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8月，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在宾客亲友的欢呼声中，18岁的陈独秀与时任安徽司令部副将领高登科的女儿高党仁结婚三次、九次。俗话说，女小辈手捧金砖。作为一名小姐，高大中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她的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陈独秀也有着光明的前途。这是一段特别有希望的婚姻。 一开始，这对小情侣可以说是和谐的。这十年来，高家又添了三个男孩，两个女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婚后受现代影响在西方思想文化中，留学杭州的陈独秀进行了反清宣传活动。由于遭到通缉，他最终逃往日本。回国后，陈独秀成了高大中眼中的“怪人”，而在陈独秀眼中，他的妻子高大中也成了十足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凡世界里家庭生活的幸福。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分离的多了，再加上性格和天赋的巨大差异，让夫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作为一个受过传统封建教育的妻子，高忠忠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安定有序地生活，因此她对陈独秀的行为极为反感，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无休无止的唠叨和责骂，这让他更更加厌恶这种包办婚姻和旧式的妻子。于是，家庭不和、言语争执就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不再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爱和冷漠之后，就变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狱。正当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时，有一天，高家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高君曼，高君曼，高氏同父异母的妹妹。高俊曼，本名小畅，是一个10岁的女孩，从小就接受新的教育。她性格活泼、热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她特别喜欢姐夫出版的作品。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停滞不前的婚姻生活。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亲人并没有太在意，但高君曼时髦的衣着、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感到很紧张。h 和新的。于是，高君曼利用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交往，或谈心，或在小道上散步。在激烈的互动中，陈独秀对她这个新式女人的一切举动感到惊讶。在公众看来，姐姐的到来或许会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来不怀疑自己的丈夫和姐姐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感情却如燎原之势。只要有风的一点帮助，它就无法被遏制或扑灭。一颗寻求建议、进步、甚至产生钦佩的粉丝之心，一颗渴望突破障碍、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精神。在来回的碰撞中，讨论变成了约会，亲情变成了爱情，情感在敬佩中升华，日子一天天过去。当他们意识到危险的时候，他们已经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无法抽身。自我批评。面对随之而来的流言和世俗家庭的压力，有远见的高君曼并不在意，而愿意冲破束缚的陈独秀也无视人们的意见。批评只会让两个离经叛道的“不听话”拥抱得更紧。各种打压、绞杀失败后，他们因高调的“自由恋爱”而被赶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起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当时，陈独秀正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身边还有衣着时尚的高君曼。他们拜访贵客，听琴赋诗，“徜徉湖山间，相见甚欢”。新欢的晚安很短，旧爱的孤独却很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和妹妹的掠夺，坚守女性伦理的权贵们老家心痛，却又不得不忍辱负重，一如既往的孝顺公婆，照顾孩子。她没有大惊小怪，也不想把家族丑闻公之于众。她只是郁郁寡欢，整天闷闷不乐，关着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为安徽省巡抚公署秘书长。高君曼陪他回到安徽。不久，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击，不得不再次逃离家乡。在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从未放弃。他历尽艰辛，承担起家务和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只是动荡的生活摧残了她的身体。她得了肺结核，整天咳血。但她并不后悔。世界卫生大会真正令她心寒的是陈独秀对于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君曼的两个儿子来谋生。作为姑妈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回家吃住。不料陈独秀却一口不肯。称她为“妇人之仁”。两人见陈独秀如此不怀好意，就开始争吵，后来，竟然打了起来。由于长期患病，自1922年移居北京的陈独秀开始逐渐对高君曼冷淡，并盛传他另有美人。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能忍受这样的待遇

他很沮丧。 1925年，携子女迁居南京。从此，他们一南一北分道扬镳，再也没有见过面。 1930年9月，高大中在家乡度过了他的55岁生日。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参加葬礼为了她的妹妹。时光飞逝。二十多年过去了，家人却依然恨她。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新患，最终病逝于南京。陈独秀一生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逐渐爱上了女医生石至英，并公开同居。当他晚年陷入绝望时，陪伴他走到生命尽头的是比他大30岁的女子潘兰珍。 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临终时，他或许终于明白了夫妻同甘共苦、永不放弃的意义。然而，面对陈独秀的情感过往，这对优雅的高氏姐妹，虽然性格完全不同，却依然感受到了她们灭亡的悲剧，悲惨的命运是如此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