威。授课。赢得了中国人的心学者们以及他们共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背叛”也断送了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和中国自由派的政治前途。中国人放弃以日本为学习榜样后，经历了短暂的“以英美为师”，最终转向了长期的“以俄罗斯为师”。

陈独秀本人也反映了这一转折。1918年底，他仍称威尔逊为“世界第一好人”；到了次年初，他觉得威尔逊提出的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因此称之为““威力大炮”。1920年秋，他进一步主张输入学说应“基于需要”，即“一个学说是否导入了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否有需要用它来解除伤害。”以前中国可能需要导入达尔文的理论社会进化的过程。到那时，中国的“文官阶层肯定没有创新的希望，生产劳动者遭受了世界上空前的压迫，就需要输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陈独秀大致是在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发表上述自由主义言论的，这意味着他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几乎是瞬间完成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两天就能迅速实现的。中共成立时也在上海的李达回忆说，即使陈独秀成为中共领导人后，他“也不读马列主义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他的意思是“我不懂，我不学”。甚至“《指南》中署名他名字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同志代写的”。本声明有真实依据，且不限于《指南》；文章“Na的价值陈独秀在《新青年》卷八第3号署名的《国庆日纪念》，从文风到用词都与他以前（以及后来的很多）文章一致，不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鬼作，不管是不是他自己打磨的，最终的稿子显然不是别人写的。

可以说，陈独秀只是从立场上转向了马列主义，并没有系统地掌握了其理论，但凭借他一贯敏锐的学术理论嗅觉，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了大致的了解，并很快将其与自己固有的观点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显然与此相符，也成为他后来经常使用的解释工具（无论是反传统还是“反封建”，中国自由主义的态度）五四运动前后，拉尔斯和中国共产党人关系非常密切）。同样的理论也为他的“一切旧物同属一族”的观点提供了新的出路。现在他可以采取革命手段，转向国家机器（即旧政治），彻底推翻旧文学、旧伦理。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次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直至1927年被解职。1929年被开除党籍。公开反对中东路事件后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1932年10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出狱后，在从事反战宣传的同时，他也开始反思共产主义理论。经过几年的漂泊因贫困多病，于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粗略地说，陈独秀从主张思想领域革命到直接参与政治革命，既是偶然的巧合，又是他不得不遵循的逻辑途径，也与外部时局的演变相一致。。章太炎在清末曾说过：“现在言论已经逐渐成熟，接下来就是实行的时代了。”“五四”之后，类似的倾向在中国思想界颇为盛行。然而，一旦“行动”成为主导趋势，思想本身可能就会退居二线。这或许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的地位下降了，想要赶上时代的人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自我约束，甚至是自我否定。陈独秀不是那种甘于屈从于世俗的学者。目前的情况。真正行动的时代之后，他继续努力，但实际政治显然不是他的强项。

5.一生的定位

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给家乡后辈王元芳写了一封字条，上面写着：“天才对社会的贡献很大，社会每一次迫害天才，成功就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少。天才越大，天才越大；人类之所以进步，是蚂蚁的行动，而不是龙的飞翔。”无论这是抄袭别人的还是自己写的，都是自我表达。陈先生一直对中国社会非常负责、直言不讳，他的贡献也不小。然而社会对他的回报是，他的名声虽然很大，但他的“成功”其实很小。他是在狱中写下此文的，大概是对所谓的“社会迫害”深感痛苦。

陈对自己的自我定位其实充满了他位置。1922年，他为科普书社题词，回忆自己从20多岁起，“为求创新情怀”创办《安徽常用语报》；经过20年的奋斗，除了“写了几本《新青年》”之外，一无所获。但后来他在狱中写自传时却说“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政治生涯中度过了”，并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大部分都是“失败”的，这种“失败”的感觉应该是与监狱生活无关。出狱后，他仍说：“我搞社会运动、革命运动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没能对政治造成致命打击。”腐败官员。说出来真是又羞又气。”也许是吧。就是“英雄不善”。“赞扬你的勇敢。”晚年的陈独秀不再提及“新青年”时代的辉煌。当记者询问他是否如传言所说“今后会专注于文化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时，他很快予以否认。他承认自己“性格不适合当官，但每个人都应该参与政治运动”；尤其是“当前的抗日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必须参加。这大致就是他1918年恢复谈政治时所说的话，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根本”的根本政治问题。国家和民族”，任何人都不能“装聋作哑”。但这种不切实际的政治也隐约透露出参与者自我定位的尴尬。

