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法国，一个正义的日子——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极光报》上发表了一封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告》，向世人报告了一起被当局隐瞒的冤案，以公民的名义怒斥“国家罪行”，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小人物诉苦……

此举震惊了法国，也震惊了整个欧洲。

事件起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诬告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抓获，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然而，荒谬开始发挥作用。在傲慢和反犹太主义的煽动下，军方无意纠正错误。原因是国家的尊严和h军人至上，国家不能向“个人”低头。这种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呼应。结果，间谍被释放，德雷福斯继续“为了国家利益”充当替罪羊。

面对这样的不公，左拉勃然大怒。他先后发表《致青年书》和《致法国书》，揭露军方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职权，称其为“最黑暗的民族罪行”，称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和人权精神正在经历一场噩梦。尤其是《我控诉》一文，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朝野。

左拉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不是德雷福斯本人的经历，而是法国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挽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挽救法国的未来，就是维护全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

然而，另一个悲惨的一幕出现了：同年7月，军方以“陷害”罪名起诉左拉。结果，左拉被判有罪，流亡海外。

左拉虽然遥遥无期，但这个英姿飒爽的“叛徒”形象却犹如一粒锋利的沙粒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毕竟这是一个有反强权传统的民族，还签了《人权宣言》……敏感的法国终于被沙子伤了，逐渐从“民族至上”的恍惚中醒悟过来：是啊，不就是“个人正义”“捍卫”国家正义吗？难道不是“个人尊严”构成了“国家尊严”吗？国家不就是唯一让人感到自豪和安全的东西吗？对每一个公民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和荣誉？

越来越多的舆论开始倒戈。在舆论的压力下，1906年7月，第左拉死后第四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判决德雷福斯无罪。

军队败诉了。法院和政府承认他们的疏忽。

在法国历史上，这是国家第一次向“个人”低下骄傲的头颅。

德雷福斯案有了公正的结论。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场重要战役。树立了对“人”的认识和维护的里程碑。

权力可能出错，领导人可能出错，政府也可能出错。躲闪否认固然可耻，但犯错挡疑更可耻，也丢了权力的面子。忏悔的勇气是对一个群体、政府或民族素质和宽容度的最好检验。

1992年11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正式为17世纪受教廷审判的伽利略平反，并很快写信给罗马教皇学院科学，将达尔文从“异端”的指控中移除。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埃迪·卡特平反，并为他的幸存者颁发了迟来的勋章。艾迪是一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非裔美国军人，却被错误指控叛国罪而被停职。1963年，艾迪因抑郁症去世，享年47岁。时隔半个世纪，美国政府终于良心醒悟，向死者道歉。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政府向个人认错，大人向小人认错，大国向小国认错，都不容易……不简单。

关键是有没有健全合理的制度、健全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有严格的法律保护，又有公平的民意和舆论环境。我们要坚信只有当错的人说“我错了”的时候，他会不会失去道德和尊严。