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日本人山崎宏在山东省济南市，从打扫楼道到治病救人，做了一件件“为民”的好事。他一直在为战争赎罪——作为一名侵华的日本军人，他参加了长达六个月的战争，对中国人民的愧疚感始终弥漫在他的内心。

2010年3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济南市南部的“七里山诊所”——这里是儿科医生山崎宏就诊的地方。前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十几平米的地方挤满了病人。山崎宏博士白色的长眉毛遮住了一双狭缝的小眼睛。这位瘦弱的老人今年102岁，患有白内障，并且患有严重的耳聋。与患者的沟通完全依靠经验，一切患者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他拿起听诊器放在一个孩子的胸前，告诉孩子的奶奶：“我喉咙打呼噜，我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小时候，单医生给我看病，我的孩子也来看过他，现在轮到我的孙子了。”

在邻居眼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山大富”。他说话带有浓重的济南口音，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走路时只能一步一步缓慢移动。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是日本人。

逃兵山崎宏

1908年11月，山崎宏出生于日本冈山县。1937年，卢沟桥事变两个月后，29岁的山崎宏以军医身份随日本侵华军千芝部队来到中国。

六个月后，年轻的山崎宏在一天深夜逃亡，“因为他无法忍受军队的烧杀抢掠，破坏他人的生活”

在模糊的记忆中，山崎宏记得山东半岛最东端“离日本很近，可以找机会回家。”逃兵山崎宏在前往济南的路上乞讨，并在济南停留。从此再也没有搬家，因为“这里的人给我吃的，给我水喝的。”一位带着女儿从唐山逃到济南的女人经安排成了他的妻子。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单勇”

20世纪40年代末，山崎宏在济南郊区拥有一家私人诊所。虽然生活很拮据，但他大多免费为穷人看病。几年后，新中国成立，他的中文有一天，他听到毛主席在广播中说：“欢迎外国朋友留下来，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眼前一亮。他觉得自己只是想“为人民服务”。

20世纪50年代初，山崎宏诊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联合诊所。不久之后，他成为当地卫生中心的一名医生，并领取公共工资。在医院工作多年，山崎宏的工资没有变化，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单永云听到另一位医生说：“每次加薪，你爸爸总是跟主任说，给别人机会。”

虽然他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但他服务了几十年的人，一直都是中国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向中国人道歉”的念头，在他心里藏了大半辈子。“我想回去。‘中国’

这个有罪的人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单医生大多数时候见人都会俯身微笑，却很少与人交流。他从不探望，当他不高兴了，他差点没c真诚地对待我的家人或朋友。我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一些日语资料，偶尔哼几首日语歌曲。

单永云还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经常告诉她“去做吧”。她的母亲过世较早，她对父亲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山崎宏从未提起过。她觉得父亲身上唯一剩下的日本习俗就是每天早晚喝凉水，一直洗澡到95岁。1976年，战后30年，中日也开始尝试重建友好关系。关系。今年，阔别家乡近40年的山崎宏再次回到日本。在家乡冈山，他看到亲人为他立牌、修坟。原来失踪的军医山崎宏被列入名单战争死者。他在冈山的家人收到了来自军方的骨灰盒。家人打开瓮，发现里面有三块小石头。山崎宏亲眼目睹家人将他的牌位移走。家人还给他找了一份日本医院的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还长，我想回中国。”年近70岁的山崎宏回到济南，他带回家里的是一台别人废弃的14英寸彩电，而是花钱买回了一堆日本科技书籍和一台心电图机，他捐给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山崎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与济南市结为友好城市。作为媒人，山崎宏自掏腰包并且经常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城市之间。在他看来，“只要“既然是好事，我就去做。”他甚至就此事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了一封信。首相后来给他写了回信，并给了他“4个字：”方式”。

“多为中国人民做点好事”

山崎宏老人的故事在日本广为流传。渐渐地，他也开始受到中国媒体的关注。这个人在中国默默地生活了几十年。老人坦言：“赎罪的念头一直在我心里。“这位日本老人一直认为，赎罪的方法就是‘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好事’。

有些好事根本微不足道。”从1980年开始，他开始打扫三楼以下的走廊。每天都有新搬的大楼。后来，同一栋楼的老住户陆续搬走，取而代之的是来来往往的租户，他从未停止过。几年前，他终于扫不了了，女儿单永云接手了这份工作，直到今天。

在“七里山诊所”，记者看到单医生坐的办公桌上浅黄色油漆剥落，玻璃板下有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山崎宏亲笔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的诊所。除周日外，山崎宏每天上午8点至10点去诊所。“无论刮风下雨，每一天都准时。”诊所老板刘默童说。刘墨童回忆，当他晋升职称时，他必须学习日语。刚认识的山崎宏热情地辅导他，但不收任何钱。当他带礼物致谢时，山崎宏拒绝了，并说：“你我都是君子，我们的友谊淡如水。”此前，这位日本老人还给山东大学的学生教授日语口语。在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读了半年，也没拿过他的钱。。

97岁时，山崎宏邀请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到家中，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地填写了自己的名字，并盖章。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为灾区组织捐款，山崎宏就已经到当地红十字会捐款3000元。他接过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了1000元。

如今，山崎宏仍然与他的女儿及其家人住在一起。女儿和女婿都退休了，孙子在公交公司工作。这是济南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由于仍保留日本国籍，老人可以获得相当于1万多元人民币的养老金。每年都会有来自日本政府的捐款，但他几乎总是以各种方式捐赠。每个月几千元的退休金足以让他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山崎宏家的餐桌上常见的却是老济南常吃的包子、粥、咸菜。“生活工作向上看，物质享受向下看”。山崎宏经常这样说。

在老人失聪之前，单永云经常能听到父亲说起“赎罪”这个词。现在，老人已经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他仍然时常用呜咽的声音喊着“为人民服务”。时间开始吞噬他的记忆，他已经记不起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但每当有人问起他时，他还是会用含糊的声音说：“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太多的灾难，我会尽力赎罪。”他不知道他的回答很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