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我父亲的二弟戴铭恩（受启）。

从照片上看，他太像我爸爸了，几乎是同一个人。

我父母多次说过，有一次我二叔在街上遇见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就恭敬地称他为戴老师。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一问才知道，他是我武汉大学经济系的父亲。的学生。两兄弟太像了！宽额头、长脸、大耳朵、戴眼镜、身材修长……简直就像双胞胎兄弟。

二叔是二长子，父亲是三长子。他比他父亲大三岁。爸爸说，小时候，他和弟弟去上海考一所著名小学。有道题是10后加个零后原来的数是多少倍。爸爸得到了答案错了，二叔却答对了。回到泰兴，爷爷骂了爸爸。现在想来，我二叔比我父亲大三岁，当然聪明得多。但父亲总说二叔比他聪明，从小就有比他好的想法。但为什么我的父亲是1923年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而我的二伯却是1924年才从北京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毕业的呢

这些故事可能永远不会被任何人评论！1970年，父亲去世前，写了一篇关于二叔生平的详细文字，寄给了弟弟克健。可惜的是，可健哥哥的房子在文革期间被没收了，再也无法收回了！

二叔还活着四个孩子。除此之外，想念他的人还真的很少！

克孙哥在整理家谱的时候，发现了一封信从我的二叔到我的父亲。这可能是他在地球上仅存的笔迹了！夕阳薄草稀疏，晚景稀疏，岁月的痕迹已被留下。

20世纪60年代，二叔的小儿子戴可欣在武汉上大学，偶尔去看望父亲。有一次，我在小房间里玩收音机。可欣哥哥和父亲在父亲的书房里聊天。突然，可心哥哥的声音变大了。他说：“……不管怎样，他没有尽到对家人和孩子的责任。”是啊……”爸爸的声音也大了一点，他说：“嗲嗲永远是嗲嗲……”我悄悄起身，走到爸爸房间门口偷听。。。两人都沉默了。

直到文革时期，我父亲才告诉我，我二叔是他们家里唯一吸鸦片的人。他常说，多亏了共产党才禁鸦片。,不然就更不可想象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给我们讲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积极故事。我们的曾祖父嚼着黄莲，研究着金牌；九岁的孩子擦掉了书上的题字，书名与题字相同；爷爷慷慨解囊，捐资抗日；大叔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被奴役教育毁掉。在家上学……这次他简单地给我讲了他二叔的经历。他说，早年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二叔就在胶济铁路工作多年。也许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服用春药的习惯。有了这种成瘾，你完全忽视了你的家人，只关心自己的感官需求。爸爸还说，不管怎样，我们家还是有民族气节的。日本人占领胶济铁路后，二叔就不再在日本人手下工作了。他辞去工作回到泰兴老家，在大叔的“阳后学校”教英语。他知识面广，基础扎实，教学踏实认真，学生非常喜欢听他的课。当“仰侯学派”被查封后，富裕的戴家彻底破产了。二叔先后在港口中学、涟水中学教英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1952年调往徐州中学任教。那时，他已经彻底戒掉了坏习惯，独自一人在徐州认真教学。

1957年开学后不久，我的二叔得了湿疹。他认为这是一种皮肤病，没什么严重的。暑假结束后，他仍然坚持教学，又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来他身体虚弱，卧床不起，一躺就是几个月。他于1959年1月16日去世，至今仍健在。年仅57岁。我还没查出是什么病，但现在觉得像胃癌，因为后来饮食出了问题。柯盾哥哥说，他在床上打滚的时候去看望了二叔。他想吃，却又吃不下去。可欣哥也表示，吃肉后病情加重，已经无法控制。对于二叔的死，父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达过任何意见。我只记得1959年以后，父亲的玻璃板下有一张二叔穿着中山装的标准照片，还有徐州中学的校徽。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拆除。。

兄妹们回忆，二叔从小体弱，安静正直，不善应酬，淡泊名利，洒脱不羁，不拘小节，是典型的“名人”作风。

我暗暗想，罂粟花中，或许真的有美妙的天国，如梦如幻。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在迷雾中打滚呢

兄弟姐妹们，也有人说二叔不关心孩子，只关心自己。爷爷骂他：“猫狗都舔自己的孩子！……”我想这是爷爷生气的话，他大概确实少想了自己的孩子。不过，现在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茹泉姐姐也表示，她小时候病得很重，家人准备放弃。是她的二叔用仅有的黄金换了青霉素救了她的命。二婶意志很坚强，也很聪明能干。这么辛苦的养育着五个孩子，太不容易了！人们！讨厌鸦片！

雨滴落在芭蕉上，风雨难耐。无限的悲凉，让人可以勾画出每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