在抗战的困难时期，陈独秀用自己不成功的经历来鼓励大家中国人说：“看来我一生所做的事业大多都失败了，但我不承认失败，只有承认失败、投降才算真正的失败。”永不屈服的失败确实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他当时特别强调：“即使全世界陷入黑暗，只要我们少数人不同意、不屈服、不屈服于黑暗，我们就可以有信心冲破云层的力量。”并看到蓝天。”重要的是“不以光明为黑暗，不以黑暗对抗黑暗”；在那座“黑暗的堡垒里，迟早会有一线光芒照耀出来，最终照耀大地”。所谓不视光明为黑暗，不以黑暗对抗黑暗，不仅是针对侵略者，也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未来。这部分地回归了自由主义立场，也是他后来的深刻认识。岁月也显示了他对人性的信心。他注意到，既然“强弱”成为“评判荣辱”的标准，“古人说人性本恶，今人讲竞争”；这不仅是表情的变化，更是善恶的混淆。在当前“全世界都同意”“人头兽吼”的情况下，必须有哲学家出来区分黑暗与光明。他知道这样做的代价，但“不服从并不禁忌”，即使“人生充满坎坷”。陈独秀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个人自觉上，希望他们“不轻言细水长流，积蓄成河已满；也有可以燎原之星的星星之火”。

“不服从不禁忌，人生坎坷”，既是一种愿望，又是一个事实。鲁迅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阶层“永远不会是陈独秀一生缺乏“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坚持扮演“对社会不满，感受到的是痛苦，看到的是缺点”和“为未来的牺牲做好准备”。一个战斗的哲学家，总是“不服众”，所以胡适说自己是“一生的反对者”，他也乐意接受，只指出这是“事实迫使我这样做”。确实，为了坚持“探求真理的总体态度”，他“见孔子的教义有问题，所以反对JL教；他认为第三国际的教义有问题，所以反对。”一切“迷信和偏见”都不会幸免。他的目的是“为中国大多数人民说话，不受束缚”。

晚年的陈独秀已被开除出共产党，不能同意国民党逮捕了他。他必须配合政府和两党抗日。情况确实很困难。但他坚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坚决不担心偏左或偏右，我一定会努力偏，我绝对会讨厌中庸之道，我绝对不会说别人说的无足轻重的话。”……我愿意说极其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其错误的话，我绝对不想说既对又错的话。简而言之，“我只关注自己独立的想法，不包容任何人的意见”。他更加顽强地说：“我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自己做决定并对自己负责。我不知道未来我的朋友会是谁。我绝对不怕孤立。”

其实很少有人真正能“n英雄也有孤独和寂寞的感觉。在他去世前一年，听说他的一些后来的朋友在屈原纪念日喝醉了。陈独秀写了一首诗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朋友。他开始说：“除了文章，没有爱好，天下没有朋友，真是荒凉。”当时中国很不满足，大家的心情也不一定轻松，而别人却还能聚在一起一起喝酒，住在乡村的破烂房子里，独自面对年老和疾病，过了听话年龄的陈独秀也许已经逐渐趋向于追随自己的内心，最终抛开了面具。“超我”。他不再像鲁迅看到的那样虚张声势，而是回归“自我”，在子孙面前说出真相。

　他依然没有“屈服”，但他不再嚣张、承认没有朋友的凄凉。不过，可以说是凄凉，但也不是那么的凄凉。油酸盐。面罩可取下并轻松拧上。孤独中，有几分平静，也有几分牵挂。更重要的是，陈独秀不再专注于政治，而是回归文学，跻身张士行列。这次回归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一生事业的所谓失败也与“政治”有关。在“文章”领域，他永远是胜利者，也永远拥有追随者。

这是否是陈独秀最后的自我定位，我不敢说。与他接触过的人大多不认可他的工作成就，而是赞扬他在思想上的贡献。最典型的例子是，前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称自己“思想极其高明”，却是“政治上的一大失败”。傅斯年或许才是陈真正的翻译。他不仅承认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伟大彗星”，而且看到了他不迁就任何人的特点。但“只关注自己的独立思想”——陈独秀也许不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是“一生的反对派”，但实际上“他永远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