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生平事迹

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青桐，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评论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了一个小组，开展党建活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1925年领导五月三十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免去总书记职务。后来，他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议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地区的武装斗争，组织托洛茨基主义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后来，他在上海成立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协会”，并出版了《无产阶级》杂志，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1938年，他被王明、康生陷害为日本间谍，与中共彻底决裂。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病逝。主要作品收录于《独秀文村》、《陈独秀文选》等

当他小时候，陈独秀是个奇怪的孩子，他懂得狠狠地打他，却从来不哭一个字，这让严厉可恶的爷爷气得几乎发疯，爷爷不止一次愤怒而悲伤地咒骂道：“这小家伙长大后，绝对是杀人不眨眼的恶毒强盗。我们家真是不幸啊！”我爷爷很会评判人，长大后这孩子竟然是一个黑帮的二儿子。普罗米修斯，十世纪中国的火盗。

在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的清朝湖北留日学生督学姚宇，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极力镇压进步。学生们一怒之下，三个热血青年闯入姚氏。的房间，把他推倒在地。张继抱住他的腰，邹容抱着他的头，陈独秀咔嚓一声就剪断了姚氏的辫子。这一刻对陈独秀来说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他的人生道路就在这一瞬间选择了。他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剪断民族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容易剪，但灵魂里的辫子却不容易剪。所以，这条路是一条悲惨的路。1911年前后的十几年里，陈独秀走遍了大江南北，肩上扛着行李、撑着雨伞，寻找革命同志。在众多活动中，他的重点是办报刊。1904年创办《安徽俗语报》，自行编辑、打字、校对、发行、邮寄。即使我三餐吃粥，床上爬满了虫子，我也不觉得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他已发表编辑了数十种报刊，“我办杂志十年了，整个国家的思想都变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学派独特的思想领袖。当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他。陈在《革除三害》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而且比韩非的《五虫》更切中要害。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三害”相比之下只能算是笑柄。陈还说：“社会的中坚力量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有良知、依靠人民支持的政党，扫荡没有政见、没有良心、依靠特种部队支持的政党。”他开始意识到重要性政党。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性子不高的人，是政党、甚至是他自己创建的政党所不能容忍的。

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当晚，41岁的陈独秀大袖长袖，独立高楼作风，向民众发放传单。在下层露台看电影。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以后珍惜羽毛的教授们都不敢效仿。试想，最高大学的文科院长应该衣冠楚楚，彬彬有礼，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这样的人。陈的做法实在太离谱了。但陈说：“如果你有知识但不会运用它，而忽视现实生活中的冷血动物，你就是一个旧式的中国学校。”陈独秀入狱后，他的痛苦很快触动了中国人民的心。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古往今来的文学审问、迫害、杀戮，都是知识分子独自承担的，与群众无关，而这一次，群众与知识分子是息息相关的。《周刊评论》《怀陈独秀》诗：“按照他们的看法，我们普通人受苦。/按照你的看法，他们受苦。/他们不愿意受苦，所以你受苦。/你受苦，就是受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蕴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己

诗中人的转变，巧妙地诠释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所拥有的忍受忍受。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缺席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有何感想

兴奋、惊讶、冷静、怀疑、恐惧

八年后的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陈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有何感想

政治游戏的规则，不是陈这样“侠、刚、豪”的狂人能够理解和操作的。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决不能形成“陈独秀党”、“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再次将他开除出托共，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1932年10月15日晚，生病在家养病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给国民党发电报的人中央要求“严惩”、“极刑”、“清惩”、“速决”的包括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员何健以及多位国民党省、市、县、乡党委领导总部”等单位。与此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国》，以《取消派领袖逃不掉，陈独秀》为题，幸灾乐祸地刊登了这条消息。在上海被捕”。这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两党唯一的共识。两个自诩为革命的政党都想迅速消灭掉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伟大彗星”（傅斯年语），着实耐人寻味。《红色中国》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后，屈从于资产阶级，成为走狗和‘反共’先锋队。”《中央日报》也发表社论，宣称“反对和企图颠覆国民党的人就是叛国罪。”相得益彰。

“漫漫路上，白发污染红尘。大海有多大，龙性如何能够驯服。”陈独秀是革命者，不是政治家，政治家是冷漠的、人道的、无情的，而革命者则是单纯天真、顽固顽强的骑士和文人的结晶，或者是葛兰西所说的“哲学实践者”。陈在法庭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自弱小起，我就反抗清朝皇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为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而努力奋斗。”他的热情从未有过。冷静下来，难怪他比他小很多的胡适也很羡慕他的“青春”。学生傅斯年谈及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的伟大转折，但现在法西斯黑暗势力将蔓延到全世界，所谓的红色已经变得比红色更暗了。”黑势力，是诽谤，是诽谤，倒下，惨遭杀害……我们人类或许已经到了最后的命运了！”陈坚定地说道：“哪怕整个世界消失在黑暗之中，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同意、不屈服、不屈服于黑暗，我们就能自信果断。蓝天的力量，可见一斑。”云。”

《独秀文村》是本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选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人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央想把陈调到延安抚养，不让他在外面乱搞。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和延年都死了，他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在党中央。“他们开会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他们最终不高兴。中国领导人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也没有看透陈独秀：没有人能“养”他。同样的道理，今天的千千万万“养”出来的文人还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却自由。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了，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了，他只接受了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陈晚年做了两件事：第一，他重新重视一切价值观，“彻底推翻了我这一代人以前的观点”。老人们一般都是知错不改，但陈独秀则完全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清理。这种舍己的勇气最值得可溶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学研究。陈氏的最后一本书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突出学科。思想上的突破首先是在语言学方面取得的。一些思想巨擘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和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对语言学的选择，并不是陶渊明寻找舒适的道路或温暖的天堂，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相同的行为——从高处。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会到天地气息的汹涌分合。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着“昆虫”的生活。有多少人可以称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