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六十年，从未走过安逸之路。一是时代生存环境的原因，二是个人性格的原因。另外，就是因为一直无法放弃“幸福世界”的梦想。我认为，所谓幸福的世界，就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幸福。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和理想，可能都源于早年作为阴影伴随着我的贫困。我出生在日本。1945年祖国解放后，父母带着大姐、二姐、哥哥、弟弟、妹妹和我乘坐临时客船回了家。船上坐满了和我们有同样眼光的韩国人。不料行到一半，船触礁沉没在大麻岛上。虽然一家人都得救了，可是父母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点钱在日本被水冲走了……就这样，我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祖国，等待我们的是无边无际的贫困。回国时我才4岁，对家乡的第一个记忆就是浦项市场街的贫困。贫穷像石花壳一样缠在我们家，20多岁的我始终无法摆脱。我父亲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是三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家里有一小块地分给了两个哥哥，父亲年轻时就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养猪养牛的技术。1935年，我父亲和几个村民去了日本，在大阪附近的一个牧场工作。通过努力和节俭，我终于存了一些钱。在日本暂时安家后，父亲暂时回国迎娶母亲。不久，他们一起去了日本。返回后来到中国，父亲在“6.25”事件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商业高中基金会主席同志拥有的牧场工作。我妈妈在浦项市场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卖水果。我从5岁开始就是父母的小帮手。“6.25”事件爆发时，我还在读小学。那一年，妈妈带着我们的七个孩子（弟弟是我们父母回国后出生的）到星海叔叔家避难，而爸爸则继续在牧场干活。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早晨，弟弟在哭闹，二姐背着他在院子里玩耍。突然有飞机飞过的声音，接着是屋顶轰隆隆的爆炸声。不知过了多久，恐怖的声音终于停止了。但是姐姐和弟弟呢？一家人惊恐地跑到院子里。姐姐a弟弟倒在了院子中央，额头和后背都冒出鲜血，全身都被烧焦了。妈妈差点晕过去。见两个孩子还有气，她发了疯似的跑上山，采集草药给姐姐和弟弟涂上。像我们这样的穷人，买药是不可能的。可最后，姐弟二人痛得连呼吸都停止了。他们惨死的模样，母亲悲痛的表情，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此，战争和南北分裂对我来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父亲因战争失去工作后，我们全家不得不搬到山脚下的一座寺庙。那个庙是以前日本人建的，大家都叫它“赤山庙”。十五户人家挤在一间屋子里，连生火的地方都没有。当然，住在这里的人都很穷可爱的人。从早到晚，打斗声、饿哭声、垂死的呻吟声不绝于耳，谁也睡不好觉。每天我们全家都要出去找吃的，但就是这样也很难填饱肚子。那时候，我们家的主要食物是酒糟——粮食酿造酒后留下的渣滓。作为家里的小儿子，我每天都要去酒厂买酒糟，而且一定要买最便宜的。我每天两次用酒糟充饥。因为酒精，我总是浑身通红。以后到公司上班，我之所以能在酒席上“胜人一筹”，可能是小时候吃酒糟的结果。我把它看作是贫穷留给我的一种财富。失去牧场工作的父亲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布料生意。这种生意的“赚钱之道”是都在量尺上。布商告诉父亲：量布的时候，把尺子往上折一点，最后“慷慨”地让出一些给顾客，这样才能赚钱。然而，父亲的性子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以英寸为单位测量所有面料，最后免费赠送。父亲在逆境中凭良心做事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然而，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最切身的感受就是贫穷的苦涩。午饭时间，别的同学都在吃饭，我却只能拼命往肚子里灌水。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么能体会到水不能充饥的感觉呢？（唐政军节选自《经营未来：李明波自传》，人民出版社摄影/潘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